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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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那些进出紫禁城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料到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他们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样地快活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特别多(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指示过),因人数仍嫌不够,临时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了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却不知道,几个太妃正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根本没有闲工夫来接见他们。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达到政治欲望的王公们,大不高兴。张勋在发动复辟的第二天做出了一个禁止亲贵干政的“上谕”,使他们十分激忿。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听到了消息,忙来嘱咐我说:
“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胡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进了城。这倒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对他还是这个看法。那时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完全变了。
“触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光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兴奋。
然而使我最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他在“亲贵于政”问题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去见黎元洪,劝黎元洪立即让出总统府,不料遭到拒绝,回来忿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来到毓庆宫,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踢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国民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的驳斥,但是同仇敌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不敢再坚持,同意让梁鼎芬再去一次总统府,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梁鼎芬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成绝望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和王士珍、张勋商议出了一个最后办法,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足的。陈师傅对张作霖这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在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印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若派人去取就太费时间了,于是,陈师傅当机立断,叫人把印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这道上谕并未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刚出城就被讨逆军截住了。)我对陈师傅突然变得如此果断大胆,有了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样事都要听师傅们的指导。其余半天的时间,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叩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①太监把养的骆驼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中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们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噪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①上驷院是内务府管辖的三院之一,管理养牧马驼等事务。顺治初叫御马监,后改为阿登衙门,康熙时才改名上驷院。
给张作霖发出上谕的第二天,紫禁城里听到了迫近的枪炮声,王士珍和陈宝琛都不来了,宫内宫外失掉了一切联系。后来,枪炮声稀疏下来,奏事处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太妃那里。说话之间,外边的枪炮声完全没有了,这一来,个个眉开眼笑,太监们的鬼话都来了,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身上出了汗,可见关帝显圣保过驾,张勋才打败了段祺瑞。我听了,忙到了关老爷那里,摸了摸他那个木雕的坐骑,却是干巴巴的。还有个太监说,今早上,他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的盔甲声音,这必是关帝去拿那把青龙偃月刀。听了这些话,太妃和我都到钦安殿叩了头。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清早,内务府报来了真的消息:“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我的父亲和陈师傅在这时出现了。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下面就是这个退位诏书: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
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
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
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九如所
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
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己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
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
后之盛德。著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
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
钦此!
我的前半生三 北洋元老
三 北洋元老
这个退位诏并没有发出去,当时公布的只有裹夹在大总统命令中的一个内务府的声明。
大总统令
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本日内务府奉谕:前于宣统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国人民倾心共和,特率皇帝将
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民国共和,并议定优待皇室条件,永资遵守,等因;
六载以来,备极优待,本无私政之心,岂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号张勋
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官
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当为天下所共谅。著内务府咨请民国政府,宣
布中外,一体闻知,等因。函知到部,理合据情转呈等情。此次张勋叛国
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
咸使闻知。
此令!
