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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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俯鉴愚忱，颁发款项壹百万元。万一力有不及，或先筹济叁伍拾万，以
资应用，而利进行。感戴鸿慈，靡有涯既。兹派前德州知事王继兴，驰赴
行官，代陈一切。人极稳妥，且系宗昌至戚。如蒙俞允，即由该知事具领
携回，一俟款到，即行发动。此款回国后两月内即可归还。时机已迫，望
若云霓，披沥上陈，无任屏营待命之至，伏乞睿鉴。恭请
圣安
张宗昌谨呈
上面说的那笔钱，我没有给那位德州县知事。经陈宝琛、胡嗣瑗的劝止，我也没有再去信。但同时，我仍不能忘情于奉系，虽然这时张作霖已经死了。
张作霖之死①尽人皆知是日本人谋杀的。我后来听说，日本人杀张，是由于张越来越不肯听话，张的不听话，是由于少帅的影响，要甩掉日本，另与美国结成新欢。因此日本人说他“忘思负义，不够朋友”。他的遇害虽然当时也把我吓了一跳，有的遗老还提醒我注意这个殷鉴，但是后来我没有理会那些遗老的话，因为我自认是与张作霖不同的人。张是个带兵的头目，这样的人除了他还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个皇帝，这是日本人从中国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那时在我身边的人就有这样一个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我深信日本是承认这一点的。“我欲借日本之力，必先得关东之心”，这是随之而来的策略，因此，我就从奉系里寻找张作霖的旧头目们，为我复辟使用。有个叫商衍瀛的遗老，是广东驻防旗人，从前做过翰林，当时是东北红“囗”字会的名人，这时出来给我活动奉系的将领。因为张学良已明白表示了要与蒋介石合作，所以商衍瀛进行的活动特别诡密。简要地说，这个最后的活动并没有结果，只留下了下面一点残迹：
①关于张被杀经过及原因，参与这一阴谋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有过一段供述。据河本称，是他亲自指挥关东军参谋部人员，事先在京奉和南满铁路交接点皇姑屯车站布下了“必死之阵”：在交接点埋了三十麻袋黄色炸药，以设在五百公尺外瞭望台上的电气机控制爆炸；并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埋伏了一排冲锋队。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所乘之蓝色铁甲列车开到，东宫大尉一按电钮，张与列车同时被毁。事后关东军为掩盖真相，立调工兵赶修铁路，同时杀了两个中国人扔在肇事地点，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信件，并逮捕了十余名无辜居民，诬陷北伐军所为。杀张之原因，河本说：“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一语道破了帝国主义的毒辣。
上谕
数日来肝火上升，每于夜间耳鸣头闷，甚感疲怠，是以未能见卿。卿
此去奉，表面虽为地款，实则主要不在此耳，此不待言而明也。余备玉数
种，分与相（张作相）、惠（张景惠）等人，到行带去。
再如降乩时，可否一问，余身体常不适，及此次肝热，久不能豫。
俟后为款事，自当随时与办事处来函。惟关于大局事，若有来函，务
须格外缤密。
商衍瀛的奏折及我的批语
臣商衍瀛跪
奏 皇上圣躬久安，务求静养，时局变幻不出三个月内。 今日 皇上之艰难，安知非他日之福？望 圣躬勿过优劳，以待时机之复。奉 谕各节，臣当敬谨遵 谕办理。古玉敬谨分 赐。臣拟明日出关。再往吉林，哈尔滨，如蒙俞允，即当就道，臣恭请 圣安
宣统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此去甚是。惟须借何题目，免启学良之疑。卿孤忠奋发，极慰朕志。当 此时局扰乱，甚易受嫌，卿当珍重勤密，以释朕怀。
我的前半生三 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三 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我在拉拢、收买军人方面，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珠宝玉器，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比较大的数目，是白俄谢米诺夫拿去的。
