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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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生活委员。
学委会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修一座运动场。我们原先用的运动场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块地方，做我们一所的运动场。生活委员小瑞负责组织了这次劳动。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顿当众申斥。在站队点名时，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琐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别人后头。我边系着衣扣，边向队伍这里跑着，忽然听见了一声喊：“溥仪！”
“来了来了！”我答应着，跑到排尾站下。
“每次集合，你都是迟到，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个，一点都不自觉！”他板着脸，大声地向我申斥，“看你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
我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扣子都扣错了眼儿。这时全队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的手指哆嗦得连扣子都摸不准了。
我甚至担心过，生活检讨会的记录到了他们手里，会给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这时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维一番的情形了，比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其原因，一则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负担，或者是对改造有了些认识，因而出现了积极性，另则是像过去那种隔靴搔痒的发言，到了学委会那里首先过不了关。我这时对生活检讨会感到的变化，是别人对我发言完全没有了顾忌，特别是由于新编进这组来的伙伴中，有一个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当了生活组长。人们批评起我的缺点来，经他一介绍、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说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绍，加上同组人提出的事实材料，再经学委会里老万和小瑞的注解，我还像个人吗？
我从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有时自怨自艾，把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时则怨天尤人，怨命运，怨别人成心跟我过不去，最早的时候，则怨共产党，怨人民政府，怨所方。现在我虽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所方，却越来越怨不上了。在检举认罪期间，我看完别人给我写的检举材料，知道我一切不愿人知道的全露出来了，政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知道了，想不到我竞是这样的人，照理说即使不报复我，也要放弃改造我的念头。可是，检察人员、所长以至元帅却仍对我说，要学习、改造，重新做人，而且这种意思贯串在每个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表现在每件具体事实上。
操场完工后，学委会决定再美化一下我们的院子，要栽花修树，清除杂草，垫平洼坑，迎接五一节。大家都很高兴地干起来了。我起先参加垫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员说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块花畦边上，干了一会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边，忽然一把抢走我手里刚拔下的东西，大叫大嚷起来：
“你拔的是什么？呵？”
“不是叫我拔草吗？”
“这是草吗？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围人们视线的焦点。我蹲在那里，抬不起头来。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从世界上消失掉。
“你简直是个废物！”老正拿着我拔的花秧子指着我，继续叫嚷。
这时江看守员走过来了。他从老正手里接过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骂他有什么用？”他对老正说，“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么拔，这样他下次才不会弄错。”
“想不到还有人认不出花和草来。”老正讪讪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着说。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从前，我脑子里这“想不到”三个字总是跟可怕的结论连着的：“想不到溥仪这样蠢笨——不堪救药！”“想不到溥仪这样虚伪，这样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仪有这样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现在，我在“想不到”这三个字后面听到的却是：“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而且说的还不仅是要对我帮助。
有一天，我的眼镜又坏了。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请你帮帮忙吧，”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自己弄了几次，总也弄不好，别人也不行，求你给修修。”
“你还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说，“我还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没叫人伺候够吗？”
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
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
“好，给你修。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
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
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交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我很少这样“帮助”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不帮助还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
