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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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时半，国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被迎进会议厅。罗斯福再次叙述了当天发生的一系列可怕事件和同日本人举行的徒劳的谈判。在异常昏暗的白宫门廊外面，整个下午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栏杆外面的群众又一次齐声高唱“上帝保佑美利坚”。
吕宋岛克拉克机场（正午十二时）十七时三十分
十六架B—17已返回克拉克机场，三架装上了摄影设备，其余的装上一百磅和三百磅的炸弹。正午之前五分钟，布里尔顿向麦克阿瑟报告，他准备“在下午派出一批飞机”。然而这种紧迫感却在慢慢消失，轰炸机驾驶员下班吃午饭去了。在南中国海巡逻的P—40“战鹰式”战斗机被召回加油，这是自从接到珍珠港被偷袭的消息后的十个小时中，使驻菲律宾的部队陷于瘫痪的一系列错误中的最后一个大错误。
正午之后几分钟，设在伊巴机场的那台唯一雷达的操作员发现了入侵的日本飞机。他用电传打字发报机向克拉克机场发出警报。收报员刚刚和飞行员一块吃午饭丢了。最后，克拉克机场的一名上尉听到了伊巴机场打来的电话，对方报告了万分火急的消息，他答应“尽快地”转达雷达发现的情况。但他的行动不够迅速。伊巴机场的战斗机正在加油时突然遭到一百多架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袭击。克拉克机场也遭到袭击。
“海军来了，”当三架B—17摄影侦察机开始朝着从机场尽头迅速过来的小黑点滑行的时候，一名机组人员说道。一名飞行员感到奇怪，高声问：“他们为什么投锡箔？”另一名抓起照相机。这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回答是多余的。“那不是锡箔，是该死的日本佬！”机组人员慌忙奔向自己的飞机，其他人四处逃跑，或者蹲在地上，头顶上第一批敌机呼啸而过，机关炮喷着火舌，炸弹在地上迸起一团团火球。
三架试图起飞的B—17始终没有飞起来，炸弹将它们炸成一片火海，仍然整整齐齐停在机库前面的那些飞机也中弹起火。四架“战鹰式”战斗机总算飞到空中，但无法阻挡三批协调得很好的敌机对克拉克机场的疯狂羡炸。这是珍珠港事件的重演，克拉克机场和其他机场被炸弹的爆炸和燃烧的飞机的大火吞没。
下午一时三十七分，日本飞机轰降隆地飞走了，只要数一数烧焦的和正在冒烟的飞机残骸，就可以看出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所受到的致命打击。只有棉兰老的十七架“飞行堡垒”幸存下来，四分之三的战斗机被摧毁。在半个小时中，日本人赢得了得以顺利入侵非律宾所需的空中优势。当天下午，布里尔顿接到阿诺德将军狠狠责骂他的电话，要他闸明“究竟为什么”在接到那么多的警报之后还被炸得个措手不及。
新加坡（下午十二时三十分）十八时三十分
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两艘英国主要战舰的舰长和Z部队的参谋官一起开会，在这次会议上，面色苍白的汤姆·菲利普斯爵士必须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来回答前一天下午海军部的来电：“在南中国海行进的日本远征军表明他们要入侵，根据这种估计，报告海军或空军可采取什么行动。”
混乱的情报纷至沓来，使菲刊普斯海军中将对整个形势没有明确的了解。日本人在宋卡和帕塔尼的登陆似乎已获成功，来不及执行“斗牛士行动计划”的印度军队已冒着瓢泼大雨撤出前沿阵地。在哥打巴鲁，日军滩头堡正向内地推进，威胁着机场。据认为，入侵马来亚和退罗的日本舰队只有两艘战列舰护航。
在热得象一座蒸笼的司令舱里，菲利普斯大汗淋漓，他现在意识到，他的成慑使命已告失败。他不愿意让Z部队停在港口内成为敌机炸弹的轰炸目标。他概述了自己的作战计划：黄昏时启航，摧毁宋卡的入侵滩头堡。成功依赖于出其不意和战斗机对他的战舰提供充分的掩护。在体会吃午饭的时候，他致电海军部讲明了自己的意图，并清求皇家空军司令普尔福特少将做到：
1：十二月九日白天侦察福特岛以北一百英里的海面。2：。。 十二月十日天刚亮时开始侦察离海岸十英里以宋卡为中心的一百英里的海面和地面。3：十二月十日白天在宋卡附近海面上空提供战斗机掩护。但在马来亚北部日军滩头堡上激烈进行的战斗已使这些要求不可能实现，因为再过五个小时Z部队就要出海了。
哥打巴鲁（下午四时）二十二时
对日军滩头堡的反攻失败了，流弹从机场环形防线对面的吉兰丹河呼啸而过，迫使澳大利亚司令官请求准许将他剩下的飞机从斩加坡撤退到南面一百五十英里开外的关丹。地勤人员和撤退的人流一起离开这座城市，幸存的印度军队集中起来，准备在当天晚上进行最后抵抗。
新加坡（下午五时三十五分）二十三时三十五分
