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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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３０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６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与蔡，蔡于７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

　　　　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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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和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中看到，像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

　　　　罗学瓒后来参加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是学的教育，到法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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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９９

　　　　曾从事华工教育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１、遇；２、访；３、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

　　　　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这种”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泽东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

　　　　蔡的信中接着说：“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

　　　　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

　　　　‘弟深以为然。“

　　　　１９２１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泽东的这种理想，才终于实现。

　　　　为了向外发展，当时学会中许多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长沙。

　　　　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特别是湖南青年不满现状、思想激进的很多，毛泽东认为长沙是学会最重要的基地，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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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新民学会

　　　　中的骨干何叔衡、陈章甫等再到外面去，这样，学会就可能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后来他们都终于留下来，同毛一起在湖南活动。蔡和森是很赞成毛这种深谋远虑的。他在复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话说：“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

　　　　‘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

　　　　他也不同意陈章甫再去日本，以为留在长沙的学会同志，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他觉得他们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长期打算的以长沙为基地的组织准备，五四运动时期，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之下，长沙和湖南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且最后获得驱张运动的胜利。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不赞成从外国资产阶级模仿来的那一套学校教育，而主张自由研究，自学为主。关于到外国留学，是否要进学校，他也有很多疑问。为“求得世界的学问”

　　　　，他当时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有计划地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在国内组织一个类似后来实现了的自修大学这样的团体，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

　　　　（１９１８年７月间，在写给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曾提出这一想法。）蔡对此极表赞同。

　　　　７月２４日的复信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

　　　　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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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１０１

　　　　通我智絯，祛我情瞀，①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

　　　　

　　　　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兄是一致的）

　　　　：“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

　　　　之后在８月２７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

　　　　第一批２５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

　　　　，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

　　　　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７４人。

　　　　１９１９年末和１９２０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

　　　　①智侅、情瞀，都是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用语。

　　　　智絯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此处指智力方面的拘束；情瞀Ｅｍｏｔｉｏｎｌ，此处指因感情引起的愚暗。可见黎锦熙推荐给毛泽东的这本书，蔡和森也是读得很有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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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新民学会

　　　　蔡和森、萧子升等１８人。

　　　　１９２０年２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４０％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

　　　　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４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

　　　　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

　　　　，只用了３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

　　　　，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毛泽东是一直赞成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

　　　　，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从而批评那种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

　　　　，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

　　　　他主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多进行“共同的讨论”

　　　　，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混战”。

　　　　毛泽东和在长沙的学会会员，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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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种活动，实现了他们从事实际革命行动的多年渴望，之后，又都转入驱张运动。直到１９２０年６月张敬尧败走，外出的许多会员才又陆续回到长沙。因此，作为学会本身的活动曾停止了近一年。

　　　　１９２０年５月间，第二批去法国的会员萧三等６人在上海集中。

　　　　５月８日，留在上海的会员共１２人，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作为送别，同时讨论了会务。据毛泽东写的《会务报告》所载，讨论得以下主要结论：“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

　　　　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毛泽东最后写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

　　　　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半淞园现在只能找到遗址，这张照片却留下来了。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即将各奔前程，好些人就要飘洋过海，远离故国，但学会的崇高精神纽带将他们联在一起，依依惜别，相互勉励。看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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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１新民学会

　　　　张照片，这种动人情景似乎就在眼前。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来的组织家的才能，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他一贯重视发展会员的工作，尤其重视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学会成立之初，对会员入会条件就要求很严：学问、品格不好和没有革命志向的人不能加入。最早的一批会员是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商业专门学校等思想最激进的学生和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员；其中还有周南女校等女子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如劳君展①、魏璧②、周敦祥③等这样一批急进而坚强的女青年，这是当时国内有的进步社团所不及的。劳、魏、周等人入会时，由毛泽东主持，特为在周南女校开了一个会。

　　　　后来还有明德中学、法政专门学校和湘雅医学校（如李振翩④）等校的学生入会，吸收了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进步青年

　　　　①劳君展（１９０—１９７６）

　　　　，湖南长沙人。

　　　　周南女校学生。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主任。

　　　　１９３５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研究员。

　　　　②魏璧（１８９７—１９６９）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③周敦祥（１８９８—１９８０）

　　　　，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