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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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一年的干支是庚戌，故史称此事为“庚戌之变”。在城下，蒙古致书明朝廷，要求进行通贡贸易。明世宗令礼部尚书大学士徐阶召集百官商讨对策，当时赵贞吉官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司业事，参加了这次商讨。
从早晨到中午，百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这主要是百官摸不准朝廷是主战还是主和，怕说错了于前程不利，所以任可对不起国家，也不能耽误自己。徐阶见状，无奈之下，要取两个签名簿，准备将众人名字写上，以此上奏。赵贞吉终于耐不住性子，出班高声说：“城下之盟，孔子作《春秋》时以之为耻，况且如果此次允许通贡，蒙古就会入城索要不已，万一出现内外夹攻的情况，如何防御？”明确提出了主战的观点。徐阶听罢，问道：“足下一定有奇谋了？”赵贞吉说：“为今之计，请皇上出御正殿，下诏检讨自己过错，激励将帅，广开言路。少下损害士气的命令，加大赏功的力度；动员文武百官，共同守城；派官告谕诸将并监督力战。除此以外，别的都没用。”
一直等待商讨结果的世宗，很快就从旁听的宦官那里知道了赵贞吉的发言，他亲自给首辅严嵩写了手诏，说赵某人说的对，只是有的事不该涉及，并让严嵩拟诏褒奖赵贞吉。于是赵贞吉被升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给赏功银5万两，令其到军前随宜处置。但在敕命里却没有给赵贞吉督战之权，也没说他可以统带军将前往军前。这个细节，给赵贞吉带来很大麻烦，而这是严嵩等人使的阴招，故意要出赵贞吉的难题。
本来，赵贞吉与严嵩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可以，二人时有往来，为诗词文字之交。但由于赵贞吉言直口利，引起严嵩不满。据说，赵贞吉在会议发言之后，就到西苑严嵩办公的地方，意在征求严嵩对此事的意见，但门房不让其进入，赵贞吉怒斥守门人。恰在此时，严嵩的干儿赵文华也去见严嵩，赵文华对赵贞吉说：“你这下完了，天下大事应该慢慢商议。”正在气愤中的赵贞吉闻言更加愤怒，他骂赵文华道：“你不过是权门的走狗，哪里知道天下大事！”史书说“嵩闻大恨，欲败其事”，赵文华更是要搞掉赵贞吉，于是在敕书中做了手脚。
由于没有旨意，赵贞吉得不到运送银子的官车，连一个护兵也没人给他派，他只好到街上雇佣民间的车子，单骑出城去犒赏军兵。当时，敌人的骑兵在城外来来往往，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但赵贞吉凭着勇气，硬是把银两送到总兵仇鸾的大营。他遍历各军营，传达皇上的抗战旨意，发散赏军银两，“一时将卒感奋”，士气高涨。
次日清晨，赵贞吉回城复命。随后，他把应敌方案和增加他督战之权的请求写成奏疏，但仇鸾赵文华等人找借口压下他的奏疏，致使他复命时只能以颁旨发赏之事上奏。世宗十分不悦，认为，银子让你发下去了，可应敌的措施一项也没有，这就是诓骗朝廷，为自己买好。于是，命锦衣卫逮捕赵贞吉，杖责后降为广西荔波县典史，将赵贞吉赶出了京城。
从赵贞吉在“庚戌之变”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倔强刚毅的个性，和为国家奋不顾身的无畏精神。因此他虽遭贬责，但赢得了海内人士的一片赞誉，人们赞扬他“主张国是，大义凛然，令边衅不开，国势日尊”；还赞扬他“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议攘大患”，有功于国家。与赵贞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百官的庸懦自私，奸臣的卑劣阴毒。他们无视国家民族利益，苟且目前，因私害国，为己害人，他们受到后世的谴责是应该的。
因为有严嵩的阻挠，赵贞吉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才返京任户部右侍郎，但仅一个月后即被勒令退休，原因是一个叫霍冀的人看中了户部右侍郎的位置，向严嵩行重贿，于是严嵩将赵贞吉再次赶走。
赵贞吉另一为人们称道的原因，是他有很好的学问，和出色的口才。
赵贞吉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他的学问得自于徐樾（波石），而徐樾先后学习于王阳明和王艮，所以，赵贞吉可谓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再加上他肯于独立思考，多有心得，因此他在嘉靖隆庆两朝的学者中极有名望。而他也乐于讲学，积极奖掖后进，言其桃李满天下并不为过，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就受到过他的影响。
