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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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９２
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一
辛亥革命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和思想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即同盟会成立的这一年）
提出三民主义。他赋予民族主义的含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如此，应当承认，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次推翻清皇朝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质上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生长起来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
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并不要推翻清朝统治，它把如何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危机下挽救中国的命运，作为一个迫切任务提到中国人民的面前。维新志士们认为，解决这一任务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求清朝皇帝“变法”——进行政治改革。响应这个运动的主要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也不敢发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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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层的农民群众。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自发地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形成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
这个运动也不推翻清朝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在义和团力量的胁迫下，曾不得不宣布（只是暂时地、虚伪地）采取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
通过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不能不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感到震惊。
他们在决定如何进一步侵略和统治中国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差不多紧跟着就出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１９０５年同盟会的成立，可以视为革命运动高涨开始的标志（我们把由此开始直到１９１１年的革命，总称为辛亥革命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发展到辛亥革命运动，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１９０３年左右开始的几乎遍及各省的，以保护路权、矿权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在争路权、矿权的爱国运动中，工商界人士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出让给外国的矿山和铁路，主张设立商办公司，以自己的资本来开矿筑路。
这个运动以爱国保乡、反对洋人势力为号召，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响应。
１９０３年还发生了“拒法”
（反对清朝企图向法国借款借兵来镇压广西的会党起义）
、“拒俄”
（抗议俄国拒绝撤退利用义和团事件进驻东北的军队）
的运动。
１９０５年又发生了抗议美国国内排华暴行，抵制美国货的运动。这些运动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但和义和团不同，不以暴动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爱国运动。说这些爱国运动是引导到革命运动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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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并不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说的。事实上，这种爱国运动继续发展，直到１９１１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它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这些爱国运动都没有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参加这些运动，甚至在这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毋宁说是企图维护清朝统治。
他们不愿意看到由于清朝统治的覆灭而造成剧烈的社会震荡。发起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士就曾陷于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发动可能发动的群众以张声势，又竭力要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客观事实的逻辑表明了，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不能不同清朝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从爱国运动中不可能不诱导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经过１９００年事变（义和团、八国联军）和１９０１年的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发生了一个变化。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政论，敏锐地反映了这个变化。
他在１９０１年写的《灭国新法论》一文中指出，列强瓜分中国之说已经喊了十几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人们以为他们很可能就此实行瓜分，不料他们的论调反而一变而为“保全支那”。为什么呢？梁启超说：“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钳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
，因此“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
，这是灭亡中国的新的办法。所谓“保全中国”
，实际上是“保全”清朝这个腐朽政权的统治，对这点梁启超也是懂得的。他说，“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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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列强所不愿看到的前景。它们只愿意中国有一个“至愚至弱”的政府，利用它来间接统治中国。
“使以列强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抗外敌，谓之为义士，为爱国，而镇抚之也无名。使用本国政府之力间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为抗政府，谓之为乱民，为叛逆，而讨伐之也有辞。
故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梁启超所讲的这些是合乎事实的。
固然在１９００年以前中国已经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但清朝政府毕竟还不甘心于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还发生了１８４年的中法战争，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而在１９００年还虚伪地向外国“宣战”。到了１９００以后，帝国主义相约实行所谓“门户开放”
、“保全中国”
的政策，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危机暂时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强的“宽恕”
，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的斗争，就不能不表现为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
上引梁启超的话，和１９０３年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所说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同样的意思。在１９０１到１９０２年梁启超的确也表现过赞成革命的倾向，但不久他又回过头去同他的老师康有为站在一起，唱起反对革命的“保皇派”的调子来了。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有一条理由是革命将招致列强的干涉，使中国遭到瓜分的危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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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这种论调，孙中山说：“今有满洲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
《民报》上汪东也说，难道不革命能救亡么？
“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谓窃盗不足以亡中国，愚又甚于孩提之童也。”这些其实就是梁启超说过的话。以这样的论据来证明推翻清朝的革命的必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者的确有许多是着重于揭露国内满汉民族不平等，满洲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从而宣传“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们重新利用２６０年前的“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一类材料来鼓动反满情绪。反满的老口号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活力。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这是说１９００年前的情况。
“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为什么１９００年后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试读１９０５年在北京火车站上向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投掷炸弹的吴樾的遗书，那里虽然强烈地表现出传统的反满情绪，但也说：“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二百多年后反满传统情绪之所以重新燃起炽烈的火焰，就是因为这时反满已经成为从帝国主义魔爪下救亡的口号。
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朝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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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
对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以焚烧外国教堂等低级形式表现的反帝斗争，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暴动”
，“野蛮之排外”。他们或者说，“就自然的暴动加以改良，使之进化”
，成为“秩序的革命”
；或者说，应当是“正当之抗外”
，而不应当是“野蛮之排外”。陈天华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不好处。”
他们企图扬弃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是有理由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
青年革命家邹容在１９０３年所撰名著《革命军》中说：“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
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中，有一条是“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同盟会预拟在革命爆发时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也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这样的条款。
但是，当时的革命派一般地都认为，他们不是“野蛮之排外”
，而是文明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所已经做过的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因而革命就不会遭到列强的干预，而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赞助。他们为了使自己所进行的革命能够取得列强的同情，甚至预先规定，在革命胜利后将继续前政府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保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既得权益。
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到这样的预约同争取中国的独立之间有矛盾。总之，他们以为，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清朝政府当做统治中国的傀儡，那么推翻这个傀儡政府，中国的独立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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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然解决了。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可能武装干涉中国的问题，革命派中有些人说，如果发生这种武装干涉，中国将依靠人多地广进行坚决的抵抗，但是他们毕竟把希望主要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至于帝国主义列强还可能通过武装干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这更是革命派所不能预见到的了。
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便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迅速处于崩溃的危机中。
这时，尽管革命派表示并无“排外”
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立刻敏感到，打在它们的走狗头上的革命大棒将有可能直接落到它们的头上。例如俄国驻北京公使在武昌起义八天后，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
，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由于无法平定叛乱，“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１９００年它所做的一样”。
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鼓励参加辛亥革命的“温和”
势力，并且支持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篡夺革命果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二
建立民主国家，这是同盟会明确提出来的纲领，也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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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主张。
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人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政治革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
因此，“政治革命”要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
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为榜样的。当时世界上也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以做榜样。
孙中山１９０４年流亡在美国时发表文章说，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
“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大体分为主张君主立宪和主张民主共和两个派别。君主立宪派主要是代表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多的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力。戊戌维新运动已经提出过“民权”的口号，但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君权。所谓君权，其实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力的集中表现。维新志士们主张调和君权与民权，实行所谓“君民共主”。
在１９０５年左右，资产阶级立宪派以自己的主张反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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