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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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全社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直到能够进入共产主义）

　　　　，邓以通俗的语言称之为共同富裕。

　　　　关于共同富裕是目的，邓曾多次说过。例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１１页）。

　　　　为了共同富裕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必须有公有制。如果放弃公有制，即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将只是极少数人富裕，形成两极分化；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即使有了公有制，将只是共同贫穷。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都主张公有制。应该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从来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联系的，屏弃公有制就无所谓社会主义。但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几乎都是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邓也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６３页）所以注重发展生产力，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邓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样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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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２胡绳文集

　　　　邓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１６页）

　　　　这里说出了毛泽东和我们党过去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的原因。可以举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说过的许多话，表明他们是非常想发展生产力的；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结果在实际上成了忽略或忽视发展生产力。

　　　　要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

　　　　这里有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而激发出来的广大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但是，它如果不通过科学技术，就不能转化为现代化生产力。所以邓早在１９７５年就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后来又说，应该把它看作第一生产力。

　　　　政治对生产力的作用固然表现在鼓干劲上，但主要在于激发人们去努力掌握科学技术。

　　　　１９５８年搞“大跃进”运动，以为直接依靠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鼓干劲，就能有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结果事与愿违。这其实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结果是既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两者的关系，邓强调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这是对几十年来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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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７３２

　　　　先进的、优越的，那么它一经形成，就该维持不变，依靠它就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那就必须把公有制生产关系搞得更“先进”。历史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斯大林曾经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因而不发生改进生产关系的问题。毛泽东不大同意斯大林的僵化的想法，但他没有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他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时，至少在建立农村人民公社这一决策中，企图以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来推进生产力，而所谓先进就是指“又大又公”。但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只是形式上看起来好像先进，并不能真正起促进生产力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初步建立以后，就应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按劳分配制，虽然一般地说来是先进的，但公有制适用的范围多大，采取的具体的形式是什么等等，都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改变其具体形式。各种具体形式是否适当，不能从是否又大又公的标准来判断，而要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总结历史的经验，邓勇敢地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这是创造性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邓在农村体制开始改革的时候，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

　　　　１９８０年有几个省已经开始实行把人民公社制度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收到了效果。但许多省份还没有这样做，或者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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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２胡绳文集

　　　　刚开始进行这种改革。

　　　　１９８０年５月底，邓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

　　　　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５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关系的进步。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以为靠这就能发展生产力，那只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提出生产力居于首要地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来这样的原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这些原理不只是适用于中国，可能带有普遍性，但邓不是一般性地提出这些原理，而是紧紧地联系中国的实际应用这些原理。他不但要求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而且还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把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点，当作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会议前两个月，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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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９３２

　　　　向外国客人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２５２页）。

　　　　多年来，人们一般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短暂的过渡时期。这样，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把社会主义社会分成几个阶段。历史的实践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经过革命而产生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也还值得考虑。至于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很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不是一个很长的历中时期，而且必须从初级阶段走起。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是特别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的概念。

　　　　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曾经受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急性病的传染。虽然他们也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长时期的，毛泽东甚至还提过社会主义会有发达的阶段和不发达的阶段的区别，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没有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考虑中国的问题。邓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指”文化大革命“——引者）

　　　　，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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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２胡绳文集

　　　　段。“

　　　　（２６９页）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以过去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为鉴而提出来的。

　　　　邓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应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这两个特点。

　　　　他在１９７９年谈到底子薄这一点时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虽然有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整体上看，要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对于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过去毛泽东和同代的领导者们也是看到了的。毛泽东用“一穷二白”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性，往往估计不足；而且有时他们甚至认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更有利于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评论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说，那时人们认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仿佛只要苦战三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他还说，“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见该书７２０页）。

　　　　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挥洒，画出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有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一定是和社会主义的很高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当社会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时候，不但谈不到最新最美，而且不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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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１４２

　　　　定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明确地指出，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

　　　　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找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在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人看来，是荒谬的。

　　　　的确，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况，一般地提出问题说，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应该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样的问题是无法答复的，或者只能答复城市应该是中心。

　　　　但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到农村中，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同样的情况。既然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必须更加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且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实行一系列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邓说：“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２６１页）

　　　　这里所说的一成不变的框框，就包括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公式。突破框框，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打破一般公式的束缚。

　　　　邓敢于突破框框，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同毛泽东敢于突破框框，找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样，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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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受框框的束缚，许多问题是难于作出判断的。

　　　　１９７８年开始从人民公社制度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

　　　　（３６７页）

　　　　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来追问说，一切生产资料都成为公有的人民公社算社会主义，还是家庭承包算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的确是很难回答的。历史经验证明，公社所有制（后来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虽然看起来好像社会主义的味道很浓，但是并不能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并不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展开了宽广的发展前景。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２页）。后来他又反复讲这个思想。例如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

　　　　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５２页）十几年来，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抽象的意义上看，提出这样的大政策似乎是很奇怪的。

　　　　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这和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