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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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党的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贝利亚的“著作”《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这本小书用纸精美，硬封精装（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书中一半是斯大林的语录和对“领袖”的胡吹乱捧。但我要指出的主要一点是，在贝利亚的“著作”中有对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叶努基泽和奥拉赫拉什维利的直接的政治告密。尽管前一位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私交甚笃的老朋友，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一贯相信告密。对此贝利亚很快就心领神会了。诚然，奥拉赫拉什维利曾试图提出抗议。他给斯大林本人写了一封私人信，并附去了交《真理报》发表的澄清事实的信稿。斯大林的复信实质上否定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斯大林的信中说：　　　　
　　　　致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　　　　
　　　　来信收到。　　　　
　　　　（１）中央并不想提出（也没有根据提出！）关于您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问题。您发了火，看来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没有必要。请留在研究院继续工作。　　　　
　　　　（２）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本来应该发表，但我认为，您的《信》稿写得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掉《信》中一切“进行论战的色彩”、一切对历史的“纠缠”以及“坚决的抗议”，直来直去地说，错误（有哪些哪些）确实是犯了，但贝利亚同志把错误说得太重，与错误的性质不符。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致敬礼！　　　　
　　　　约·斯大林　　　　　　
　　　　１９３５年８月８日紘紥矠　　　　
　　　　国家和党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个把暴力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惟一的、万能的职能的人成了独裁者。尽管人们把他叫作“亲爱的领袖”、“天才的统帅”、“英明的建筑师”，任何东西都掩饰不了这个人内心深处的独裁者实质。但这一点当时人们是不明白的。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眼下，１９３４年是以悲调结束的。“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接着是准备采取恐怖行动的信号。也许，与一切天文日历不一样，１９３７年确实是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开始的？说斯大林鼓励和倡导无法无天，这毫无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却越来越明显地被独裁者的个人专权和官僚的专政所取代。未来的悲剧的种子已经生出了不祥的幼芽。悲惨的未来的列车正在进站。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它没有被拦住。　　　　
　　　　


第二部第五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

　　　　世界文化大师之一普卢塔克在自己的《列传》一书中对罗马国家的奠基人罗慕路斯作了这样的描写：“他希望自己的权力牢固，并且日益骄傲起来，就把人民政体变成了令人痛恨的君主政体，这个政体从建立之时起就单单因皇帝的服装而引起不满。他开始穿红色衬衫和紫红色外衣，而且坐在有靠背的宝座上处理公务。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因能够迅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指示而被称作赛勒利斯。另一些人走在他的前面，用棍棒驱赶人群。他们束着皮带，以便能够立即捆住要他们抓起来的任何一个人。”①普卢塔克未必知道，他描述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一个人被客观形势推上权力的顶峰，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时，他就把人民变成群氓，自己也变得不再像他自己。历史证明，人在权力的魅力前面是软弱的。除极少数例外，长久地、无限期地穿着“紫红色外衣”这种情况，会使领袖们不仅对人民的态度，而且首先对自己本人的态度发生变化。　　　　
　　　　我没有将普卢塔克的话同斯大林逐字“对照”：他表面上没有改变政权形式，没有穿“红色衬衫”，也没有坐在象征着王位的宝座上，没有，当然没有。但是，到了３０年代中期，他对领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看来，他记得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话。当时，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他将普列汉诺夫作为第五位思想家排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名字后面。他在普列汉诺夫文集中写满了各种标记。大概，总书记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去会见红色教授学院哲学和自然科学教研室党支部委员会成员之前又翻阅过普列汉诺夫著作吧？很可能。不过有一点确实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曾指示“要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他除了其他指示外还指出：“要揭露普列汉诺夫，要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一直藐视列宁”②　　　　
　　　　我想，斯大林是知道普列汉诺夫下面这句话的：“伟大的人物就是创始人，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并且希望比别人强。”现在要“揭露”的这个人所作的这个结论是斯大林所喜欢的。然而，普列汉诺夫接下来说，领袖不可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③，这段话斯大林未必喜欢。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自己视为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起作用的全国惟一的领袖。　　　　
　　　　如果在２０年代“领袖”这个词也曾相当广泛地用在其他人身上（如“红军领袖托洛茨基”、“革命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红色工会领袖托姆斯基”、“国际领袖”、“共产主义青年团领袖”等等），那么，这时就只能用来称呼他斯大林了。我想起，列宁也用过“领袖”这个词，但主要不是表示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而是表示政治品质。正如分析列宁著作所证明的那样，对于列宁来说，领袖——首先是阶级、社会集团的先进代表人物。列宁不允许与权力人格化有关的任何崇拜和神话现象存在。早在１９００年写作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伟大的思想家就强调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④在此一年前，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运动时就指出了渴望追求知识和社会主义的“工人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他认为，正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了“工人先进分子”。在列宁看来，领袖是能够忘我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劳动者先进代表。列宁写道：“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像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⑤可见，列宁讲的很多领袖是无产阶级先进领导人的同义词。　　　　
　　　　斯大林及其他周围的人的行为逻辑就是要在党内和国家内建立一种能够确立“统治人物”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体系。（“统治人物”这个用语，我是从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对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伊·泰纳的著作进行批判分析的文章中借用来的。⑥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1）