赵贞吉对学术的论述颇多，思想十分丰富，但我们无法讲得太多，在这里只谈一点。他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学问，必须要“通”，要吸收各方面的精华，否则就会陷于“陋”，譬如禅学，很多人对其反感认为对学问有害，但实际上它是无害的，关键是怎样学和怎样用。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能博通，其学问必定支离破碎，而其人也会“滞窒昏愚”，无用于世。赵贞吉是很讲究学以致用，以事证学的，他在朝为官的种种行为，与他这个思想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不久的穆宗按旧例到国子监视察，当时称“幸学”。此时赵贞吉已被从四川召回，担任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时还兼任了国子监祭酒（国学院院长）。皇帝幸学，照传统要由国子祭酒讲一次课，皇帝及众人聆听。赵贞吉这天讲的是《尚书·大禹谟》中的“后克艰”章，他的讲稿幸而保存至今，他开头是这样写的（原文）：“这是《虞书·大禹谟》篇，史臣记禹敬承于帝，而献其谋谟如此。后是君，克是能，艰是难”他的讲稿写的很细，条分缕析，浅显明白。通过这个讲稿，我们可以推想他当时讲课的情形。需要说的是，他这次讲课，与其他人为皇帝讲课不同，是坐着讲的，这出于穆宗的特恩。有关赵贞吉的记述，总要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件很荣耀的事。
赵贞吉在讲课时，阐发精明，音吐洪亮，给穆宗留下深刻印象，当他得知赵贞吉是新起用的大臣时，更加高兴。很快，穆宗就让赵贞吉充任日讲官，专门给皇帝自己讲课。后来，赵贞吉因与阁臣发生矛盾，自请到南京任礼部尚书。没多久，皇帝开讲筵，发现没有赵贞吉，很不高兴，对阁臣说：“去年那个自告去南京的，仍令他回来日讲！”由此可见赵贞吉的口才实在是过人甚远。
赵贞吉不仅重视道理之学，还非常重视实用之学。当时的学者对天文历法的原理和推步都不甚了解，但赵贞吉却颇为专业。他比较强调实地观测的结果，而对于推步的数据则不大信赖。由于他的住处离观象台很近，他经常约同好去访问切磋。可能是因为他在理学上的名气太大，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不被人所知，不仅今天是这样，在当时就是如此。与他同时的一位在天文历法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叫唐顺之，当他听说赵贞吉也懂天文推步，竟然十分吃惊，并随即托人向赵贞吉讨教。
虽然赵贞吉深得穆宗信任，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进入内阁后，他直言不讳的性格，使他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发生矛盾，特别是和高拱的矛盾很大。赵贞吉于是请求退休，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他的请求被批准，返回四川。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69岁时去世，赵贞吉再也没回过他在北京的住所。 （张兆裕）
目前故宫保存了一幅清绘《香林千衲》图，绘制的是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官员与僧人云集万寿寺，为皇太后恭祝七十寿诞的情景。画面中央便是金碧辉煌的万寿寺，两旁建筑错落有致。前面便是明清时期唯一的御河——长河。众多官员与僧人在河的两岸，聊天打偈，静待仪式的举行。河水潺潺、芳草连天，画面十分柔和，透着一股暖暖的气息。远方似乎木铎声声，随风而来。
这座万众瞩目的万寿寺，却并非始建于乾隆年间。万寿寺最初建于唐朝，原名聚瑟寺。但它得以重建与开始出名，却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神宗的生母慈圣李太后出资捐建。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几乎便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女人的份量少得可怜。这不仅在于中国古代是一个男人主宰的社会，而且更在于中国古代正史，更是由男人来书写。所以，在数量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的女人们，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近乎于失声。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往往只能在一些笔记小说、歌曲词赋中找到仅存的一些蛛丝蚂迹。
比普通女人要幸运的是，皇宫里的女人因为贵为妃嫔，在正史中，还有一些简单的记载。那么，《明史》是如何记载重建了万寿寺的慈圣李太后呢？
李太后本是北直隶顺天府通州一个普通的民家女子。如果不是嘉靖年间裕王府的一次选拔宫女活动，她可能将如其他平凡女子那样，浣沙织布，过完平淡的一生，也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漫漫长河，而不为人所知。但命运的安排就这样离奇地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贵为皇太后以后，关于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李伟梦到了祥云飘至他的家的传说，便广泛流传开来。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往往反映了人们对他人离奇命运的不解与羡慕，只能将之归为天命所定。