谢米诺夫是沙俄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以后，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批土匪队伍一度曾想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击溃后，想在中蒙边境建立根据地，又遭到中国当地军队的扫荡。到一九二七年，实际上成了人数不多的股匪。这期间，谢米诺夫本人往来于京、津、沪、旅顺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向中国军阀和外国政客活动，寻找主顾，终于因为货色不行，变成了纯粹的招摇撞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谢米诺夫被苏联军队捉了去，我在苏联被拘留时期曾听到过关于他被处绞刑的消息。我在天津的七年间，和这个双手沾满了中苏蒙三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直没有断过往来。我在他身上花了大量的钱，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谢米诺夫起先由升允和罗振玉向我推荐过，我由于陈宝琛的反对，没有见他。后来，郑孝胥经罗振玉的介绍，和谢会了面，认为谢是大可使用的“客卿”人才，给他“用客卿”的计划找到了第一个目标。他向我吹嘘了一通，主张不妨先把谢给张宗昌撮合一下。那时正是我对张宗昌抱着希望的时候，因此同意了郑孝胥的办法。就这样，在郑孝胥的直接活动下，张宗昌接受了谢米诺夫提供的外国炮灰，扩大了白俄军队。后来张、谢之间还订了一项《中俄讨赤军事协定》。
经过郑孝胥的怂恿，一九二五年的十月，我在张园和谢米诺夫会了面，由他带来的蒙古人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当翻译。我当时很满意这次谈话，相信了他的“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的事业必能实现，立时给了五万元，以助其行。后来郑孝胥、谢米诺夫、毕瀚章、刘凤池等人在一起照了相，结成盟兄弟，表示一致矢忠清室。
那时正是继十四国进军苏联失败，世界上又一次出现大规模反苏反共高潮之时。我记得谢米诺夫和郑孝胥对我谈过，英美日各国决定以谢米诺夫作为反苏的急先锋，要用军火、财力支持谢米诺夫，“俄国皇室”对谢米诺夫正抱着很大希望。皇室代表曾与郑孝胥有过来往，但详情我已不记得。我记得的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有个计划与我有莫大关系，是要使用他们在满蒙的党羽和军队，夺取满蒙地区建立起“反赤”根据地，由我在那里就位统治。为了供应谢米诺夫活动费，我专为他立了一个银行存折，由郑孝胥经手，随时给他支用。存款数字大约第一次是一万元。谢米诺夫曾经表示，他本来并不需要我供给他活动费，因为他将要得到白俄侨民捐助的一亿八千万（后来又说是三亿）卢布，以后还会有美英日各国的财政支援；但是，这些钱一时还拿不到手，故此先用一点我的钱。后来他屡次因为“钱没到手”，总是找郑孝胥支钱，而每次用钱都有一套动人的用途。记得有一次他说，日本驻津司令官高田丰树给他联络好了张作霖，他急待去奉天商讨大计，一时没有川资；又一次说，苏联的驻沪领事奉上级命令找了他，为了取得妥协，表示愿把远东某个地区给他成立自治区，他因此需要一笔路费，以便动身到东京研究这件事。谢米诺夫究竟拿去了多少钱，我已经无法计算，只记得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两三个月，还要去了八百元。
在谢米诺夫和我的来往期间，出现了不少的中间联络人物。其中有个叫王式的，据这个人自称，不但谢米诺夫对他十分信赖，而且日本要人和中国军阀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我从他嘴里最常听到的是这几句话：“这是最紧要的关头”，“这是最后的机会”，“此真千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等，总是把我说得心眼里发痒。下面是他写的两个奏折：
臣王式跪
奏为外交军事，具有端倪，旋乾转坤在此一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
臣于五月十二日面奉谕旨，致书俄臣谢米诺夫，询其近状。臣行抵上海即
驰书东京，并告以遣使赴德及联络军队二事，旋得其复函，言即将来华，
不必东渡。既又接其电报，约会于大连。臣得电驰往与之晤见。据称：自
昔年面奉温诏并赏厚帑，即感激天恩，誓图报称。后在沪上与臣相见，彼
此以至诚相感，而订互助之口约，始终不渝。东旋以后，谋与彼邦士大夫
游，渐复与被执政贵族日益亲近，屡以言情之，迄不得其要领。至今年春
