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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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把“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在十一大全面加以肯定。

　　　　２。

　　　　在思想上宣传两个“凡是”。在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在同年２月７日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纠正“左”的错误设置了重重障碍。

　　　　３。

　　　　搞个人迷信。

　　　　华国锋以“英明领袖”自居，到处挂像，到处题词，大唱“交城山、交城水”。大加宣扬“你办事，我放心”

　　　　，名曰维护毛主席，实则为了树自己。

　　　　４。

　　　　迟迟不给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彭真等同志平反昭雪，不让邓小平、陈云等出来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次发生杀害张志新式革命同志的事件，过早地宣布揭批查结束，阻碍清查“四人帮”的深入发展，包庇了一批有严重错误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他都是有责任的。

　　　　５。

　　　　在经济上又搞了一次冒进。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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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８１

　　　　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同志提出“四个一点”。

　　　　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新建和续建１２０个大型项目，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等。其中引进项目２２个。继续搞高指标。

　　　　１９８０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１９８５年要求粮食达到８００亿斤，原油２。

　　　　５亿吨等等。三年大跃进搞“小土群”

　　　　；这次冒进搞“大洋群”

　　　　，经济上同样造成很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纠正“左”倾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实行起来掣肘重重，步履艰难。因此，我们认为，让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是不合适的。

　　　　当前，思想上、组织上的“左”的流毒严重，要肃清必须做艰巨的工作，《决议》应作出必要的规定，否则留下后患。

　　　　（五）

　　　　《决议》应充实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关于八大路线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转折关头召开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用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并相应地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和组织路线。这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八大制订的路线，是切合我国实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八大路线能够顺利执行，我国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落后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八大路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大路线的重大意义将会越来越明显。

　　　　２、关于“三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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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决议》应该充实经济工作的内容，我们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反映，它的流毒，至今还在损害我们的国民经济。

　　　　总路线的头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反映了精神第一的唯心史观；第三句“多快好省”，不能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大跃进，是一个盲目蛮干，大轰大嗡的口号，已经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人民公社化，来自毛泽东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吃大锅饭，搞穷过渡，超越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多年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

　　　　３、关于党的“九大”和“十大”

　　　　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依靠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

　　　　，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党的正常生活被扼杀。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先后召开了“九大”和“十大”。召开“九大”的目的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

　　　　，让林彪当接班人，并把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选进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党权。不久，林彪叛国摔死，又召开“十大”

　　　　，让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

　　　　这是我党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决议》应该对“九大”

　　　　、“十大”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结论。

　　　　（六）

　　　　《决议》要认真总结党的领袖搞个人独断专行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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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９１

　　　　独断专行，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党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定要总结教训。一是禁止搞个人迷信，不要过多地宣传个人；二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职过多，要有个制约；四是废除终身制；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领导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经过批评教育，坚持不改者，要给予纪律制裁，直至罢免。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再次要求中央编印一批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讨论学习党的这段历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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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A

　　　　在纪念毛泽东９０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

　　　　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

　　　　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

　　　　此文是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写的书评。

　　　　原载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８日A《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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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３９１

　　　　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

　　　　、“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

　　　　显然，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

　　　　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前进中又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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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１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

　　　　“大跃进”

　　　　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

　　　　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

　　　　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

　　　　，等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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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５９１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向“内圣”

　　　　“外王”两途发展。以后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援释入儒，一意讲求“内圣”修养；而陈亮、叶适则致力于事功之学，至顾炎武、颜习斋更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喜好此种学风，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更加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将斯大林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的表现，攻击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他们可笑地提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偶比：“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

　　　　那么，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作者还考察了晚清及近代湘学传统的重要特征，理出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影响到毛泽东这样一条“实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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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１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

　　　　，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