太阳正从这座殖民地大城市的后面慢慢沉落下去，“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偷偷溜出系泊处，慢慢驶出柔佛海峡。对于亲眼看见它们出港的少数人来说，这是总督的每日告示的具体表现，这张告示是用英文、马来文和中文张贴的：“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收到大量警报，我们的准备工作不但做了，而且受到考验。。我们怀有信心。”莱顿海军中将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在看着Z部队出港时预言：这是他同被派来接替他的那位敢作敢为的海军将领的最后一次见面。汤姆·菲利普斯对他这次使命感到不安的心情已经表现出来了，他在驶进公海的“威尔士亲王号”的舰桥上对旗舰舰长说：“我拿不准普尔福特是否理解我为什么这样重视十日那天要有战斗机在宋卡上空掩护。”然而，这种不安心情丝毫没有传到甲板下面的两千多名水手中间，他们乐于离开这个闷得要死的港口，渴望参加战斗。当天下午，当“反击号”舰长坦南特告诉他们“我们要出去自找麻烦”的时候，他们高声欢呼起来。
中途岛（晚上十时三十一分）十二月八日，星期一，零时三十一分
赤黄色的炮口焰和“砰！砰！”地落在被称为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这座珊瑚岛的沙滩上的炮弹，破坏了宁静的海洋之夜的优美月色。日本驱逐舰“潮号”和“涟号”被命名为“摧毁中途岛部队”，但这场夜战只是一次扰乱性袭击，他们同海岸炮兵连互相轰击，一座机库着火，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被打死。
太平洋现在一片漆黑，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战场。旧金山和洛杉矶已实行灯火管制，当天晚上，有人报告在近海发现日本航空母舰之后拉响的警报，使人们过敏的神经和防御系统经受了一次考验。在瓦胡岛上，营救困在“俄克拉何马号”里的水手的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在孤零零的威克岛上，海军陆战队警备队预料敌人将要进攻，正为炮兵连配备人员。在关岛，由于没有重炮可以保护他们，这一夜又是漫长的绝望的一夜。在马尼拉，麦克阿瑟将军和他手下的指挥官正在估量白天的军事惨败，考虑着如今在失去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击退滩头堡上的入侵之敌。在香港，从商业团体抽调出来的志愿守卫队的队员正在作战斗准备。
当天晚上，剩下的一线希望遭到最后的打击，这一线希望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或许能够阻挡日本征服远东的这股浪潮。盟军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两艘战列舰，正以每小时十七海里的稳定速度朝东北方向行驶。它们在驶离新加坡一百英里、进入南中国海的时候，收到章宜无线电台的紧急电报：“十日（星期三）不可能提供战斗机掩护。”菲利普斯的文书很快又送上一封电报，告诉他第二天唯一可能进行侦察的是一架PBY“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一个经验更丰富的指挥官当时当场就能意识到他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对于“拿破仑式”将官的菲利普斯来说，退却不是皇家海军的传统。“嗯，”他在回到自己的舱房之前无可奈何地说道，“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在那个全球战争的第一个晚上，在白天遭受了彻底的惨败之后，只有英国首相在上床休息时是心满意足的，美国从此将完全作为同盟者并肩战斗，这使他释然于怀。“我心满意足地上了床，安然入睡。”
第八章直接的打击
“好了，我们总算赢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军事上开始遭到惨痛的失败，温斯顿·丘吉尔的直接反应却是这么一句话。他心里明白，珍珠港遭到的袭击，已经迫使美国决心投入一场全球战争。事件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白宫的电话交换台忙得不可开支，国会议员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纷纷打来电话，保证支持这场战争。
一股举国一心的激昂情绪席卷美国，第二天正午，总统在他的儿子海军上尉詹姆斯的搀扶下走进众议院的时候，这样的情绪强烈地表现出来了。他腿上套着钢架，站在讲台前面，向国会紧急会议发表了历史性的讲演。他有意放慢声调，电台网将他的讲话向全国作了实况转播：
“昨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一个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蓄意进攻。”他心情沉重地讲述了前一天的“无端的卑鄙偷袭”，然后警告：“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利益，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他在结束十分钟讲演的时候，要求国会对日本宣战，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凭着我们人民的无限决心，我们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总统最后祈祷“上帝保佑我们”，话音刚落，拥挤的众议院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跺脚声，毫无疑问，这是他已执政九年的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许多要求中最不会引起争议的一项要求。就在同一小时，这项要求在参议院“全体一致”通过，在众议院只遭到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和平主义议员的反对。