　　　　依我看，普列汉诺夫这个用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３０年代初国内开始形成的局势，即一个人如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如何确立了独裁政治。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党（不管说出这一点是多么痛苦）允许、赞同了这种当代独裁政治。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增强”党在我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还是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个著名决议中，以及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讲到党在个人崇拜这种反常现象中有过，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误。但是，在个人崇拜产生的诸多原因中，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自己的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无人监督、职务终身制，造成一种环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种具有凶狠、敏锐、狡猾的头脑、不知道妥协的人成了“统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会和经济生活，也主宰人的头脑。党已不可能制定出使党和人民避免独裁的保护措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神圣家族》中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⑦　　　　
　　　　斯大林发表过很多意见，正确地解释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了党内集体领导的意义。例如：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７０个委员。在这７０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⑧不论斯大林是否愿意，但是，他最后这句话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思想：在集体化、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极严重的错误”中有很多正是由于变为“统治人物”的这个人的个人决定造成的。　　　　
　　　　这首先表现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列宁极其重视的集体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六年中，根据党的准则和政治需要共召开了６次代表大会、５次代表会议和４３次中央全会。在所有这些党的会议上没有权威的压力，共产党员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通常，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决议的过程中注意（或者了解）各种态度和意见。就党内和党外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妥协和大量辩论就是证明。　　　　
　　　　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开始突出地宣传对这个要人的个人迷信时，“领袖”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制集体领导的措施。他已经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了。从１９３４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到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这一年），在２０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战前，总共只召开了２次党代表大会、１次代表会议、２２次中央全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长达１３年！有些年——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１９４８、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召开一次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斯大林的决定和行动方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把中央委员会看成他１９３１年所称呼的“最高智慧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党的办公厅、一个执行他的决定的方便的常设机构。事实上，党成了一架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听话的机器。然而，在１９２５年筹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并审订联共（布）章程草案（修改稿）时，斯大林还强调了下面的话的特殊重要性：“例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当然，生活本身作了修正。发生了一场战争，使国家变成了军营，不允许认真执行既定的准则。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但实际上是没有重视这些准则　　　　
　　　　列宁早在１９０５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⑨早在本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很久，列宁就只允许“民主专政”形式的“人民的专制制度”。对斯大林来说，现在所有这些关于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体智慧的老话仿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难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他想为自己个人谋取些什么？难道马克思主义否定领袖的作用？惟一的领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会仲裁，这就逐步形成了类似政治专制的体制。　　　　
　　　　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特殊理解加剧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２０年代党在执行自己政策时遇到了某些党员的非常积极的反对。这些人并非始终都是“敌人”。一些与通过的决议不同的特殊观点、立场及“方针”、“行动纲领”常常是由于对形势的别出心裁的评价、对运动前途的与众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时则是由于一些人的性格特点造成的。但是，今天来分析一下“反对派”、“派别集团”斗争的全部特点，你就会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争吵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选择具体发展民主的道路、“领袖和政党”的关系、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时似乎被其他动机和词句掩盖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派分子”只是不赞成专权、不赞成把观点一致作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总是力求观点一致。我们辩证论者虽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运动的，可还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见当成敌对的表现。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见中反映出寻找最佳选择的愿望吗？难道盲目的意见一致不会产生教条主义者、无个性的和冷漠的人吗？　　　　
　　　　当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没有载入党的纲领性方针中的目标，他们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会问题上另有所钟。在经济破坏、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各种反对派集团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提议，在１９２１年３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著名决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