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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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体是无德智也。”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
文章明确指出，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整个身体官能，“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这就是说，人认识周围世界和接受知识，都是身体特别是大脑的作用，是以整个身体五官为物质基础的。
从以身体为基础的观点出发，文章进而反复说明了体育和智育、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个人的体质如果不强健，就不能很好受教育，增知识，乃至强意志。
“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
“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文章强调“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从而批判了所谓精神活动与身体无关的片面观点：“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指出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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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有关：“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
，①“积习难返也”。
关于宇宙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文章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多非动主静。
文章对此极不以为然：“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
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
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认为动才是养生的要义。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可言者，曰体育。”
“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又引起明日之运动。”
而人的身体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
“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即在作出这个论断的时候，作者必定有更深更广的思考，而决不是只限于体育之道。这在前述《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已反映出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特征，这是作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一个中心观念，可说贯穿于一生。
由于树立了“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坚定的认识，文章于是特别谈到人的身体强弱这个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
①短后，指衣的后幅较短，便于劳作。后来也称军人之衣为短后衣。此处“短后”借指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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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
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
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这就是说，只要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深戒嗜欲“
，“勤自锻炼”
，人的身体是完全可以由弱转强的。因此文章开宗明义即指出：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关于事物的发展，矛盾的解决，在“图体育之有效”这个问题上，文章已具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这样鲜明的辩证观点：“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
“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在分析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一般人“不好运动之原因”后，文章说：“属于主观，改之在己；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许多活动中，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之一，是特别强调实践、勇于实践的。那些显示出坚毅意志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多方面的实践，使他一开始耕耘于哲学的园地，就自觉地意识到知与行之间的密切关系。
《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出，而且写得如此精辟、如此科学，是同他自己长期的实践分不开的。
他少年时在家中游泳和劳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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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在一师时实行的各种体育活动，对身体的由弱转强，特别是对意志锻炼等方面带来的好处，自己当然有深刻的体会。
同时，德、智、体三育脱节的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给予学生的各种不良影响，也使他感触很深。
此外，他从学习过的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中外古今人物的有关言论和历史故事，也得到很多启发。因此，这篇文章确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一个范例。它通过对体育问题的考察，令人信服地阐明：实践是第一位的，无实践则不可能作理论的指导。
文章即以此理说明写作的动机，在“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
“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根据他对一师体育教员的看法，文章又同时指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
在论到体育锻炼的根本之道时，则仍旧强调实践第一，而理论其次：“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
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
为了贯彻实践第一的主张，文中还提出一系列运动的方法和运动应注意的事项，并且将自己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六段法”详细列出，供人参考。这是作者自己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将这种认识公之于众，以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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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辩证法思想，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对待中国旧文化和西方新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当时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方面热烈地追求外国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又极其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
这从《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也可得到证实。
如文中引用了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丰富事例，特别是引用了许多古人重视实践的故事，如“庄子效法于庖丁”
，“仲尼取资于射御”
，来说明作者的观点。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等近２０条；涉及的中国古代人物１６人，近代人物３人，外国古今人物６人。他对于中国的旧东西和外国的新东西，是“去其糟粕，存其精华”
；是斟酌国情，两无所偏；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完全不同于某些进步知识分子中那种比较普遍的错误观点：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地崇拜，甚至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对中国的民族遗产，则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往往只看到封建性的落后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生产和文化就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经过各个时代的剧烈变革和发展，它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青年》的前期，全盘西化的论调曾占相当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后来论五四运动时指出的这方面的缺点：“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则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西方文化也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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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继承的态度，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接收。
《伦理学原理》上有这样的批语：“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关于这个问题尤其说得明确：“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里的西方思想，显然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可见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的观点，已超过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最主要之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同他追求真理之心同时俱生、与日俱增的。从对待社会、国家、世界，直到家庭、学校、师生关系，一切方面都反映了他的“除旧布新”
的思想。
他时时刻刻关心国内与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从不畏惧严峻的实践与斗争。虽然前面叙述的还只是他学生时代的一些活动，但从这些活动中，不论是参加辛亥革命当一名新军的列兵，或是在学校中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丑剧，带领同学缴北军的枪械，还是为追求真理而顽强学习，尤其是团结同志成立新民学会这样的战斗团体等等，都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他这时已表现出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品质。
正像恩格斯对马克思所作的评语：“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
斗争就是他的本分。“
五四运动以前，进步的思想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很模糊而且谬误很多的。
例如陈独秀在１９１４年写的文章，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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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印度亡于日本、英国后，据说“百政俱兴”
，比之中国的混乱似乎反而是值得欣羡的：“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
直到五四前夕，他还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对巴黎和会更是存在着许多幻想。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明确无疑反帝国主义”的呢？
请看这个２３岁的青年学生的革命立场何等坚定，对国际政局又分析得何等透辟，对形势的预测又是何等准确。
下面是前面引用过的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５日致萧子升信中论中日关系前途一段的具体内容：“此约（按指”日俄协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
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
大隈阁（按指当时日本以大隈重信为首相之内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这封信是１９１６年写的。对照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对待日本的态度，他们之间的差距多么明显！
关于必须用革命手段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政治观念，这个青年学生当时是极其鲜明的。
《伦理学原理》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传统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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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之能力，积逐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他在这上面郑重地批道：”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接着他用变化日新的观点，论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
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这段批语从他的哲学思想引申出极其重要的政治观点。
像“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
，以及“时时涤旧，染而新之”
，这些话表明了他的坚决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这里没有任何改良主义思想的痕迹，对现存制度不存在任何幻想，首先就说要“改建政体”
，即认为必须打碎旧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