当天下午四时十分，罗斯福佩带着哀掉死难将士的黑袖章，在对日宣战书上签了字。在他的身边，围着国会两院的领袖和许多闪光灯。时值隆冬，由于全国已实行灯火管制，外面的街道显得异常黑暗。士兵在战略性工厂、港口和造船厂巡逻警戒。白宫和华盛顿政府的各个建筑物上，坚起了机枪岗哨。财政部长摩根索将总统的卫兵增加了两倍，但未能说服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布置坦克。
那一天，全国各个城市的官员从早到晚一直在监督实施预防空袭和破坏活动的紧急措施。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决心保护曼哈顿“免遭珍珠港式的突然袭击”，进行了民防大动员。警察局将日本人和其他轴心国的人集中在一起，用渡船送到港口对岸的埃利斯岛上看管起来。时代广场图片新闻橱窗的前面，整天围着一堆堆哭丧着脸的观众，身着制服的水兵，气字轩昂地向围上来的听众发表讲演：“我们很快就会打败他们。”全国各个城市里，育年人蜂拥报名参军，陆军和海军征兵站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在日本可能入侵的西海岸，高射炮连正在匆忙进入好莱坞山、长滩和西雅图的阵地——波音和道格拉斯这两家大型飞机制造厂眼下成了敌人轰炸机偷袭的明显目标。手持铁叉、肩扛猎枪的农民，在荒凉的普吉特海滩上巡逻，准备随时粉碎企图登陆的敌人，因为在那个星期一的夜晚，确实存在着敌人入侵的威胁。有一位警察报告，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正在侦察圣何塞以西的沿海，于是，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六时刚过就拉响了警报。负责西部防务的威廉·奥德·瑞安将军，“断定这些飞机是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他不承认这是一场虚惊，说是他的战斗机把日本人吓跑了。
西部各管辖区的电话交换台应接不暇，频频接到有人对美籍日本人暗中盯哨以及故意毁坏的报告。在华盛顿，日本大使馆由大批警察保护，野村大使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现在实际上成了人质。那天晚上，波托马克河畔的樱花树（东京公民在一九一二年送的礼品）被人因气愤而莽撞地弄倒了四棵。在全国各地，许多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合伙花钱在报纸上表态，或者向白宫发电报，明确表示忠于美国，可是，这还不足以制止人们砸破他们商店的橱窗，也不足以制止“爱国的”美国公民联合抵制日本人的商店和一切日本货。
美国政府非常清醒地估计到，空袭和入侵不大可能发生，但夜间灯火管制和防毒面具的分配仍然进行了好几个月。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使美国人适应战争环境，适应限制个人自由和消费，以便动员全国进行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
在英国，刺耳的警报和呼啸的炸弹声已是两年多来每天司空见惯的了。珍珠港的消息使大家知道：美国将要和他们并肩战斗。英语民族之间这种崭新的战友情谊，并不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它轻蔑地拒绝了丘吉尔要求统一的呼吁。丘吉尔还向“正在奋斗的中国”发了支持电——“英帝国和美国也遭到日本的进攻。我们一向是朋友，现在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
十二月八日下午三时，丘吉尔首相在下院正式宣布英国对日交战，比罗斯福总统的宣战还要早两个小时。丘吉尔的意图是要美国继续奉行“欧洲第一”方略，尽管美国还未正式同德国交战。那天上午，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宣布他打算“马上访问罗斯福”。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太赞成这个计划，艾登即将启程，跋涉海路前往俄国同斯大林磋商。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也不赞成丘吉尔的计划，他们担心在珍珠港惨败之后，立即向大西洋彼岸的新盟友施加压力，恐怕为时过早。首相不听他们的劝告，乐呵呵地说：“哦，我们追求她的时候，讲话是得小心点，如今她嫁过来了，我们同她讲起话来就不这样了。”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发回一封电报：“阁下来访可能会使主人受不了。”这封电报实际上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保留态度，丘吉尔断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