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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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①。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①溥伟（1880－1937），恭亲王奕訢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持下组织“明光帝国”，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忿忿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①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①一九○九年袁世凯被清廷罢斥后，息影于彰德迈水（安阳河），表面上不谈政治，曾经著蓑衣竹笠，作渔翁状，驾扁舟一叶，垂竿洹水滨，以示志在山水之间，其实仍与旧部来往不断，尤其是有“军师”徐世昌经常秘密向他报告国事政局，朝廷动向，并得到他暗中部署，因此，武昌事起，就有了徐世昌等联名保举及袁讨价还价的故事。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工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①、段祺瑞为两军统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限制他的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题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①冯国璋（1857—1919），字华南，河北河间人，在清末亦是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的得力将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军阀的直系首领之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谘府大臣。
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都要消灭掉他。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
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①败露后，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面跳出个黄鼠狼来。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
①银锭桥在北京地安门附近，是载沣每天上朝必经之地。一九一○年汪精卫、黄复生为刺杀载沣秘密埋藏自制炸弹于桥下，因被军警识破，计划未遂。汪、黄被捕后，清廷慑于当时民气，未敢处以极刑，南北议和时即予释放。当时把这案件叫做银锭桥案件。
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我父亲也不例外。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当了军机吗？”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穿了许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一检查，原来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的，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此外，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却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风俗把这天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两个字，并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条，写上寿宇，把坚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我的前半生五 亲王之家
五 亲王之家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就去世了。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她却不然，有一次这位祖母奉召进宫看戏，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的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等代替。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打成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这两个孩子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进宫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第四个男孩载洸出世后，她不知怎样疼爱是好，穿少了怕冻着，吃多了怕撑着。朱门酒肉多得发臭，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则是消化不良。《红楼梦》里的贾府“净钱一天”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很相信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据说一只虾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王府里的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要受她的管教。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