李氏被选为裕王府宫女。由于她颇有姿色，为人聪明稳重，很快便在芸芸宫女中脱颖而出，得到了裕王的喜爱，进为王妃，并很快为裕王产下一子。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主宰明朝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名字叫朱翊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逝世，裕王登基为帝，是为明穆宗。明穆宗在位七年后去世，实际年龄尚不到9周岁的朱翊钧荣登大宝，是为明神宗，是年为隆庆六年（1572年），李氏也从贵妃变成了皇太后。
本来李氏在隆庆朝只是贵妃，不得封为太后，但由于她是神宗的生母，所以尊为太后。按照制度，生母相对于嫡母，在徽号上应有所减杀。但穆宗皇后陈氏由于无子，在隆庆年间便已迁居别宫。到了万历新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讨好神宗，于是便并尊两太后。陈氏徽号为“仁圣皇太后”，李氏徽号为“慈圣皇太后”。
由于李太后是神宗生母的原因，实际上在后宫中的权势更大。但李太后为人谦逊守礼，尽管地位已与陈太后相侔，但每逢重要节日，都要以嫡庶之礼，相敬太后。神宗也在问候生母后，须到陈太后那里问安。宫中气氛甚是祥和。两宫的融洽气氛，与两太后性格温和、善良自然具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与她们的出身不无关联。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局面的出现，规定妃嫔必须要从普通民间选择，而不能从公侯官宦家迎娶。民间出身的妃嫔由于家无奥援，也无野心，所以往往容易满足，不易滋生事端。所以，明朝后宫尽管也存在一些斗争，但整体看来，都较为和睦，更没有发生后宫干政的现象。
神宗冲龄即位，自然无法独立处理政事，但明朝祖训禁止后宫干政的规定，也排除了李太后垂帘听政的可能。于是，李太后便以司礼监太监冯保负责处理宫中事务，以内阁首辅张居正管理国家大事，自己辅导神宗，居中制衡。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便是在李太后的坚定支持下，得以顺利展开的。只是由于她守着本份，站在历史的幕后。随着历史大幕的卸去，她的身影也逐渐模糊，她的历史功绩，才少为人知。
神宗幼年登基为帝，面临着诸多诱惑，如果不善加管束，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太后便负责起了督导神宗的任务。神宗即位后，李太后从慈宁宫搬到了乾清宫，严格要求神宗。每个孩子都有贪玩的时候，如果神宗因此而不好好读书，便会被李太后责令长时间跪地。每到大朝的时候，李太后在天刚蒙蒙亮的五更天便叫起明神宗，让太监与宫女扶着神宗坐下，拿水为他洗脸，然后送他坐上轿子去上朝。可见，神宗尽管贵为皇帝，恐怕要比一般的官宦子弟还要辛苦得多。
习惯了前呼后拥、颐令指使，神宗难免会有一些骄奢的行为。一次，神宗在宫中玩乐，一时兴起，让太监唱首新歌给他听听。太监回答说不会。神宗一怒之下，便拿剑去刺太监。在旁边人劝解之下，神宗开玩笑似地把太监的头发割掉，以示惩罚。整个事情类似于一场孩子般的闹剧。但李太后知道后，便马上命令张居正上疏劝谏，并且让神宗下《罪己诏》，向全天下承认自己的过错。国事已毕，家法难饶，李太后又将神宗召到后宫，命他跪在地上，数落他的过错。神宗涕泣不已，请求改正过错，才算完结。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李太后几乎将神宗视为一个普通的民间子弟，严加管教，并不因为他是皇帝，而稍加宽纵。
李太后对于民间的朴素情感，是一直保留下来了的。神宗年长后，非常偶然地与一名宫女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但神宗却碍于身份，羞于承认此事，并且长期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李太后知道此事后，责问神宗。神宗回答：“他是宫女的儿子”。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神宗十分惶恐，趴在地上不敢起来。朱常洛因此被立为太子。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太后既然已经母仪天下，她们家自然也会相应尊贵起来。他的父亲李伟被封为武清伯（李伟便是明清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始建者）。但李太后对于自己家庭管束十分严格，家人曾经犯过过错，李太后便命太监亲自到家宣布罪过，将家人绳之以法，做到了大义灭亲。
代表清朝官方对于明代历史正统观点的《明史》在记载李太后这些事迹时，是带有十分尊敬与钦佩的口吻的。现在看来，李太后既能安邦定国，又能谨守本份，在她掌控下的万历前十余年，明朝国泰民安、宫内和睦，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这样的太后，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可以讲是一位贤能的太后。
但《明史》对李太后并不全是褒奖，也有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是针对李太后尊崇佛教而发的。“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中国古代后妃尽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