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子城在这次中试之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有人说，是由于他的某位老师嫌“子城”二字太过鄙俗，所以他才改的。但另有人说，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曾子城肄业于湘乡县涟滨书院时，深得山长刘元堂先生的赏识，并将他命名国藩，意思是子城乃是国家的屏障和藩篱。不管命名的时间如何，原意是什么，总之，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曾国藩，从此由田舍郎的身份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能不能成为国之屏藩，就全靠他的福分了。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平步七迁初入官场
钦点翰林，改庶吉士后的曾国藩同年（道光十八年）八月与凌玉垣、郭嵩焘同行回到湖南。偏远山村里出了个翰林，这个头等新闻惊动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连日里，曾家的宾客络绎不绝，比曾国藩“早售”之日的场面热闹多了。亲戚朋友，以及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全部都赶来贺喜，所有的贺词赞语无非就是子贵父荣，说曾国藩乃蟒蛇精灵之类的话。当全家都在沸沸扬扬的时候，年已六十五岁的祖父曾星冈却较为冷静，对儿子竹亭说：“我家以农业为本，现在虽然富贵了，但过去是不能忘的。宽一当了翰林，事业还很长远，我们家里的一切食用都不要他关问，不要累着了他。”这实际上是叫曾国藩解除后顾之忧，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仕途上。
道光十九年正月，曾国藩拜祖坟，上祠堂和家庙进行祭祀。又于二月初七日起一一走访了县里的亲朋好友，更于三月二十九日起，遍走衡阳、耒阳、永兴各地亲友，拜谒地方官员绅耆，六月廿二日才回到了家中。甫一月，又于七月二十三日起，走访了宝庆、武冈、新化、蓝田这些地方的亲戚朋友，十月初四日才回来。之所以他会如此忙碌，一为酬谢亲友，二为炫耀衣锦还乡，三为联络官府，更为光宗耀祖。
由于第二年（道光二十年）四月翰林院举行散馆考试，曾国藩于十一月初二日开始向京城出发。正好这天寅时，纪泽——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自从十五个月的大儿子桢第于当年二月初一日因痘症夭折，十岁的满妹也因此而夭折后，他妻子总是不停地哭，这天却破涕为笑了。自衡阳迁湘乡大界的曾氏始祖曾学孟，在迁湘乡前，曾住在衡山白果十多年时间，其妻屈氏在白果鸡公头一个姓周的人家屋后埋葬。由于久未挂扫，已经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了，曾星冈这年才去白果找到了这个地方。也正在曾国藩进京的这一天，一百多名族人全部集合在他家之后，上坟山竖碑祭祀。曾国藩正是参加了这次大祭坟活动后，从白果出发，经过两个县城——湘乡、宁乡，到达长沙府，下河乘船北上的。他的父亲和叔父骥云把他远送到了长沙才回去。
他和同行者经过漫漫征途，于三月二十八日才来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个叫千佛庵的庵堂里住了下来。
四月十七日散馆的题目是《正大光明殿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的题目是《赋得“人情以为田”》，得耕字。第二天揭榜，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廿二日引见，他被任职为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苑，至这年年底，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年时间。除夕将到之际，他回首流逝的岁月，一想到自己功不成名不就，学业也没有长进，京都的繁华与自己的清苦冷落更是对比鲜明，不禁“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西行入川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廷试的题目是《如石投水赋》； 其韵为“陈善闭邪谓之敬”；《烹阿封即墨论》； 《赋得“半窗残月有莺啼”》，得“莺”字。他在众人中名列二等第一，十四日引见，第二次被任职为翰林院侍讲。七月十五日正式补了侍讲这一空缺。
三月二十三日，曾国藩被引见后的第九天，他兴高采烈地向祖父母报告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初闻之，孙心惊恐甚，盖不作赋久，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入考，到今才过四年，此举万没料中。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而结果却让曾国藩出乎意料，故他不无自豪地禀告祖父母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他升了官，以前的冷落感一扫而空，怨天尤人的情绪也消失殆尽，立即大谈“竭力尽忠”。
曾国藩的好运接连不断，升侍讲后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试正考官，而较他年长资高的御史赵楫却只得到副考官的职务。
曾国藩立志要像诸葛孔明那样，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他一到四川，这位卧龙就成了他第一个凭吊的对象。
他曾在留侯张良庙流连忘返，对这位汉初的风流人物“英风渺千载”倍加景仰，将自己“亦欲从之游”、“达人志江海”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
西行旅途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并终生铭记于心。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热后，好几天吃不下一粒饭，颠簸晃荡的轿子更是让他难以忍受，但同行者除劳崇光多方照顾外，别的人都好像看不见似的，曾国藩竟病得“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他一到西安，陕西巡抚、湖南湘阴人李星沅却给了他很多的照顾，百般慰藉，“遗仆炊香粳，呼僮伺馆舍。征医未辞频，馈物不论价”，还专门飞报蜀中大吏，吩咐他们以医师代巡捕，来迎接这批考官。
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返都后，担任文渊阁校理。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高升不断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九月，分校庶常馆。十二月初七日，第三次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五月初二日，曾国藩第四次任职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詹事府的职务本是东宫辅导太子，因本朝设有上书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诸官无所事事，不过如翰林院一样只会养才储望罢了。”九月二十四日，他第五次的职位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日，担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 ，湘籍京官上书皇帝言事，奏折是由曾国藩写的，他由此成为湘籍京官之首。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大考的题目是《远佞赋》，韵为“请问下民常厥德”； 《君子慎独论》； 《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取得了二等第四名的成绩。到这个时候，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被第六次任职为内阁学士，同时兼礼部侍郎的头衔。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对如此的平步青云感到惊诧不已。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虽然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早已激情澎湃，同一天，在给叔父母的信中他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用非常自负的口吻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对他的弟弟们百般叮嘱：“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他立即给住在湖南的陈源兖传书一封，信的内容是：“正月之季，遂得滥厕春宫。清夜扪心，实堪惭恧。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李林甫、秦桧自以为得人之谋，而不知其纵不奔营，亦自得为宰相，徒枉为小人丛诟骂也。”他不断升官进禄，处境得到迅速的变化，心境也随之而明朗，这封信正充分抒发了他当时的这种变化之快的为官心境。此后，身居礼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国藩，开始了其真正的官场生涯。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贵人相助
曾国藩在没有被实际授职为礼部右侍郎之前，虽然做了十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实授礼部右侍郎才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年之中，曾国藩曾经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攀升于官场，实在让人艳羡不已。而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官场晋升，与那个叫穆彰阿的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别号云浆山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曾经担任过各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领班。穆彰阿门党极多，其中就包括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除了皇帝的权势，无疑是没有人能压得过穆彰阿的。
曾国藩正是考虑到，穆彰阿这种无人能够企及的权势才拜在穆彰阿的门下。
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便是曾国藩。复试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在考试中他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为同进士出身。一心想入翰林院的曾国藩非常不满意他所取得的成绩，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来看，列三甲者不能进翰林院，如果进不了翰林院，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发展未来的仕途之路，这一点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就在这时，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他非常赏识，提拔了他。
无论是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还是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詹大考，穆彰阿都是以总考官的身份出现的。在翰詹考试中，穆彰阿就要求曾国藩把考卷的底稿交给他，曾国藩立即誊正后把底稿送到穆府中去。这次拜访使两人的师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此，曾国藩这位农村出身的进士很快地就把穆彰阿作为他在京城的政治“靠山”。正因为他与穆彰阿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穆彰阿曾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及入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于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