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大案2006-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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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远离权力背后的欲望诱惑。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够完全依靠道德力量和组织力量来约束自身的官员实属罕见，更多的政府官员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涌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
审计风暴揪出胡楚寿
为了读者尽快弄清农发行窝案的来龙去脉，首先应该介绍一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的有关背景资料。
北京市月坛北街甲2号，这座北京西二环边上的大楼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部所在地。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的办公地址及业务范围鲜为人知，在业内有“最寂寞的银行”之称。
1994年4月19日，国务院下发“国发（1994）25号”文件，宣布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依上述文件，农发行最初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兼有信贷业务和财政任务，即承担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1994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向农发行划转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当时尚未组建的农发行接收。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1994年农发行成立之时，国务院高层领导就对农发行提了“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要完全从服务农业、农村经济为出发点。除此之外，另有人士提出农发行“不要设分支机构，以避免风险”。但农发行成立不久，便背离原来的初衷，一举购买约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也就是月坛北街甲2号的月坛大厦南楼。月坛大厦1998年竣工，农发行总行第一时间即已入住。月坛大厦已经成为农发行的代名词。
对“两不”约束的突破并未就此中止，农发行分支机构的建设也紧锣密鼓。到1997年3月末，农发行在机构设置上实行总行、分行、支行制，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总行设在北京，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有35个分行，地市二级分行295个，县（县级市、区）支行1613个。全行员工接近6万人。
银行业内很多人士认为，农发行完全没必要建立这些分支机构。但实际情况却是，全国1000多家农发行县级支行，均斥巨资建办公楼。如辽宁某市农发行分行办公楼，耗资近1。2亿元。
除办公大楼外，存储并处理银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机，以及独有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为另一项最重要的投入。一份资料显示，截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省分行、地（市）分行及县级支行的电子化网点数量约占总数的85％，共约1647个。
为此，农发行共租赁了8000多套PC台式机、PC服务器、笔记本电脑，还为各机构租赁激光打印机、路由器、UPS等设备。其中仅农发行总行配备的PC机就超过300台，已基本做到了人手一台。显然，为农发行提供租赁业务的公司，是这笔大买卖的受益者。
农发行高官落马的导火索，就是这些租赁业务。
在这起窝案中第一个落马的是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他的落马缘于2002年的审计风暴。
2003年6月，审计署2002年审计报告提到：1996年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某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当时负责该租赁工作的就是胡楚寿。在侦查中，反贪部门发现该租赁案牵涉到一家大型公司，而且确认胡楚寿之子在该公司拥有股份，由此查出胡楚寿涉嫌受贿。
胡楚寿，1945年7月生，湖南汉寿县人，曾任农发行农业信贷部主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并分管资金计划工作。2001年，时年56岁的胡楚寿调入中央金融工委，先后出任中央金融工委驻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信达、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随即，检察机关介入此案。
根据北京检察机关的调查，1996年初，胡楚寿与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蔡国安相识后，将儿子胡刚引荐到了美禾公司。1997年12月，蔡国安通过胡刚，得知农发行有一笔2亿元的租赁业务。在胡刚的斡旋下，胡楚寿将这笔业务交给了美禾公司，因此获得了500万元“好处费”。尽管胡楚寿认为这500万元是“烫手山芋”，他还是收下了，并让儿子胡刚用此款注册成立了北京日通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即将退休的胡楚寿就这么落马了。
很快，第一个卷入农发行腐败窝案的胡楚寿，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60岁的胡楚寿涉嫌受贿600多万元。胡楚寿承认了检方指控的事实。
检方指控胡楚寿涉嫌收受共600多万元贿赂：
胡楚寿通过儿子胡刚收受美禾公司总经理蔡国安500万元贿赂。
胡楚寿收受当时尚未升任副行长职务的于大路30万元贿赂。
胡楚寿收受两家深圳企业共90万元港币的贿赂。
胡楚寿收受农发行大连分行程某贿赂10万元。
检方同时表示，胡楚寿认罪态度好，向检方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行为。
2006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楚寿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判决后，胡楚寿没有提出上诉。
根据法院的判决，1996年至2003年间，胡楚寿利用其担任中国农发行副行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等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胡刚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635万余元。
因为农发行窝案已经牵涉到胡楚寿儿子胡刚。胡刚因该案已被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
胡刚，1973年1月生，1994年7月大学毕业后进入深圳京仪投资发展公司工作，1995年5月至1997年8月在北京某公司任职。随后进入日通成科技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据工商资料显示，日通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胡刚、韩效国各持50％的股份，知情者透露，胡刚入股的250万元股金，实为蔡国安代付，而韩效国也是蔡国安的亲戚。
1998年10月，胡刚通过日通成公司介入美禾公司，持该公司10％的股份。1999年12月，日通成公司所持美禾公司10％的股权全归胡刚名下。此时，胡刚在美禾公司的股权达到560万元。
2005年年底，胡刚从国外回到海南时被警方抓捕归案。
“执行者”于大路
作为农发行窝案的二号人物，媒体和于大路本人，都将其在本案中的身份定位于“执行者”。
