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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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同样的例子还有“慈善捐款”。这是由哪位师傅的指点，不记得了，但动机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这时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差不多天天都有“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把款送请报社代发，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户家里。无论哪一种做法，过一两天报上总有这样的新闻：“本报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X元”既表彰了我，又宣传了“本报”的作用。为了后者，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我也乐得让各种报纸都给我做宣传。以至有的报居然登出这样的文章来：
时事小言 皇恩浩荡
皇恩浩荡，乃君主时恭维皇帝的一句普通话，不意改建民国后，又闻
有皇恩浩荡之声浪也。今岁入冬以来，京师贫民日众，凡经本报披露者，
皆得有清帝之助款，贫民取款时，无不口诉皇恩之浩荡也。即本报代为介
绍，同人帮同忙碌，然尽报纸之天职，一方替贫民之呼吁，一方代清帝之
布恩，同人等亦无不忻忻然而云皇恩浩荡也。或日清帝退位深官，坐拥巨
款，既无若何消耗，只好救济贫民，此不足为奇也。惟民国之政客军阀无
不坐拥巨款，且并不见有一救济慈善者，于此更可见宣统帝之皇恩浩荡也
①。
①见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平报》，作者：秋隐。
像这样的文章，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发生的日本“震灾”。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的“善心”，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我的陈师傅看的比我更远，他在称赞了“皇恩浩荡，天心仁慈”之后，告诉我说：“此举之影响，必不仅限于此。”后来因为现款困难，便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外国使节来观大婚礼时相像。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更加荒唐，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一面责怪内务府开支太大，一面又挥霍无度。我从外国画报上看到洋狗的照片，就叫内务府向国外买来，连同狗食也要由国外定购。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于是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艺，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只异样的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便有人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我都给以巨额赏赐。
我一面叫内务府裁人，把各司处从七百人戴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厨师减到三十七个人，另方面又叫他们添设做西餐的“番菜膳房”，这两处“膳房”每月要开支一千三百多元菜钱。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
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合作之下，吴佩孚的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①组成了摄政内阁。
①黄郛字膺白，浙江人，反动的投机政客，后来北伐战争时帮助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亲日派，也是新政学系首领之一。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觉出了情形不对。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我们都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里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听说什么“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避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已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定了房间，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发生了。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客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
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
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
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官禁，以后得自由
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
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 日
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立即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我早说要出事的！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
“出不去了，”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嗻！”
这时端康太妃刚刚去世不多天，官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作理由，去和鹿钟麟商量，结果允许延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被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既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进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过了不大功夫，绍英回来了，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哆哆嗦嗦地说：“鹿钟麟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钟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钟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钟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好！”鹿钟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这时我早已懂得“韬光养晦”的意义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我的前半生十一 在北府里
十一 在北府里
我说了那几句漂亮话，匆匆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定，心想我这不是在王府里，而是进了虎口。我现在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处境有多大危险。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逃出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不但他们的奔走情形毫无消息，就连外边的任何消息也都无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听几句安慰话也好。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他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边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来，“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呵！”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上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这时内务府大臣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宫监、宫女的问题，宝熙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只剩下绍英在我身边。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的消息是最好的：经过他的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已经向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保证了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
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
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
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
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
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
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
“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