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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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
“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已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显然，这里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
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当时各国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尤其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军东驰南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由于毛泽东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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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这样，读《伦理学原理》时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圣贤豪杰”
同“愚人”
、“小人”
，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这一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了。当年世所公认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起了最初的一声号角。
毛泽东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间的原则区别，因而他曾幻想“呼声革命”
，“温和的手段”的革命，也赞成“多研究些问题”
，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在《湘江评论》上露出端倪，显示出了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宣言及《炸弹暴举》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呼声革命”
与“阶级战争”
之间，作者本人思想的这种矛盾，这种趋势。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
，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
，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相当色彩缤纷萦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毛泽东起着“东风压到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即驱逐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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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率领湖南人民代表团等，义正辞严地赴北京请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
，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盘踞湖南三年臭名远扬的皖系军阀，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变化中，从湖南败走。
经过群众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后，时间只隔了一年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同第一次相比，不仅身份不同——刚出校的学生和全省公民代表，思想状况也起了唯心论向唯物论的变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
他利用第二次到北京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
、“最重大”的问题。
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国家与革命》）。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己谈到，促成他下决心确定方向的，是受了三本书的影响。
１９４１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谈到这一情况：“记得我在１９２０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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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１９２０年４月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的。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１９２０年８月出版的，他如果是在北京时读到此书，可能是罗章龙等人以“亢慕义斋”名义翻译的油印本，那时他同罗章龙等北大左翼学生交往很密。他读的究竟是哪一个译本，不必深究，他自述从这书受到深刻影响，却是毫无疑义的。
《宣言》开宗明义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成了毛泽东毕生服膺的格言。
《阶级斗争》是恽代英所译，原本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列宁对这书评价甚高，他在《给农村贫农》这部著作中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纲领的时候，推荐了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恽代英将中译本书名改为《阶级斗争》，毛泽东就从这本书中加深了他对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和信仰。
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在译本序言中说：“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
看来蔡序所说是符合事实的。
例如书中说：“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蔡序所说的稳健派，其实就是费边派。费边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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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大约就如同英国工党的政府和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同。
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苦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这些同马克思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极大差别的。看来，毛泽东只是从这本书中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引起他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他自己说的是“１９２０年夏天”或“１９２０年”。
现在许多党史研究者，对这个具体时间有几种不同意见，上限有１９２０年夏天，下限是１９２１年初。我认为这都关系不大，笼统地说一个“１９２０年”也是合理的。
毛泽东到上海同陈独秀讨论了湖南形势和建团、建党问题之后，１９２０年７月回到长沙，随即参加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这是一次借谭延辏Т虻摹昂献灾巍钡恼信疲挂匀迦嗣裎鞯拿裰髟硕肴煤洗哟送牙氡毖笳目刂疲霸斐梢桓鼋虾玫幕肪场�
，以便今后进行各种革命活动。
他为此在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并在长沙领导了一系列活动。运动虽无结果，但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面目（“在老虎口里讨不出碎肉”）
，锻炼了自己的队伍，还交结了广泛的朋友，新民学会增加了许多新的会员，也清除了几个消极不良分子。那时马克思的原著介绍到中国来的还很少，而一些号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并没有能够作出正确的介绍，其中错误还很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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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还只能是很初步的、不系统的。因此，那些文章中也还有些模糊的甚至相当混乱的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年都难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这种转变的根本标志，反映在新民学会的两次会议上。
１９２０年６月，在法国的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等１４人，在巴黎近郊开了五天会，主要讨论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如何进行。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另外萧子升为首的少数人则持反对意见，主张以教育为手段的温和的革命，倾向于蒲鲁东式和平的无政府论，以改良资本主义。会后蔡和森将讨论情况和自己的坚决主张，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由于信收到很迟，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毛才写了一封长的复信。
他坚决支持蔡的全部意见，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
，而根本不同意改良主义的方法。信中借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说（其观点正同萧子升的相似）
，以透彻说明必须用俄式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才能获得一切包括教育的权利；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不过帮资本家的忙而已。
１９２１年元旦，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会员何叔衡、彭璜、陈章甫、易礼容、熊瑾玎等１８人，接连开了三天会，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介绍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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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的情况，还谈到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派别。
大家热烈发言，各抒己见。讨论结果一如巴黎，大多数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用俄式革命、阶级专政的急进方法；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便利公开活动，进行研究、宣传、组织等工作，除已办文化书社、通俗报外，还要兴办夜校、编译社、讲演团等社会事业。
在１９２０年同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不断说到大家要作主义的结合，说马克思主义为“一面旗子”。
１９２１年１月下旬，毛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谈到建党的情况时，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综上所述，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１年１月之间，根据本人自述和第一手资料（本文引号中语均见已出版书刊）
，关于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反对种种改良主义，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子”。
二）确认以劳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是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
三）确认以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近百年来中国国难频仍，许多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复兴作了不懈努力。青年毛泽东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所驱遣，殚精竭虑去探寻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道路。正好这时候，俄国轰击冬宫的炮声响了。中国人才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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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式的革命。正苦于没有找到适当道路而向中外学说继续探索的毛泽东，看见了希望，在自己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上，很自然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坐而论道；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特别是在实践中向社会向群众学习，“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学得最勤，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终其一生，他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内容，并有所发展，扩大了这一范畴的应用。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延安庆祝斯大林６０寿辰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毛泽东的造反气质，也是从青少年时代起，贯穿于一生的行事，到老不衰。用“造反有理”四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大大的简化，但不能不说是极有见地的。可是这四个字只能限制在推翻旧世界这个意义上，过此一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利用这个口号搞打砸抢，推翻党委闹革命，造成历史的大悲剧。这个教训我们应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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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A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纠正多年来根深蒂固“左”的错误，使全党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
的错误。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