2004年6月初，刚刚参加完全国金融监事会议的胡楚寿被宣布“双规”。同一天，农发行腐败窝案的“二号人物”、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于大路在审计署披露的农发行“租赁案”发生时，还任财务会计部主任，胡楚寿调离农发行后，于大路顺利升任副行长。
于大路出身书香门第，15岁时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珍宝岛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工作。之后就读于黑龙江银行学校，毕业后曾在黑龙江金融系统工作，当过出纳、会计、信贷员，并较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熟知于大路的一位金融界人士称，凭着“灵活的办事能力”，于大路从省级金融系统的普通科员，一路升至中国农业银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1994年农发行成立后，于大路出任会计部主任。2001年胡楚寿被调离农发行时，于大路顺利升任农发行副行长。
2004年9月，农发行“租赁案”被移交到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随后立案侦查。不久，胡楚寿、于大路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批捕。
2006年1月9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因涉嫌受贿、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在法庭上受审。表情平静的于大路戴金丝眼镜，穿着洁净的军大衣，脚着干净布鞋，脸面光洁，耳鬓修剪整齐。
于大路从被逮捕到受审已一年有余。2004年8月25日被逮捕，2005年5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以于大路涉嫌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移交市检一分院审查起诉。因证据不足，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两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并三次延长审查期限。
检方指控，于大路利用“租赁”职权，先后受贿5笔总共831万元。这5笔受贿为：于大路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先后收受汽车供货商天津某公司陈某的42万元，设备供货商深圳某公司谭某的30万元，海南某公司邓某的100万元，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赵东明的259万元。另外，于大路于1999年7月，与亚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俊杰共谋，向北京美禾电子有限公司索要了400万元的“补偿费”。检方还指控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1999年4月至2000年9月，于大路挪用公款410万元，用于个人炒股。1999年初，于大路为了职位升迁，通过胡楚寿之子胡刚给了时任农发行副行长的胡楚寿30万元。
开庭过程中，于大路表示检方的指控基本属实，只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他需要解释。他否认曾为升迁行贿胡楚寿30万元。于大路说，检方指控他行贿的30万元，和指控他收受深圳某公司谭某上供的30万元是同一笔钱。“收钱之初，我很犹豫。”于大路说，是谭某的“宽心话”令他收下了钱。谭某称送“感谢”款有三层意思，“一些给你们老板（领导），为了你的进步，一些给你，一些给你们财会部”。于大路说，为了防备谭某“外露”，于大路通过胡刚将钱全部转交给了老领导胡楚寿。
“给胡楚寿钱，是谭某的意思，如果没他这句话，我不会给。”于大路否认给胡刚30万元是向胡楚寿行贿，他认为不是为了升官才给胡楚寿钱的。
“为什么你今天的供述与之前不同？”法官打断了于大路的辩解。“胡楚寿案也是本院审理的，当时法庭播放了你的证言录像。”法官提醒于大路说：“你当时说是为了升官给了胡楚寿30万元，法庭希望你在作证和受审时，都能如实供述。”
于大路解释说，他翻供的原因是，在接到起诉书前他根本不知自己还被控行贿。于大路说：“当时中纪委帮我分析了谭某的话，说为了我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升迁，我当时没有重视，我一直以为只指控受贿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还有行贿罪，我不会那么说”。
检方反驳称，于大路曾亲口承认给胡楚寿钱是为了升迁，且事实上胡楚寿又确实提名推荐了于大路。检方称，胡楚寿的亲笔证言中称，于大路行贿30万元“就是想让为职位升迁帮助他，我虽然起不到决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们实际上就是买官和卖官”。
此外，于大路在法庭上否认与黄俊杰共同索贿400万元。于大路称，自己既没有与黄俊杰共谋分钱，也没有参与签订合同，更没有拿到过钱。于大路承认曾向美禾公司老总蔡国安提出“补偿款”，但那是黄俊杰提议的，因为“补偿款是商业惯例”。于大路说，他没有利用职位强行索要，并且蔡国安“很痛快”地同意了。
在法庭上，于大路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和许昔龙在承认其他6项指控的基础上，针对行贿罪的指控，为于大路做了无罪辩护。
钱列阳认为，于大路通过胡刚给胡楚寿30万元的行为只是违反党纪的行贿行为，而非触犯国法的行贿罪行，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但公诉人并没有就“不正当”举出任何证据。钱列阳说，首先于大路没有向胡楚寿提出升迁请托，其次于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职条件的问题，他的升职是正当的。
许昔龙称，2000年3月，于大路升职为行长助理，11月升职为副行长，而2000年四五月间，胡楚寿就被调离了农发行，因而胡楚寿能够帮助于大路升迁的就只有他升为行长助理那一次。根据农发行的升迁程序，必须先有党委推荐，再由所有分行一把手和总行主任级以上的干部进行民主选举，并非胡楚寿一人所能办到的。
在庭审时，检方同时也指出，于大路存在重大立功的法定从轻情节。在到案之后，于大路揭发徐放鸣、王刚、赵东明三人的重大犯罪行为，并经过司法机关查证，属于重大立功行为。于大路在双规期间，不但承认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受贿事实，而且主动交代出侦查机关当时尚未掌握的受贿259万元及挪用公款410万元的行为，并委托家属积极退赃，因此建议法院从轻判决。
在最后陈述阶段，于大路表示认罪伏法，并无条件接受法院的判决。于大路说，他辜负了国家对他的教育，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愿意以最诚恳的态度向人民认罪，痛改前非，当再次回到社会中时，将会全心投入社会服务。”同时，于大路表示，他在法庭上的解释全部是事实，希望法庭可以对他从轻处罚。
于大路在法庭上称，自己在收第一笔钱时心里也激烈斗争过，但最后还是将钱掖进了腰包。他侥幸地认为：“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但是，于大路在被捕后却连续供出了黄俊杰、徐放鸣等人。
2006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于大路所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情节严重。但鉴于于大路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押后，能够供述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同时还能主动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并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法院判决：于大路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关于于大路的犯罪轨迹，请参阅本文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