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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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慕堂前遇祖母
我近距离和老夫人相遇，是在“中华民国妇联总会”的“孺慕堂”。
当时我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美伦和我正式获邀出席美国波士顿大学校长亲自来台颁授老夫人荣誉博士学位的茶会，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叁点。我和美伦提前二
十分钟到场，先和在场的贵宾寒暄，有“行政院长”俞国华夫妇、“国防部长”郑为元、“教育部长”毛高文夫妇、台湾故宫院长秦孝仪、“妇联会总干事”钱剑秋女士，以及好几位大学校长等。当老夫人一进场，大家热诚地报以掌声，她老人家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挥挥手，手中握着大家熟悉的白色小手绢。
那年她已九十一高龄，仍相当健朗，尽管步履稍缓，但不需要别人搀扶，也不用 杖，耳聪目明不戴眼镜，也不用助听器，令人钦羡和佩服。她在接下荣誉博士学位後，即席发表英文演说，一口标准而浓厚的美国口音，字正腔圆，清晰有力，内容充实，文字优美，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聆听她的演说，让我无比钦敬。
那天我和美伦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和老夫人见面。当她步入茶会礼堂时，我和美伦主动趋前致意。她看见我，笑眯眯地和我微微点头，我趋前致意和自我介绍：“报告夫人，您好，我是孝严”
她很慈祥地伸出手和我握手，用乡音很重的奉化话问我：“侬好吧，侬好吧，侬在‘外交部’是吧，侬表现得很好”
“谢谢夫人，也恭喜夫人获得博士学位。我是孝严，我在‘外交部’担任‘次长’。”我恭敬地说。
“好，好，很好；我晓得，侬做得很好，侬做得很好。”
她那麽亲切，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我知道她当场认出我来了，也很高兴看到我在场，她老人家在握住我右手的那一刻，我多麽想偷偷地喊她一声“奶奶”。她也很开心地转向美伦，我把美伦介绍给她老人家，她十分愉快地和美伦笑笑，并热切地握住她的手。
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老夫人接近，虽然只有几分钟，却令人难忘，也达成我多年心愿。而这个机缘是由自己努力挣来的，设若我未能考进“外交部”，或日渐担任较重要职务的话，就不会有人邀我出席这场茶会。一生当中，总会有几幕快乐或温馨的画面长久留脑海，那天和蒋夫人短短的交谈，是那麽自然而温馨。
蒋婆婆笑迎万安
当外界有人以讹传讹地说，蒋夫人对我想认祖归宗有所保留，理由是她从来不晓得赣州的那段往事，这实在是陷她於不义。除了孝武一九八八年主动告知老夫人知情外，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也推翻了前面不正确的说法。
一九八六年我的男孩章万安，在台北私立复兴小学念幼稚园大班，和陈履安最小的儿子陈宇全是同班同学，由於两家住得很近，万安放学後常到宇全家去玩，宇全也常到家里来找万安，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天下午，万安从宇全家骑着小脚踏车一身臭汗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很兴奋跑到美伦跟前嚷着说：“妈妈、妈妈，今天在宇全家看到了一位蒋婆婆，她好好喔。她问我的名字，还摸我的头，说我好乖。”
美伦听不太懂，问万安：“哪位蒋婆婆？”万安说：“就是一位好老的蒋婆婆嘛。”万安小，也说不清楚。美伦很好奇，随後便打电话问陈履安的夫人曹倩，曹倩才向美伦解释说：“下午万安到我家，和宇全一道在院子里玩的时候，正好老夫人前来探望履安的母亲（谭祥女士），我就把万安叫到楼上和老夫人见面，并告诉老夫人，这是孝严的儿子章万安。老夫人还满高兴地把万安叫到跟前，笑咪咪地摸摸万安的头，万安很大方，也很有礼貌。”
我从“外交部”下班回来後，美伦把这一段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在日记中也简要记下这一段。老夫人早就晓得我和孝慈的事，从这里就得以印证。
四次请见均难成
祖父一九七六年过世，蒋夫人不久便移居美国纽约。每次我以不同身份前往纽约，都很渴望能到长岛去拜见她。於公於私，我都该前往请见；於公於私，我比许多来自台湾得以安排晋见的人，更具备条件和正当性去拜见她老人家。
“海工会”主任求见未果
