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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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说：“我只有两袖清风呀！”就这样，于谦以自己的品格和清正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许多正直官员的尊重。当时，于谦的上级，兵部尚书已经在土木之变中阵亡，他实际上已是最高级的军事长官，他誓死保卫京师的决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没有人再敢提议南迁。于谦立即被升任为兵部尚书。
受命以后，于谦立即采取措施，请郕王下令，调动南北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军队火速开赴京师，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接着，进一步稳固国家的内政。由于王振恃宠误国，人人切齿痛恨，有一天，郕王临朝，大臣们要求诛灭王振九族，不肯退朝。王振的一个亲信党羽名叫马顺，气焰非常嚣张，跳出来斥责大家退去。有一个大臣气急了，扑上去揪住马顺就打，大家也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竟把马顺给打死了，朝堂上秩序大乱，卫兵们也声势汹汹。郕王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害怕得站起来要躲进内宫，于谦穿过愤怒的人群，层层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请郕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郕王也控制了局势。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可见当时的情势有多么凶险。事后，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息说：“国家就全靠你了，今天就是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朝廷上上下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也毅然以国家的安为己任。由于英宗被俘，皇太子年幼，一国无主，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于谦和文武百官奏请郕王即位，经皇太后同意，郕王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即位为帝，改元景泰。
于谦忧国忘家，日夜谋划，他的整顿内政，惩办王振党羽，选拔文武官员，整饬武备的各项措施得到了军民的拥护，整个北京城的军民都投入了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中，京师的防务焕然一新。军仗局、军器局的工匠们昼夜不停，赶制大批盔甲、火炮、战车和兵器。城中百姓全被发动起来，帮助士兵从通州仓搬运粮草，充实京师。京城九门的防御工事也顺利完成，建起了五千一百余丈的沙拦。更多百姓则拿起刀枪，应募参军，短短的几天时间，京师的兵力迅速扩充到二十二万人。
十月，也先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荆关，进窥京师。景帝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军石亨建议收缩防线，固守城内。分析了敌我形势，于谦没有同意，他说：“大明不能向敌人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于是调遣二十二万将士分兵京城九门，由九名骁勇善战的将军统帅，摆开阵势。并将城门全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把兵部的事务交给下级，自己披上战甲，亲赴德胜门外石亨的军营中督战，抵挡也先的进攻。他下达严令：临阵时，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后队斩前队。将士们知道后退必死，无不奋力死战。
也先率部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德胜门外的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诱敌。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伏兵四起出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号称“铁颈元帅”的平彰卯那孩被“神炮”击毙。也先只好转攻西直门，被都督孙镗击退，进攻彰义门的瓦剌前锋也在明军的战车和炮火的击下遭到挫败。北京西郊的居民还登上屋顶，投掷砖瓦助战，喊声惊天动地。
激战一直持续了五天。当初，也先率兵深入，以为北京城早晚可破，等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相持了五天，死伤惨重，士气低下，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归路，于是带着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调兵遣将，一直追击到居庸关才返回，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也在北京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于谦力挽狂澜，功劳最大，景帝要给他加官晋爵，于谦坚决推辞说：“京城的四郊都是断壁残垣，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呢！”皇帝不准，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生活简朴，住的房子很破旧，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景帝赐给他西华门的一所大宅，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敢过安稳舒适的日子？”由于推辞不成，勉强接受，但他却长住到办公场所，很少回去。在他的主张下，朝廷增兵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派大将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又从京师“三大营”士兵中选取精壮，设立“团营”，增强明军的战斗力。
也先将明英宗扣留了一年，一直无机可乘，只好将他送回北京，与明朝言和。景帝将他的这位皇兄安置在南宫大内，派人看管起来。1457年（景泰八年），趁着景帝生病，徐有贞、石亨和宦官勾结，发动“夺门之变”，带兵闯进英宗居所，拥立他复位。
于谦生性刚烈，疾恶如仇，因此遭到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这些人在英宗面前大讲他的坏话，英宗本来就对于谦拥立弟弟做皇帝，心里很不舒服，又听信谗言，给于谦定了个“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
那是一个阴云四合的日子，天色黑沉沉的，像要落下雨滴，在全城百姓的哭泣声中，于谦在西市（北京西四牌楼）被杀，时年60岁。
于谦死后，家无余资，除了一些书箱，就是景帝赐给他的蟒衣、宝剑。听到于谦被杀害的讯息，行人莫不叹息。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皇帝下诏为于谦平反，追复原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在祠中塑立了于谦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废，光绪时又重建。于谦祠坐北朝南，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楼分两层。上层为魁星阁，阁上有清人孙贻经书写的“热血千秋”匾额。正房5间为享堂，供有于谦塑像。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也被拆除。于谦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提起于谦，我们便会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咏石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而这首诗，也正是这位英雄的写照，他用热血谱写的那段北京历史也将永远流传。 （杨艳秋）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北京崇文门内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园，称作“明城墙遗址公园”，如茵的绿草间，树立着一段不长的残墙和若干个墩台，残墙下还稀疏地种植着一些树木。偶尔，有遛弯儿的老者在公园内漫步，也有外地的游人在残墙前凝望和拍照。
一座曾经环绕整个北京且十分雄伟的建筑，是如何变为今日的残墙的，相关的书籍不少，而近年的一部名为《城记》的著作，更是具有全方位的详尽披露，读罢令人感慨良多。下面我们介绍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北京城墙的建设情况，确切地说，是对北京城变得壮丽恢宏作出贡献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阮安。
