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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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要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３０年的重大事件作出基本总结。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到１１月，中央组织全国党政军经４００干部讨论《决议》草案（《决议》于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讨论中，我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１０组（能源组包括能委和煤炭、电力、石油三部）
，任组长。以下是我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和我起草的本组讨论总结性意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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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一A
《决议》评价毛泽东一生，功第一位，过第二位，这个结论正确。毛泽东在前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正确，但左的东西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一套“左”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对党、对人民和他自己，这都是一场大悲剧。弄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悲剧，是《决议》必须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
建国前的２８年，历尽艰辛、曲折，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
从早年起，他的革命实践家的品质就高于理论家的品质。长期的战争环境、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他不能直接阅读外文）
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兴趣，似乎主要也在实践方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取得革命胜利，确实难而又难。毛泽东的伟大，还特别表现在长期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这方面（这方面人们知道较少）。
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大国的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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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即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才很缺，人民文化素质低，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等等客观条件照旧存在。
而从我党的主观条件看：干部多出身农民，进城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央也缺乏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等等，更是突出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发展生产力，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人才）。可是一方面，对于主观条件的不利（苏联工农干部一直进正规学校培训，取得学历）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又长期摇摆不定，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搞四化）何者为重，摇摆不已，最后走到“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条绝路。西柏坡二中全会的报告，对于开国之后阶级斗争与发展经济何者为主，没有说得很清楚。搞三反、五反、肃反以及反右派等运动时，感到是前者为主；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后者为主。总之，思想、理论、实践，没有一根主线。
不像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那样，得心应手，有板有眼，循序前进。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写《资本论》，列宁在革命之前就精读过《资本论》，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
，他在理论上没有这个准备，基础不够雄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因此，搞大跃进，经济上大乱套（“文化大革命”则是政治上大乱套）。
建国后头七年，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待解决，他的思想和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很好；但也潜伏着并已有不少“左”的东西露头（主要是农业以及工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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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太急，没有吸取苏联教训，也没有根据中国农村和社会具体情况办事）。
八大开得很好，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已经解决了，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中央和领导的成熟。但是毛个人对八大不满意，尤其对反了他的“冒进”等等不满意；加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使他认为中国要走另一条道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右派运动，整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实质是不懂得资本主义有用遗产之可贵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南宁会议批判总理和陈云，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于是发明了三面红旗、以钢为纲等（也有客观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奉承迎合的人，党的威信高，群众容易盲从等等）。看到大跃进出现许多一时的假象，便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庐山会议之前，对“左”的东西，有所察觉，有所纠正，但思想上并没有认输，勉强上山反“左”。彭总一封信，正好转而反右，而且从理论上提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
，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
（记得１９５０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１００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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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
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让林彪保护过关。
随即就阶级斗争步步升级。
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
，准备重整旗鼓。直到１９６６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
的理论。
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
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
，“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
，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
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
，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
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
，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
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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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
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
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
毛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梁、孙、黄、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
，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
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收入《毛选》时修改了）
，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
（２０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６０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
，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
，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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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
，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８０％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
，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５％，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
大炼钢铁，９００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
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
，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
，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２７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
１９５８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
；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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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２８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１９５７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
；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
，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２７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
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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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
《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