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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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如果布朗热分子回避了反犹太主义，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罗斯柴尔德为他们的市政选举提供了20万法郎，要求的条件是候选人不得采取反犹太人的行动”，而且因为布朗热分子领导人拉盖尔个人得到了5万法郎；如果法国经济出现萧条，原因只可能是因为“莱昂·塞把法兰西银行拱手交给了德国犹太人”，允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它的黄金借给了英格兰银行；如果法国被国际社会孤立，只可能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埃及让给了英国，并用法国的资金为意大利的军备提供了资助。最后这项缺乏爱国情操的指控在几年之后的《反对法国的犹太人》（1899年）一书中被再次提起。杜鲁蒙特这样总结道：“罗斯柴尔德神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既不是皇帝、不是沙皇、不是国王、不是苏丹，也不是共和国总统他没有任何权力及优势，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废除了所有这些政府势力，废弃了法国的所有资源。”
杜鲁蒙特只是当时那些把火直接引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犹太写手中最为多产的一个。另一个类似的也是造谣中伤的写手是奥古斯特·希拉克（AugusteChirac），他的《共和群王谱》（1883年）把那些老掉牙的陈腐故事，比如选帝侯的财富和滑铁卢等与新的关于北方铁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与1848年以及1870～1871年的几次革命的关系搅和在一起；再一次在争论中引入了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维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犹太人，同时还是德国人，因此他们急迫地想通过为1815年和1871年的战争赔款进行融资，进而搞垮法国。希拉克后来的另一本书《1870～1884年间的投机》（1887年）是一本较为成熟的著作，它试图通过大众联合银行发生危机前后出现的债券价格波动的分析，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一段时间的利润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大众联合银行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但是他再一次妥协了，又采用肆无忌惮而且毫无根据的理由，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莱昂·塞进行了指责。虽然是肤浅的经验主义之谈，但这事实上是又一次诽谤，他声称这是“金融封建主义的胜利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而且是由“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与一位名叫犹太金融的妓女或者是女仆”联手对共和国进行的控制。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主要指责内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英国的利益参与了破坏法国在埃及的影响力，作为他们通过经济手段“绞杀法国”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阿尔方索事实上是“摩罗克·巴尔，也就是所谓的黄金之神，他配合着对欧洲的征服——而且可能是世界的征服，躲在各种皇室的名字和政治外衣的后面，但是拥有真正的权力，一句话，就是他拿走了所有的利润，又逃避了全部的责任”。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8）
可以想见，这样的诽谤一定伴随着大量充满仇恨的漫画，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林德雷的《上帝保护以色列》。在这幅漫画里，阿尔方索被描绘成一个虚弱的半睡半醒的巨人，他那爪子一样的手里抓着地球，而且在他的秃头上戴着一顶金牛头一样的皇冠（见图11）。
具有类似思想的是勒普纳沃的《百万富翁内森·梅耶》，这本书勾勒了一个满脸胡子、身体像狼一样爬在滑铁卢战场上堆满尸骨和硬币的床上的罗斯柴尔德形象（见图12）。更为粗俗的是另一幅卡通（可能出自政治左派之手），把“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一头巨大肥硕的猪，放在一个车架上，由一群衣裳褴褛的工人用手拉着，并有一个标题——《多肥硕的一头猪啊，他长肥了，而我们却累瘦了》。
从根本上说，像杜鲁蒙特和希拉克这样的阴谋理论家和作家非常关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高度渗透。在《法国犹太人》的第二卷中，杜鲁蒙特花了大量笔墨在费里耶尔的酒庄和庭院上。他承认，它们的艺术水准和装潢非同凡响，而让人觉得可悲的就是如此众多的作为法国文化遗产的瑰宝居然被犹太人所搜刮，而他们只会把它们当成“瓦砾一样胡乱堆放”。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购买的也不只是法国的文化遗产。“这个酒庄没有历史，”他评述道，“不会让人回忆过去那些伟大领主的生活方式。”然而，今天的参观者指南上包括了“法国贵族最杰出人物名单”。一位名叫德·久因维尔的王子——“身上流淌着路易十四血液的男子”，在一名卑微的“放贷者”面前降下了身段。在罗斯柴尔德的婚礼上，贵族来宾的名单是完整的：“（所有古老的）法国贵族族徽都汇集到一起对金牛顶礼膜拜，并且在整个欧洲面前宣布金钱是现在仅存的唯一王权。”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1885年由德·萨根公主举办的化装舞会上，“这个可怕的贵族”恬不知耻地与兰博特·罗斯柴尔德夫人、艾夫鲁茜夫人以及其他“犹太人”摩肩接踵。这位内心深处是浪漫的正统主义者的杜鲁蒙特认为波旁和奥尔良贵族是对他们高卢人种的背叛。