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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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的骆秉章，对其手下人与曾国藩之间的龃龉也不闻不问。这种明争暗斗令曾国藩的处境非常孤苦。曾国藩后来在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回到了故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的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他现在之所以要转移到衡州，正是为了保证原有的“查办土匪”计划顺利进行。要在衡州将农民暴动进一步地镇压下去，曾国藩在当时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却没有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期内的原因和内心活动告诉咸丰皇帝。
如果把湘军作为一个总体或者集团来对待，那末，湖南新宁应该是湘军的发祥地；如果把范围缩小到由曾国藩创建，并由他指挥的那一部分湘军，那末，湖南衡阳则是它的发祥地。
从曾国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出征的时候结束，他在这里呆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因为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与牵制，烦恼也少了许多，在那里一心一意地训练他的湘军。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接到了清廷谕令，“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舟师还没有守备为理由，借此机会申请“截留粤饷四万馀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里指的“船”是木板船，由他在衡阳、湘潭所设的两个船厂自造；而“炮”，则是六百尊洋炮，那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为他先后买到的。经过半年的努力，当时的湘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水陆两师加起来有一万人之多，其中水师十营，共有五千余人，前、后、左、右、中有五正营，此外又有五副营；陆师也是五千余人。水师中包括一艘拖罟、一艘快蟹、五十艘长龙、一百五十艘三板艇、一百二十艘钓钩船、一百余艘辎重船，船上一共配备有五百七十多门炮。
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曾国藩并不知道筹措水师需要做哪些工作，于是就四处咨询，按照广东水师的样式，设置拖罟、快蟹、长龙等，开始了他的编创工作。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日后在对太平军作战中取得胜利。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岳州之役（1）
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湘军水陆两师的训练之中，却不曾想到，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攻克南京，将将军祥厚斩杀，同时也斩杀了两江总督陆建瀛等，拥众百万。几十万清军见此阵势，不战而败。太平军定都南京一个多月后，分别派出军队，一部分用于北伐，另一部分则进行西征。西征军共五万人，兵分两路，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将庐州攻克，安徽巡抚江忠源因不愿落入太平军之手而投水自尽；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在这场战役中死去。接着，西征军又一举将武昌攻克，并于咸丰四年正月再次进入湖南，接连攻占岳州、宁乡、湘阳等地。太平军直接威胁着省会长沙的统治。
为了控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咸丰帝诏命曾国藩立即调动他的湘军，前往武昌，从而缓解了军事上的紧张局势：“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贼之吭。此举关系南北大局，甚为紧要，该侍郎应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也。”
此时，曾国藩所训练的水陆两师的总人数共一万人，其中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水师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馀人，编列字号，将五百个人编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褚汝航是水路的各营总统，陆师则统统接受塔齐布的率领。“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他们所准备的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甚至连军队中所需的器物，打造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们也一并带了去。曾国藩的水师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沿湘江而下长江，直接到达金陵，沿途船夫纷纷携带着船只加入了太平军，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风帆到处都有太平军的旗号，清军水兵还没开始战斗，便溃不成军。湖北巡抚常大淳颇有见地地于咸丰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真是“心有戚戚焉”，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请筹备战船折》道：“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若今为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在这里曾国藩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战状况，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即必须对水师加倍重视；不仅如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初，就从战争的全局考虑，认为“先肃清水面”是首先要做的，然后才可以把安庆、芜湖、金陵三重镇逐一攻克。