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属越南），永乐年间入宫。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内城城池的最后建设，包括城门楼、月城、城濠、桥闸等。北京内城的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洪武时徐达、华云龙对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乐年间建都时的各项建设，主要是宫殿郊庙建设；最后为正统时建筑的完善阶段，而城池及各种辅助设施的完备和完成，是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阮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太监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门城楼，在此之前北京的城墙上所开九门只有城门洞，没有瓮城、城楼等建筑，有的城门连官军值班所用的铺舍也没建。《明实录》说“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意为北京的城墙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旧墙，永乐时只是进行了少许的改动和修理，而相应的辅助设施都没有，到这时才命阮安等修建。
这里顺便说明的是，永乐时政府没有把全部建设完成，主要是由于财力所限以及频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暇及也”，没有时间去做了，而他的儿孙仁宗、宣宗做皇帝时，也没去完成相关建设，除经济原因外，主要由于这两个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为国都，特别是仁宗，他登基后就为还都南京进行了许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进一步建设遭遇暂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当时的统治核心已最后决定以北京为国都了。
阮安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并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永乐时其才华逐渐显露出来，“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他无需查阅资料，只凭实地观测和思考，所制订的建设方案就完全能达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筑的工部官员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业务水平，并不是他得以承担这次任务的唯一原因。
当时，京城中在业务上有能力承担此工程的，并不止阮安一人，还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筑师，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蔡信。蔡信在北京的营建中展示了他建筑上的才能，因表现突出积功升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副部级”官员。当英宗决定完成城池建设时，工程负责人的首选应是蔡信，但蔡信认为，此项工程浩大，至少要从全国征调18万民夫参与施工，否则是完不成的，而建设资金及从各地采集的建筑材料也需庞大数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仅政府的经济负担加重，还将使大范围民众的正常生活被骚扰。显然，朝廷是不愿意这样的，于是选择了阮安，因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
史料中对阮安的施工调度是这样介绍的：“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廪，均其劳逸；材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施工人员主要取自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将其中的1万多人操练停止，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佥派，只使用官府积存的，永乐时营建北京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需要说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术人员即军匠和民匠是另外计算的，它们不包括在征用的人中，因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数千名各地的民匠，用于京城各项施工，这些人称作轮班匠。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去，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应该在2万以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蔡信所需人数，从中可见阮安的工程组织能力。另外，阮安并不是让九门同时兴工，而是依次营建，这就使较少的人员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成为可能。
最早开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门和平则门（平则门不久改称阜成门），时间是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营建的是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正阳门等，时间是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整个工程包括门楼、城濠、桥闸三部分，具体为：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楼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所谓正楼就是城门楼，今日可见者如正阳门楼（前门楼）；月城楼就是俗称的箭楼，如幸存的德胜门的箭楼；角楼今日可见者只有内城东南角楼，在今北京东站附近。护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筑。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此次全部改为石桥，同时设置九道水闸。
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发生重大改变，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再睹当年的京城风采，但可通过当时人的记述感受一番。“正统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岿巍弘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耆耄聚观，忻悦嗟叹，以为前所未有，盖京都之伟观，万年之盛致也”。于是当时的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只见“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每读至此，则恨我辈其生也晚，不得与其同游，无法纵观当日之胜。他们在观赏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对他善于谋划的能力，奉公尽责的精神大加赞颂。
阮安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先后主持了：皇宫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的重建工程，通济河的疏浚工程，固安河河堤加固工程，北京城墙的包砖改造工程。其中，北京城墙的改造工程，开始于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完工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这项工程不仅使城墙愈加坚固，更美化了其外观。
据《明史》记载，阮安接受的最后一项工程是张秋河的治理工程，但他在前往张秋的途中去世，这已是景泰年间的事了。史称，他去世时“囊无十金”，即行李中的银子不足十两。对于一个主持过许多重大工程的太监来说，如此廉洁，实为少见！明代200多年京城建设中，工程管理者众多，而廉洁者少，许多人因为贪占被处罚，如嘉靖时的工部尚书徐杲（明代唯一的工匠出身的“正部级”官员），因贪污卢沟桥修建工程款上万两白银被发配。从对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为人，也可明白当时人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多的赞扬之辞。
阮安以及后阮安时代的北京，已经和正在离我们远去，这虽然有许多的遗憾，但世事沧桑毕竟是一个规律，21世纪的北京新貌不可改变地呈现着，并正在被接受着。对于阮安，今天的北京是他梦也梦不到的；而对于我们，看到德胜门箭楼，看到崇文门的东南角楼，看到明城墙遗址公园里的残墙，就会想到当年的北京，想到阮安。这是阮安之幸，也是我们之幸。 （张兆裕）
北京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