末，始获得苏俄扰乱满蒙及朝鲜日本之确据，出以示彼，日本方有所觉悟，
毅然决然为其招募朝鲜子弟八千人，一切饷糈器械，悉已完备，更欲为其
招募俄国白党万余人，现散处于满蒙一带者，其饷糈器械等等亦已筹备。
英人闻此更首先与苏俄绝交，愿以香港汇丰银行所存八千万元，俟调查实
在即予提取，故特电英国政府派遣参谋部某官至奉天，候其同往察看。法
意二国亦有同情均愿加入；美国则愿先助美金五百万元，后再接济，共同
在满蒙组织万国反赤义勇团，推其为盟主，共灭赤俄。今闻臣张宗昌已归
顺朝廷，曾造臣金卓至大连，订期面商，加入团中，两月之间成军可必，
成军之后即取东三省，迎銮登极，或俟赤俄削平，再登大宝。所拟如此，
不敢擅专，嘱臣请旨遵行。臣又同日臣田野丰云，彼国政府虑赤祸蔓延将
遍中国，中国共和以来乱益滋甚，知中国必不能无君，张学良勾结南京伪
政府，必不能保三省治安，必不能为中国之主，故朝野一致力助谢米诺夫，
使谢米诺夫力助皇上，光复旧物，戡定大乱，共享承平。臣闻其言，十七
年积愤为之顿释臣道出大连，有沈向荣者现充张宗昌部下三十军军长，
来见臣于逆旅之中，谓已纠集南北军长十人，有众十万，枪炮俱全，布列
七省，愿为皇上效力，待臣返大连共同讨论，听臣指挥。此真千载一时之
机，万不可失。伏愿皇上效法太祖皇帝，罗举七大恨，告庙誓众，宣布中
外，万众一心，扫荡赤化。皇上纯孝格天，未始非天心厌乱，特造此机，
使皇上囗践帝官，复亿万年有道之基也。不然此机一失，人心懈矣。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
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
奏为兴复之计，在此一举，坐失时机，恐难再得，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初一日谨将俄臣谢米诺夫、日臣田野丰在大连所拟办法及臣沈
向荣在彼俟臣进行诸事，已恭折具呈御览。惟谢米诺夫因英人在奉天久待，
无可托辞，故需款至急，皇上行在帑藏难支，臣断不敢读请，连日商诸臣
罗振玉愿将其在津房产抵押，约可得洋四万元以充经费，不足之数臣拟俟
皇上召见，面陈一切未尽之言，并有至密之事请旨定夺后，即赴大连上海
再行设法不然田野丰已有微词，倘日人稍变初衷，谢米诺夫即萌退志，
各国不能越俎，张宗昌即不能支持，纵使谢米诺夫他日再起，我亦不能再
责其践盟，九仞之山将全功尽弃。更有日人要求之事，谢米诺夫预定
之谋，内部小有参商之处，均当面请乾断，惟祈训示抵遵，谨奏。
宣统二十年八月初九日
王式写这几个奏折的日子，正是郑孝胥出门，不在张园的时候。由于陈宝琛、胡嗣瑗这一派人的阻拦，他进不了张园的门，并且遇到了最激烈的攻击。
攻击王式最激烈的是胡嗣瑗。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在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因为凡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必先经他过滤一下，这是由于我相信他为人“老实”而给他的职务，名义是管理“驻津办事处”。他最反对我和郑、罗等人接触。他看见了王式的折子，就给我上奏折，逐条分析王式和谢介石等的言行前后矛盾之处，指出这纯粹是一场骗局。陈宝琛向我摇头叹气，不满意郑孝胥和这些人的来往，说：“苏龛（郑字），苏龛，他真是疏忽不堪！”我被他们说动了心，决定不理这个王式和谢米诺夫的任何代表了，可是郑孝胥一回到天津，经他三说两说，我又信了他的话，又拿出了钱供客卿们花用。记得后来郑孝胥还推荐过一个叫阿克第的奥国人和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阿克第是奥国从前的贵族，在天津奥国租界工部局任过职，据他自称在欧洲很有地位，可以为我在欧洲展开活动，取得复辟的声援。因此我派他做我的顾问，叫他到欧洲去活动，并且一次支给了这位客卿半年俸金一千八百元。罗斯是个记者，说要复辟必得有报，要我拿两万元给他办报。我给了他三千元，后来报是出来了，叫做《诚报》，可是没几天就关了门。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有个“胡大军机”拦关，还是有不少人只要是拿着“联络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特别是从一九二六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我的门客更是有增无减。
这些人物里最值得一说的是“小诸葛”刘凤池。我和刘的相识，是由于张勋手下的奉系老军阀许兰洲的介绍。刘是许的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