所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水师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出发来考虑的。他在衡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但是因为“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此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湖南巡抚将水师守备成名标送来，同时也送来了广东绘制的拖罟、快蟹船式，湘军才又仔细琢磨，依据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为长唇的宽舷，“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不久，曾国藩又将造长龙战船的任务委派给同知褚汝航在湘潭制造。这样，曾国藩的水师便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他从衡阳发兵出征时，所配备的船只已经有“拖罟一号、快蟹一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馀号”，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门炮配备在船上，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但和有数万只船的太平军水师比起来，其规模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军的船队均由民船、商船编成，对于运输有益，但是在战斗方面却不行，虽然经过简单的改装，却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湘军的战船却是专门为战争所作的，便于战斗。与此同时，湘军战船上配备了上千尊洋炮，都是从香港购买来的，而太平军战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湘军水师对于操舟、作战、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阳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些训练，且在衡阳、湘潭两处设有船厂，对旧船进行修理，同时为补充船队也制造新船。湘军水师的组织也都非常的严密，因为太平军水师不对自身建设多加重视，所以这方面也根本无法同曾国藩的水师相比。两军经过长期的较量，特别是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的湘潭之役，同年八月汉阳河之役及同年十月田家镇之役，太平军水师三次都失败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湘军水师则因此而在长江称霸，也就成为了曾国藩最亲信、最可依赖的力量。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岳州之役（2）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2月25日）起，带领水陆两师出发，浩浩荡荡，进驻长沙。该地的绿营根本不能同其威猛的军容相比。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坚韧自励的结果。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约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从衡阳启程，开始着手准备东征的事情。途经长沙，当年的官场对手们看到此时的曾国藩如此风光，个个都来巴结奉迎，握手言欢，说了不少旗开得胜之类的恭维话。曾国藩在长沙城只停驻了两天，就再次出发向岳州去了。
当时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守卫岳州城，领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曾国藩的这份奏折表明，他当时无疑已经头脑发昏了，认为胜利得来得如此之易，领兵打仗，不过如此。在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体湘军中滋生了一种骄傲情绪，因而产生了麻痹心理，由此而招致了紧接下来的失败。
曾国藩占领岳州后，王、李续宾带领一共有一千名湘军的两个营向武昌进发。一路上风平浪静，众士兵连一个太平军也没有看到，湘勇们因此便放松了警惕。这天夜里，他们宿营在羊楼司，根本没有派遣夜间巡逻兵。谁知到了半夜，罗大纲亲自率领五千名太平军士兵，从周围的山里冲出，呐喊着向羊楼司冲杀。湘勇们从梦中惊醒，还没有做抵抗就丢掉了几百条性命。王、李续宾于忙乱之中只好仓皇南逃。
祸不单行，三月初七日，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因此溺死了许多人，同时也严重损坏了许多船只，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军心不免动摇。接着，就在太平军于临湘羊楼司大败王部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太平军就把岳州攻占了。曾国藩在太平军的浩大声势面前，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恢复军心，以再做打算。
面对败绩，曾国藩已经感到没有颜面面对皇上，因为上次的奏折中自己已夸下了海口。在长时间的充分考虑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就是《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
这份奏折的主笔人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曾国藩后衔会奏的。当然，身在长沙的骆秉章，对于当时接战的实际情形并不了解，是曾国藩给他提供了具体情况。从这份奏折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已经彻底掩盖了兵败的狼狈情形，而只是具体描绘了湘勇奋勇杀贼的情形，这样，退出岳州城的原因是因为粮草和枪弹不够，已无法再守城；败回长沙，是因为要保卫长沙的安全。反正咸丰帝自己并没有到过前线，也只好听任曾国藩说了。
第二份奏折名为《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对于曾国藩的两份奏折，咸丰帝显得十分宽宏大量，虽然他严厉指斥了曾国藩，同时又给了他将功赎罪的机会：“曾国藩奏水陆各军接仗情形，并自请治罪一折，此次岳州水军虽获小胜，惟因陆路失利，以致贼匪复行上窜。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迟误。曾国藩所统各勇为数过多，既须剿办粤匪，又须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拔赴平江、通城者，有拔赴临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进者，散布各处，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难得力。一有败衄，人无固志，似此何能力图进取？此时肃清江面专恃此军。曾国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战船被风沉损多只，何事机不顺若是？现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
接到上谕以后，曾国藩自己反倒觉得非常惭愧。因此，他驻兵长沙城外，没有脸面再和城内的官绅打交道。这时惟有一种想法充斥他的大脑：如何抓住时机，将所有的太平军全部消灭，一来洗雪心中的愤懑，二来也可以让自己不再在皇帝和湖南官绅面前丢颜面。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一意孤行
石祥祯率领的太平军将士在岳州战役中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同时对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清势力也是很大的鼓舞。在这大好形势下，太平军做出了向长沙进军的决定。为了给夺取长沙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太平军决定先将离长沙90里的湘潭和离长沙50里的靖港这两个地方攻克。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清廷绿营军纷纷逃窜。湖南的清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投奔曾国藩的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