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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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
①清制凡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以及其他诸卿寺的堂官均称为京堂，除左都御史外都是三、四品官。后来京堂便兼用为三、四品京官的虚衔，因此，三品京堂即是指三品京官。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
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从外国人的议论上也受到了鼓舞。庄士敦曾告诉我不少这方面的消息。据他说，很多外国人认为复辟是一般中国人的愿望。他有时拿来外文报纸讲给我听，他后来抄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讲过的。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华北每日邮电》上的一篇题为《另一次复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论中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经历一直是惨痛的。今天我们看到，南北都在剑拔弩张，
这种情形只能引出这样结论：在中国，共和政体经过了试验并发现有缺点。
这个国家的中坚分子——商人阶层和士绅，很厌恶种种互相残杀的战争。
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
太平就行。
不要忘记，保皇党是有坚强阵容的。他们对共和体从来不满，但由于
某种原因，他们近几年保持着缄默。显然，他们同情着军阀的行动，他们
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地赞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论点是，共和主义者正在
破坏这个国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断然措施——来恢复旧日的
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绝不会受到多方面的欢迎，相反，还会受到外交上的相当大
的反对，反对的公使馆也不只一个。可是，只要政变成功，这种反对就必
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祸福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间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赠馈张作霖，并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铬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德麟、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了张景惠、张宗昌被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时，我父亲曾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在这里和张景惠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下面是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几天以来，在沈阳的各阶层人士中间，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
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目前的
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的军事领导
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
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
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
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我还记得，他同时还讲过许多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它使我从心底感到了欣喜，我从而也明白了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夹在王公大臣中间去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但是我们的高兴没有维持多久，扫兴的事就来了：直奉两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双方开起火来了。结果奉军失利，跑出了山海关。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连而至：徐世昌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二次当了总统。紫禁城里发生了新的惊慌，王公大臣们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好，英国公使馆可以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还和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商议好，可以容纳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难。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认为与其躲到外国使馆，还不如索性到外国去。我向庄士敦提出，请他立即带我出洋。因为我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所以这位英国师傅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待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作罢。后来时局稳定了下来，没有人再提出洋，就连避难问题也不提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小朝廷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声望日高的直系首领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后来到我身边来的郑孝胥，此时向我献过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整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又去游说他，也没得到肯定的答复。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两系之间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的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了巴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他又说：“就算王公出不了乱子，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个什么结局。”他的主张，是让我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跑到老丈人家里去过日子。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问事了，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了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思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到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军人送礼时，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军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军人火并到最后，民国垮了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因此，在张勋失败后，他总是翻来覆去地给我讲《孟子》里的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
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陈宝琛本来是我惟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我的前半生五 庄士敦
五 庄士敦
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是在隆裕太后最后一次招待外国公使夫人们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外国妇女们的奇装异服，特别是五颜六色的眼睛和毛发，觉得他们又寒怆，又可怕。那时我还没看见过外国的男人。对于外国男人，我是从石印的画报上，得到最初的了解的：他们嘴上都有个八字胡，裤腿上都有一条直线，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据太监们说，外国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可以挂一只灯笼，外国人的腿根直，所以庚子年有位大臣给西太后出主意说，和外国兵打仗，只要用竹竿子把他们捅倒，他们就爬不起来了。至于外国人手里的棍子，据太监说叫“文明棍”，是打人用的。我的陈宝琛师傅曾到过南洋，见过外国人，他给我讲的国外知识，逐渐代替了我幼时的印象和太监们的传说，但当我听说要来个外国人做我的师傅的时候，我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仍满怀着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点在毓庆宫。首先，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向我行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然后，他再进来，我向他鞠个躬，这算是拜师之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给我讲课。
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根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天他讲了一会书，忽然回过头去，恶狠狠地看了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忿忿地对我说：
“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惟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他未必真的去找过总统。清室请他当我的师傅，至少有一半是为着靠他“保镖”，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红脸，王爷和大臣们马上让了步，撤走了太监。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只有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一样地在我念得厌烦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他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老洋务派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推荐，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香港英总督府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来亚洲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
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后，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起来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内务府在地安门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的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