这是他在自己的《证言》一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个主题，他沮丧地注意到夏洛特购买了“一座由西蒙·德·蒙特福德创建的修道院”，爱德华被选进了皇家俱乐部，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出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花园聚会上。希拉克也酸涩地评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博格·圣·吉尔曼精英之间的关系，他们曾经对詹姆斯和贝蒂非常蔑视，但是现在则作为平等的社会人接受了其后代。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个有关犹太人经历的奇怪现象，是很高程度的社会同化现象恰巧与非常公开的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出现巧合。这不只是局外人比如像杜鲁蒙特在皇戚贵族们放弃歧视时的吹毛求疵，大多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社会接触的人通常也都赞同杜鲁蒙特和希拉克提出的观点。在对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上出现的那种几近于精神分裂的特质，可以通过两份在当时发表的重要的原始资料来说明：龚古尔兄弟的报刊和普劳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龚古尔兄弟不仅同意杜鲁蒙特的观点，他们对他还非常了解。在他们1870～1896年这段时间的期刊上，充满了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特质的别有用心的奇闻逸事——他们的享乐主义、他们的庸俗，诸如此类。然而龚古尔兄弟自己也非常乐意接受罗斯柴尔德的盛情招待：1874年和1887年与埃德蒙讨论法国雕刻，1885年与奈特的###吃饭，1888年与莉奥诺拉吃饭，1889年与埃德蒙吃饭。这段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他们对罗斯柴尔德的饭菜大加赞赏的那一年之后，龚古尔兄弟以赞许的态度引用杜鲁蒙特相关观点的情况开始大为减少。在1887年3月与杜鲁蒙特进餐，很高兴地听他把“罗斯柴尔德推到墙上”去的高谈阔论后，又在那年的12月与埃德蒙讨论雕刻；在1889年6月与埃德蒙进过餐后，又在1890年3月与杜鲁蒙特交流反犹太人过程中出现的奇闻逸事，而这距他在5月1日放弃呼吁军队介入反犹太运动仅隔一个月。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9）
在巴黎的沙龙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人分子通常都混在一起，但是1894年，当一位供职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名叫艾尔弗雷德·德瑞夫斯的犹太军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后，这些沙龙出现了急剧的两极分化，而他因为伪造文件在军事法庭上被控有罪，并被判处在魔鬼岛上终身监禁。阿尔方索对于对德瑞夫斯指控的反应一开始觉得非常震惊，担心一旦德瑞夫斯被判有罪，会对反犹太人情绪火上浇油；之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德瑞夫斯是被陷害的。按照一位办事员的笔记看，阿尔方索“由于对德瑞夫斯的诬告以及法国贵族的麻木不仁而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不太愿意被公开当成是“德瑞夫斯分子”，因而更愿意把这种分歧控制在他们自己的上层社会圈子里。
普劳斯特为这种氛围增加了谈资，德瑞夫斯的同情者所表达出来的同情被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夫人周围那个非主流圈子里的成员有意识地掩盖了起来。对于普罗克这样一位出生相对低微的犹太人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足以让他肃然起敬。当他意识到他曾经在公爵夫人那里照顾过的那位英国老妇人是“阿尔方索·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时，他简直惊呆了：
那一刻，普罗克的血管里忽然流淌出太多关于财富和威望的想法他的感觉就像遭到了猛烈的一击，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不知不觉地在这位慈祥的老太太面前叫出声来：“要是我早知道是这样！”——这样愚蠢的失声让他连续8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相反，德·杰尔曼特斯王子甚至一眼都不愿看到罗斯柴尔德——事实上，他宁愿让自己的酒庄被大火烧掉半边，也不会向紧邻的罗斯柴尔德家借水泵。实际的情况是他试图掩盖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倾向的秘密；而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掩盖起来，是因为如果被当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会代价。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这种代价，当他参与赛马俱乐部的总裁竞选时遭遇了失败，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时候会表示对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国际大资本家的支持，而德·杰尔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一个代表”。这让公爵感到很无奈：