政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总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啤我。
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
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
我的前半生二 问题在自己身上
二 问题在自己身上
星期日，我们照例洗衣服。我洗完衣服，正好是文体活动开始的时间，我没有心情去玩，就到小图书室，想独自看看书。刚坐下来，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你们都不打网球？”
“我不会打。你找溥仪，他会打。”
“他会打可是打不了，他的衣服还不知哪辈子洗完呢！”
“近来他洗得快多了。”
“我才不信呢！”
这可是太气人了。我明明洗完了衣服，而且洗的不比他们少，却还有人不信，好像我天生不能进步一点似的。
我找到了球拍，走进院子。我倒不是真想打球，而是要让人看看我是不是洗完衣服了。
我走到球场上，没找到刚才说话的人，正好另外有人要打网球，我跟他玩了一场。场外聚了一些人观看。我打得很高兴，出了一身汗。
打完球，在自来水管旁洗手时，遇见了所长。星期日遇见所长不是稀有的事，他常常在星期日到所里来。
“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
“很久没打了。”我有点得意。
“我说的是这个，”他指着晒衣绳上的衣服，“由于你有了进步，洗衣服花费的时间不比人多了，所以你能跟别人一样的享受休息，享受文体活动的快乐。”
我连忙点头，陪他在院子里走着。
“从前，别人都休息，都参加文娱活动去了，你还忙个不了，你跟别人不能平等，心里很委屈，现在你会洗衣服了，这才在这方面有了平等的地位，心里痛快了。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自己身上。用不着担心别人对自己怎样。”
他过了一会儿，又笑着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你这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囚犯。现在，你的思想上又遇到一场大战。这场大战是要把‘皇帝’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你已经认识到一些皇帝的本质了，不过，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你心里还没有跟别人平等。应该明白自己呵！”
所长走后，我想了许久许久。我心里承认前一半的话：看来问题确实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对后一半话却难于承认，难道我还在端皇帝架子吗？
可是只要承认了前一半，后一半也就慢慢明白了，因为生活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如所长所说，这是一场未结束的“战争”。
这一天，我们这一组清除完垃圾（这类的劳动已经比较经常了），回到屋里，生活委员向我们提出批评：
“你们洗完手，水门不关，一直在流。这样太不负责任了，下次可要注意。”
大李听了，立刻问我：
“溥仪，是你最后一个洗手的吧？”
我想了一想，果然不错。
“我大概是忘了关水门了。”
“你多喒不忘？”
“也有不忘的时候。”
有人立刻咯咯地乐起来了。其中一个是老元，他问：
“那么说，你还有忘的时候，还有几回没关水门。”
我没理他。大李却忿忿地对我说：
“你不害臊，还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哪儿来的。你这是从前的皇帝习惯，你从前从来也没自己关过水门。连门轴儿你也没摸过，都是别人给你开门，给你关门。你现在进出房门，只是开，从不随手带门。这是皇帝架子仍没放下！”
“我想起来了，”老元说，“有时看见你开门推门板，有时用报纸垫着门柄，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怕脏，是不是？”大李抢着说。
“那地方人人摸，不脏吗？”
谁知这一句话，引起了好几位伙伴的不满。这个说：“怎么别人不嫌脏，单你嫌脏？”那个说：“应该你讲卫生，别人活该？”这个说：“你是嫌门脏，还是嫌别人脏？”那个说：“你这是不是高人一等？心里把别人都看低了？”
我不得不竭力分辩说，决没有嫌恶别人的意思，但心里不由得挺纳闷，我这是怎么搞的呢？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我就跟别人不同？后来又有人提起每次洗澡，我总是首先跳进池子，等别人下去，我就出来了。又有人提起在苏联过年，我总要先吃第一碗饺子。听了这些从来没注意过的琐事，我心中不能不承认大李的分析：
“一句话，心里还没放下架子来。”
今天想起来，大李实在是我那时的一位严肃的教师。不管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他的话总让我想起许多平常想不到的道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遇到的苦恼大半要怪我自己。
有一天早晨漱洗的时候，大李关照大家注意，刷牙水别滴在地上，滴了就别忘了擦。因为今天各组联合查卫生，这是竞赛，有一点不干净都扣分。
我低头看看脚下，我的牙粉水滴了不少。我觉得并不显眼，未必算什么污点。大李过来看见了，叫我擦掉。我用鞋底蹭了蹭，就算了。
到了联合检查卫生的时间，各组的生活组长和学委会的生活委员小瑞逐屋进行了检查，按照会议规定的标准，给各组评定分数。检查到我们这间屋，发现了我没蹭干净的牙粉点，认为是个污点，照章扣了分数。最后比较各组总分，我们这个组成绩还不坏，可是大李并不因此忘掉了那个污点，他带来了一把墩布，进了屋先问我：
“你怎么不用墩布擦呢？”
“没想到。”
“没想到？”他粗声说，“你想到了什么呢？你除了自己，根本不想别的！你根本想不到集体！你脑袋里只有权利，没有义务！”
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墩布，正待要擦，又改了主意，放下墩布对我说：
“你应当自觉一点！你擦！”
我顺从地执行了他的命令。
自从朝鲜和东北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全国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以来，监狱里每年定期地要搞几次除四害、讲卫生的大规模活动。这种活动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我和大李在打苍蝇上发生的一件事。
他从外面拿来几个新蝇拍。蝇拍不够分配，许多人都争着要分一把。我没有主动去要，但是大李先给了我一把。这是我头一次拿这东西，似乎有点特殊的感觉，老实说，我还没打死过一个苍蝇哩！
那时，监狱里的苍蝇已经不多，如果用“新京”的标准来说，就算是已经绝迹了。我找了一阵，在窗户框上发现了一个，那窗户是打开了的，我用蝇拍一挥，把它赶出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大李在我身后喊，“你是除四害还是放生？”
别人也许以为他是说笑话，其实我是明白他的意思的。我不禁涨红了脸，不自然地说：“谁还放生？”但是心里却也奇怪，我为什么把它赶走了呢？
“你不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