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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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庄士敦跪
奏为叩谢
天恩事。宣统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
著加恩赏给二品顶戴，仍照旧教授，并赏给带膆貂褂一件，钦此。闻
命之下，实不胜感激之至，谨
恭折叩谢 皇上 天恩。谨
奏。
庄士敦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他很欣赏中国茶和中国的牡丹花，常和遗老们谈古论今。他回国养老后，在家里专辟了一室，陈列我的赐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顶戴等物，并在自己购置的小岛上悬起“满洲国”的国旗，以表示对皇帝的忠诚。然而最先造成我们师生的融洽关系的，还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来，这位爱红脸的苏格兰人能那样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外国画报，上面都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片，大都是显示协约国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东西。我让这些新鲜玩艺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就指着画报上的东西给我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国军队怎样的勇敢。起初我听得还有味道，不过只有一会儿功夫我照例又烦了。我拿出了鼻烟壶，把鼻烟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画起花来。庄师傅一声不响地收起了画报，等着我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一些外国糖果，那个漂亮的轻铁盒子，银色的包装纸，各种水果的香味，让我大为高兴。他就又讲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学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齐的形状是机器制成的。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两块糖，想起了桧柏树上的蚂蚁，想让他们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于是跑到跨院里去了。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于是又守着糖果盒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课。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逐渐地明白了，而且感到高兴，愿意听从。他教的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堆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的外面。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叫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是什么，他没说下去。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曾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那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喝咖啡像灌开水，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的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尽管我对庄士敦师傅的循循善诱不能完全记住，我经常吃到第二块点心就把吃第一块时的警惕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定购画报上那样的洋犬和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客叫伊莉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交谈：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外国军乐！”
说的时候，洋洋得意。听得陈宝琛师傅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似的。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从民国二年起，民国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非常和婉，根本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成了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现在，经庄士敦一宣传，我首先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功夫千把条辫子全不见了，只有三位中国师傅和几个内务府大臣还保留着。
因为我剪了辫子，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有好多天面色阴沉。后来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在家里剪了辫子。那天陈师傅面对他的几个光头弟子，怔了好大一阵，最后对毓崇冷笑一声，说道：“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顶不喜欢庄士敦的，是内务府的人们。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优待条件规定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口中，知道了里面有鬼。有一次内务府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我想起了庄士敦的话，内务府拿出去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据庄士敦说，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果然他们说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
“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内务府的人认为这是庄士敦拆他们的台，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把金塔抬到庄士敦的家里，说是皇上请他代售。庄士敦立刻看穿了这个把戏，大怒道：“假如你们不拿走，我马上奏明皇上！”结果是内务府的人乖乖地把金塔抬走了。他们拿庄士敦没有办法，因为他既是清室的保镖，又得到了我的充分信任。
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地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还谈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每个人都对我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我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
我的前半生六 结婚
六 结婚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年龄的时候，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兴趣的话，那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地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把我父亲找去商议了几次，接着，召集了十位王公，讨论这件事。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婚事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这时庄和太妃刚去世，荣惠太妃没什么主见，剩下的两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发生了争执，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由于和将来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桃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满不睬这一套，不但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人了冷宫。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一切事务，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素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所以在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钦定”一下。同治和光绪时代的办法，是叫候选的姑娘们，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一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排挑来挑去，不大妥当，于是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一共四张。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十二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硬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理由是文绣家境贫寒，长的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的很美。她推荐的这个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说：“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答应了他们。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来之后，发生了直奉战争，婚礼拖下来了，一直拖到了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只得举行。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