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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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他慢条斯理地从什么“张氏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不断地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像挨了一下火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十二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的身分。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他冷冷地说完，便告辞走了。

　　这天晚上，根据郑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我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颇为复杂。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瑗、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现在我看出了，在日本人心里并不把我当做“龙种”看待，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似的。这天晚上犹如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没有人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木式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了他的“气候”：

　　“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听到了这个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罗振玉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万绳木式惊慌不安地立在一旁，别人也都不言语。静了一回，只听见郑孝胥说：“臣早说过，不可伤日本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我没有作声。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郑垂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昨晚在宴会上郑垂是最活跃的一个，池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喝酒。今天他的通权达变、将计就计论说得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它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只奇怪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的这么快呢？

　　郑孝胥着我不作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让皇上当元首，这和做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他儿子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部，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已如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便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

　　过了不多时，郑孝胥头顶闪着光回来了，说板垣已经同意，并且今晚要“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分，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他们“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

　　　　上乃决，复命万绳栻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四字。板垣退

　　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坦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

　　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

　　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









我的前半生一　傀儡戏开场






一　傀儡戏开场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

　　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

　　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

　　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

　　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

　　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间外事。虽宗国之砧危，时轸

　　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

　　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

　　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

　　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

　　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

　　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

　　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

　　　　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勉竭愚

　　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

　　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的“执政府”。

　　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胡、陈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还有旧奉系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迁琛、林囗。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

　　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报人利己，而仁爱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