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这些人尽管从来不谈这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从他们内心深处来看，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个法国人去偷盗或者谋杀，我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法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为他洗脱罪名。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承认他们的一位同胞是一名卖国贼，尽管他们对此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对这种可怕的后果漠不关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次可恶的选举）。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派的类似态度。当一位名叫伯纳德·拉扎雷的犹太记者出版了一本支持德瑞夫斯的小册子时，他立即遭到了亚历山大·泽夫斯在《共和先锋》上的反击，说他是“罗斯柴尔德陛下的一名忠实的仰慕者”。
这样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1900年6月，戴维·林德赛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参加“由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和罗斯伯里共同为迎接威尔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庄园举行的盛大聚会”。林德赛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0）
在这座宫殿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曾经认真研究过反犹太人的问题，一直希望制止那种不光彩的运动：但是当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尔、帕鹏伯格、拉斐尔、萨逊以及这个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变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觉不公，同时我觉得，顺便提一句，我对鲁格尔和杜鲁蒙特——约翰·伯恩斯（工人领袖及未来的自由党内阁部长）所说的犹太人就是附在我们文明中的绦虫这样的说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赛继续接受去瓦德斯顿和特灵的邀请。金融界的非犹太银行家偶尔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慨，尽管他们没有办法不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小说里，有大量有关犹太金融恶棍的生动描写：特罗鲁普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粗俗的梅尔摩特不是以罗斯柴尔德为原型写的，但是格拉姆塔尔男爵肯定是不会错的——“伟大的法兰克福百万富翁”略带“一点点外国口音”；在查尔斯·勒维尔的《达文坡特·邓恩》里面的那家在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公司”也确定无疑。
英国和法国在反犹太人主义上的差异在于，英国似乎更多地给左派提供了政治上的发泄空间，而给右派的相对较少。当杜鲁蒙特还是一个屡遭挫折的正统宗教卫道士的时候，那些明确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作家大多是像约翰·伯因斯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最好说明的是约翰·里夫斯的书《罗斯柴尔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统治者》（1887年），该书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属于哪一个固定的国家，他们是世界的他们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他们时刻准备着获取财富，不管是以朋友还是以敌人为代价。”4年之后，《工人领袖》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麻烦和灾难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通过在那些从无过节的国家之间挑动战争来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出现麻烦，那里马上就会有战争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的心理就会因为对剧变和灾难的担心而发狂，这个时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长着鹰钩鼻的罗斯柴尔德就会在离骚乱不远的某个地方操纵他的把戏。
或许，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派的自由党人J·A·霍布森，他是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个时期很多的激进作家一样，霍布森认为波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炒家所引发，他们主要是德国籍的犹太人”，他们“随时都对全球的热点虎视眈眈他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真实的产业成果，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产业，而是来自于对相关公司的创立、推广和金融操纵。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一小撮人的核心”。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霍布森的立场脱离了这种在论战中支持更为正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反犹太人主义阵线。但是，他这种巧言令色的风格成为了爱德华式的激进主义政治语言。我们将会看到，是罗伊德·乔治这位最激进好战的财政部长在为他1909年预算的辩论中，把纳蒂作为目标进行了一场人身攻击，尽管乔治本人在玛尔科尼事件中由于卷入了犹太金融家（伊萨克斯兄弟）的旋涡而遭到了右派的谴责。
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