中华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
国务总理段祺瑞
由自认“临朝听政”的退位诏,一变为“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如何”的内务府声明,这是北洋系三位元老与紫禁城合作的结果。想出这个妙计的是徐世昌太傅,而执行的则是冯国璋总统和段祺瑞总理。
紫禁城在这次复辟中的行为,被轻轻掩盖过去了。紫禁城从复辟败局既定那天所展开的新活动,不再为外界所注意了。
下面是醇亲王在这段时间中所记的日记(括弧内是我注的):
二十日。上门。张绍轩(勋)辞职,王士珍代之。不久,徐菊人(世昌)往见皇帝,告知外边情形。
廿一日。上门。现拟采用虚下渐停之法。回府。已有表示密电出发,以明态度云云。荫兄(载泽)来谈。
廿二日。上门住宿。近日七弟屡来电话、信和及晤谈云云。张绍轩来函强硬云云。
廿三日。上门。回府。闻冯(国璋)已于南京继任(代理大总统)云云。张绍轩遣傅民杰来谒。六弟来函。
廿四日。由寅正余起,南河沿张宅一带开战,枪炮互放,至未正余始止射击。张绍轩已往使馆避居。
廿五日。丙辰。上门。始明白(这三个字是后加的)宣布取销五月十三日以后办法(指宣布退位)。
廿八日。上门。差片代候徐太傅、段总理两处。
廿九日。初伏。差人赠于徐大傅洗尘肴馔。大雨。世相(续)来谈,据云已晤徐太傅,竭力维持关于优待条件。惟二十五日所宣布之件(指“退位诏”)须另缮改正,今日送交云。徐太傅差人来谒。申刻亲往访问徐大傅晤谈刻许。
六月初一日。壬戌。朔。上门。偕诣长春宫(敬懿太妃)行千秋贺祝(这后面贴着大总统令,将内务府的卸复辟之责的公函布告周知)。
初四日。徐太傅来答拜,晤谈甚详,并代段总理致意阻舆云。
十二日。小雨。民国于六月以来,关于应筹皇室经费及旗饷仍如例拨给云云。
十四日。遣派皇室代表润贝勒往迎冯总统,甚妥洽。
十五日。差人持片代候冯总统,并赠肴馔。
十六日。上门。绍宫保(英)来谈。
十七日。上门。民国代表汤总长化龙觐见,答礼毕,仍旧例周旋之。
十八日。亲往访徐太傅,晤谭甚详,尚无大碍。
廿一日。上门。收六弟自津寓今早所发来函,
略同十八日所晤徐太傅之意,尚好尚好。
廿七日。七弟自津回京来谈。阅报民国竟于今日与德奥两国宣战了。由绍官保送来五月二十二之强硬函件,存以备考。
廿九日。亲访世太傅致嘱托之意。
七月初一日。壬辰。朔。上门偕见四官皇贵妃前云云。接七弟电语,畅谈许久。
初四日。七弟来谈,已见冯总统,意思尚好。
紫禁城用金蝉脱壳之计躲开了社会上的视线,紫禁城外的那些失败者则成了揭露和抨击的目标。我从报上的文章和师傅们的议论中,很快地得到了互相印证的消息,明白了这次复辟的内情真相。
复辟的酝酿,早发生在洪宪帝制失败的时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陷于四面楚歌,一度出任国务卿后又因反对袁世凯“僭越”称帝而引退的徐世昌,曾经用密电和张勋、倪嗣冲商议过,说“民党煎追至此,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项城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这个主意得到早有此心的张、倪二人的同意,但因后来没有得到各国公使方面的支持,所以未敢行动。袁死后,他们又继续活动,在徐州、南京先后召开了北洋系军人首脑会议。并在袁的舆棕移到彰德时,乘北洋系的首脑、督军们齐往致祭的机会,在徐世昌的主持下,做出了一致同意复辟的决议。
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复辟的活动便分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徐州的张勋,另一个是天津的徐世昌。张勋由彰德回到徐州,把督军们邀集在一起开会(即所谓第二次徐州会议),决议先找外国人支持,首先是日本的支持。张通过天津的朱家宝(直隶省长)和天津日本驻屯军的一个少将发生了接触,得到赞助后,又通过日本少将的关系,和活动在满蒙的善耆、蒙古匪首巴布扎布,徐蚌的张、倪,天津的雷震春、朱家宝等联络上,共同约定,俟巴布扎布的军队打到张家口,雷震春即策动张家口方面响应,张、倪更借口防卫京师发兵北上,如此便一举而成复辟之“大业”。这个计划后来因为巴布扎布的军队被奉军抵住,以巴布扎布被部下刺杀而流于失败。徐世昌回到天津后,他派了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日本政界的态度。日本当时的内阁与军部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内阁对天津驻屯军少将的活动,不表示兴趣。陆宗舆的失败,曾引起津沪两地遗老普遍的埋怨,怪徐世昌用人失当。陆宗舆不但外交无功,内交弄得也很糟。他东渡之前先到徐州访问了张勋,把徐世昌和日方协商的条件拿给张勋看,想先取得张的首肯。张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