一九九○年，宋楚瑜先生在中央党部任 书长，透过钱复，建议我到中央党部去历练一下。当时在政界要有进一步发展，党务资历是不可或缺，於是我从“外交部”常次的职务，转调到党部担任“海外工作会”主任。这是宋楚瑜为积极落实国民党“党政人才交流”的具体做法。同一天和我一起从行政部门调往党部的，还有出任“组工会”主任的萧万长、台北市党部主委的吴敦义、 书处主任的黄镜峰等人。当时的确引起社会关注和媒体重视，一般反应是相当正面的，为国民党的形象加了不少分，这是宋楚瑜在人事运作上独到之处。
上任後，以“海外党务负责人”的身份，我逐一访问美国境内的党部组织，当然包括旧金山、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在内。我每到一处，都受到侨界空前热烈的接待，除了职务关系外，“蒋家背景”当然也是侨胞重视和欢迎的。一抵达纽约，我就请见蒋夫人。
蒋夫人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首席主席，我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站在职责的考量，应当毫不迟疑地向蒋夫人报告海外党务和侨情。真可用“天经地义”，来形容我晋见蒋夫人的要求。
当时“外交部驻纽约办事处”处长是吴祖禹，是资深“外交官”，他父亲吴经熊博士更多年追随祖父。吴祖禹一定风闻过我特殊的家世，但就像“外交部”其他同仁一样，不会当面向我提及。当然，我也从不和部里任何人谈这段连我自己当时都尚难窥全貌的“蒋家成分”。
我请吴祖禹进行请见事宜後，虽有无比的期盼，却不抱太高的希望。另外，我内心确有一丝隐约的骄傲，因为我是以公职身份请见，并不是很多人具备这种条件。等了两天後，得到的答 却是：“时间太仓促了，等下一次再说。”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会有“下一次”了，谁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出任更高的职务再前来纽约？
虽然整个纽约的访问很成功，由於未能见到老夫人，总觉得悻悻然。
“侨委会委员长”落寞离美
没想到叁年後，我却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再度访问纽约。
连战先生奉命於一九九叁年叁月“组阁”，在他宣布“阁员”名单前，约我到台北宾馆晤面。进到右边会客室，他已在那边等我，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坐定後，他对我在“外交部”的表现予以高度肯定，然後直接告诉我，要我接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我首次正式成为“内阁阁员”，对连先生的提携，感念至今。
当我随同连战“院长”及其他“阁员”前往“总统府”宣誓就职，在举起右手的那一刻，我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是蒋家第叁代入‘内阁’的第一人！”第二天，我即偕美伦前往慈湖和头寮谒灵，向父亲禀报我入阁的事，站在父亲灵柩前，久久不能自已。
一九九叁年叁月接任“委员长”两星期後，我便风尘仆仆出访，在八天当中走访美国五大城市。旧金山是第一站，受到侨界的热情欢迎程度是罕见的。访问旧金山後立即转访纽约，同样，受到侨胞们无比盛大的款宴。当天晚上举行侨界公宴，席开一百多桌，人气鼎沸，将餐厅几乎挤爆，许多餐桌被迫摆到走廊上，是我难以忘怀的景象。直到现在，再没有其他“委员长”访问旧金山或纽约，享有这种“荣景”。
“委员长”的职位，在老华侨心中是十分崇高的，甚至有些老人会把它和抗战期间的“军事委员会”的“蒋委员长”直接联想在一起，对他们多少产生些移情作用；在不少大型欢迎会中，我亲耳听到有侨胞刻意拉开嗓门叫我“蒋委员长”，一方面，广东话的“蒋”和“章”发音接近，另一方面，他们很清楚知道我是蒋家之後，乾脆主动让我提前归宗。蒋家里面如果有人对我归宗的事，还持不同的意见，就不知道会得罪多少爱蒋家的侨胞，和伤他们的心。
我一抵纽约就像上次一样，就要求上任不久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和蒋夫人办公室联系，希望能在纽约期间晋见。吴处长应允尽速照办。
这次美伦同行，对晋见的事也很期盼。第二天没有回 ，吴子丹要我再等等。我便把在纽约的行程多延了一天。等到第叁天，得到的答 是：“蒋夫人最近身体微恙，作息时间不定，不易安排。是否等下次再说？”
我在失落中离开纽约。离开前，我没忘记要吴子丹替我送兰花给老夫人致意。
我怅然地问自己：“什麽时候是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吗？”
“外长”仍是异乡人
叁年半後，皇天不负苦心人，另一个“下一次”真的又到来了。那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从“侨委会”调升“外交部部长”。
我从通过特考进到“外交部”，由最基层的荐任科员做起，按部就班地升到“部长”，前後二十八个年头。我接任“外交部长”後，第一件事即驱车前往头寮谒陵禀报父亲，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不仅高兴，而且会很骄傲，我更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外交”工作顺利推行。
