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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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５２
时哲学界曾发生过疑问和讨论，即如此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容纳如此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是合理的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吗？可是，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当年没有允许认真展开讨论。
关于这个思想的渊源，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１９３７年的《矛盾论》，其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矛盾论》中的这段论述，并没有违反唯物论，且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但是，这里“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反作用”两词，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唯物史观，恩格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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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中表达的十分明确，毫不含糊；他还举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本书为例证，以及《资本论》的许多提示，“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据此从理论上严格说来，《矛盾论》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之下”
，两者互易其位，后者也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在这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
当然，从文字上看去，两个方面都顾到了，一般说来是如此，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是如彼；但是尽人皆知，在法律条文中，“但书”是更受重视的内容。实践所表明的也正是这样，毛是把改变生产关系放在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地位。早在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问题上，他肯定了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批评了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特别迟缓速度”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①随着当年国内外相继发生一些复杂的政治事件，更促使毛的思想很快回到了战争年代传统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上，脱离实际情况而陷入“左”的误区，片面地过分地夸大变更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终于从主观愿望出发，随心所欲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搞穷过渡，在高举“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接连“超阶段”
，造成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后果。实践教导我们，不顾实际可能的“超越”
，实质仍然是倒退和落后。这种错误思想最极端的表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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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起劲地大批“唯生产力论”。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被称为“唯生产力论”
，而对之加以挞伐和批判。
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说到。
四。反右派斗争及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后果
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问题曝光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些波折，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社会动荡，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工人、学生和农民闹事事件。当时毛泽东认为，国内少数人闹事仅仅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察觉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执政党的地位使干部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１９５７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运动。
早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就提出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他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
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
①因此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党中央发出整风运动指示，“在全党重新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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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①为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４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提出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要求大家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攻一下”
，在报上发表，否则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此外，还谈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
这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拥护共产党和佩服毛泽东的，他们响应了党的号召，一心一意想帮助党整风。例如后来被打成“右派”
的傅雷，在出席宣传会议聆听了毛的讲话之后，给国外留学的儿子写信，称赞毛“马克思主义到了化境”。
②５月８日至６月３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１３次，７０多人次发言；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８日，召开工商界座谈会２５次，１０８人次发言。根据中央指示和毛泽东的要求，大家的发言绝大部分是善意批评和积极建议，中间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如学校领导体制、文字改革问题等）
，许多意见切中时弊，不少人是打破了顾虑才敢发言的。
在这些会议上，知识分子发言内容大体有以下方面：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冒进，保守与冒进何者损失大；党政不分，以党代
①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１日。
②这种情况，《傅雷家书》１９５７年３月到５月信中有充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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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问题；肃反运动和历次运动后遗症的处理；法制建设，应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重视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靠专家学者，党委制还是校务委员会制；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党内外干部一视同仁；加强统战工作，虚心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等等。其中也有很少的错误言论。据李维汉回忆：两个座谈会反映出的意见，都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
５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
、“海德公园”
等论调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
据李维汉的说法，在这次汇报之后，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当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①毛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
早在波匈事件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
这一年１月１８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查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②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
①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
，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３１—８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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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５月１５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为了清除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便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
《事情正在起变化》首先谈到，共产党内有右派——修正主义者，他们“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
①文章中谈到对右派应当扣帽子，但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能扣。
“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②关于广大知识分子中包括民主党派中有右派，早在１９４９年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来过：这些人即“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头脑中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②③ 同上，第４３５、４３１、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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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不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应在人民内部通过批评斗争，教育改造。
反右派斗争，从６月８日正式开始。当天发出由毛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７月１日又发表他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他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
；“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
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
；对共产党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猖狂进攻”。并且公开点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联盟”
，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硬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③于是，一场狂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整风初期用和风细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想法，突然转变为狂风暴雨对待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
７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会，毛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中右派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①
后来，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归为一类。
对于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历史的教训在，一旦搞开了运动，上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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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起头脑发热，斗争就必然越来越扩大。各地上报，中央通报，全国右派分子“虾兵蟹将、凶恶鲨鱼”
，数量越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
１９５８年的统计是从３０万人增加到４０万人；１９５９年中央文件说“约４５万人”
；２０年后改正时，复查统计为５５万多人。
这个数字，为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九分之一左右。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出现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其严重后果，李维汉说道：“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这一场斗争的后果，还不只是全国有５５万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
（包括被株连的家属就是几百万人）
，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它以强力推行了一系列“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