上次，我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要求拜望蒋夫人，现在更以“外长”职务，想晋见向来关心“外交”且曾经主导“对美关系”至深至久的蒋夫人，盼虚心请益，实在是再名正言顺也不过了。当我要吴子丹转达叁年半前同样请求时，我心中暗忖，这次机会应当比较高，还天真地自我鼓励说：“天下有几位做祖母的能够看到自己的孙儿当中，有一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出任‘外交部长’的？有这麽杰出的孙儿，做祖母的当然会满心欢喜，所以这次晋见应当会安排成功。”
可是，我再次失望了。蒋夫人办公室仍用一成不变的说词要吴子丹转告我说：“这次不方便，下次再看情形设法安排。”
我心中有点激动地问：“有这麽一位表现不俗的孙儿不见，那到底要见哪些晚辈？我又需要做到多高的职务，老夫人才愿意见我？”那天深夜，在华尔道夫饭店十二楼的房里，可能因为时差，也可能因为思绪起伏，我难以入眠；望着天花板，想起自己的遭遇，又回想起母亲和外婆，我眼眶红了起来。掀开客厅的窗 ，望着灯火通明的纽约街景，有身处异国的孤寂，更有我是蒋氏家族里的一个异乡人的悲怆。
有人告诉我，阻挡我在纽约和蒋夫人见面的，就是孔令 和蒋方智怡。
党秘书长犹在门外
国民党自一九四九年迁台後，几经无数次地方选举，气势最弱、挫折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县市长选举的惨败，全省只剩下八个县市还在国民党手里，整个国民党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就在此时，李登辉要我接下国民党中央党部 书长一职。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以党 书长的身份率领访问团，前往华盛顿。当确定访美行程包括纽约时，我暗中兴奋地跟自己说：“我终於又来了，这次肯定可以用新职率团见到老夫人了，因为她老人家是中评会的主席，党的大家长。”
“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已换为邓申生，他是我“外交部”同期同学，我任“北美司”司长时担任过我的副手，为人忠厚，英文底子很扎实，对我的家世也有某种程度的听闻，所以这次向他提到我将率团晋见蒋夫人时，他更乐意积极联系。
原以为这次不会有问题，仍然还是功败垂成，无法如愿。这次我不仅失望，也有些痛心。最难受的是，前後四次被拒，无法见到老夫人的挫折，还不能对外透露，外界还有人以为我不懂礼教，怎麽到纽约没去拜见老夫人？
承欢膝下原是梦
从一九九○年任“海工会主任”起，包括一九九叁年“侨委会委员长”、一九九六年“外交部长”，到一九九九年中央党部 书长，以四种身份，前後历时十年，经过纽约四次，正式透过办事处向蒋夫人办公室提出请见的要求，均被一一挡驾。後来我才知道，都是被她周边的人挡下来，我感到十分得无奈也相当沮丧，但又不能有不满的反应。
很清楚的是，在这种现实下，我已不可能有机会把归宗的事，直接去向蒋夫人禀报或请
示了，因为面都见不到。却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二○○○年八月我去溪口蒋家祠堂祭祖，为什麽不事先和蒋夫人商量？这说法和晋朝惠帝看到有人饿死在路上，却带着责难的口气问大臣，那些人为什麽不去吃肉糜的故事，有什麽两样？
我的确努力过要见到老夫人，也梦想过能承欢膝下，甚至陪陪她老人家，化解她的寂寞，更也可以让我及孝慈的孩子，一共两个曾孙、叁个曾孙女去到她跟前，在她孤寂的晚年里，带给她一些童语和笑声，这该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天伦之乐！但这只是一个梦。
从另一个角度想，难道原本不就该如此麽？我一直不解，在那麽多受过蒋家恩惠的人当中，却不见有人主动出来从旁协助此事，让蒋家内部遭遇的纷杂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或许他们认为太复杂了，避之唯恐不及。於是最後，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独力在逆势操舟了。
夫人过世心情怅然
蒋夫人於二○○叁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十七分（纽约时间二十叁日深夜十一点十七分）在纽约寓所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台北，一位媒体朋友在十一点四十左右打电话到“立法院”告诉我这件事，我虽然不惊讶，还是很失落。当我跟美伦说：“老夫人过世了！”她也是愕然，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