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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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二机部来办不行，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由周总理来抓不可。周总理要求非常严格，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1964年爆炸原子弹，1964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填上，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得保存，每次专委会开完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经过批准。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文件以后，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专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给15个专委委员的文件，也是直接送给本人。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放在铁皮柜里也不行，而是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着捡字，排版，印刷，不能离开。最后，要把排印中间的打样烧掉，把板拆掉。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的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两年规划就恐怕不止是两年，而是10年规划了。
刘杰说，部党组虽说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该这样干，另一种是这样干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说，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李觉他们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则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对1964年原子弹爆炸，我们部里头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不行，担心是吹牛。他们一是对苏联专家撤走，可能太担心了。二是不大了解情况，而我们是整天在厂里摸，一个厂一个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我们党组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能完成。
在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当时二机部讨论两年规划的记录，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荪、李觉以及刘杰、钱三强、雷荣天、何克希等人的发言内容。
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的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1964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整个就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整个也会拖延。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是这样想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杜文明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多提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主张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是争取1964年，留半年余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第94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3）
1962年12月，刘杰召集核燃料工厂的几位厂长开会，讨论有关制订两年规划问题。刘杰说，他们听说后都很激动，表示坚决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主管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彭桓武明确表示，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有把握的。他们是生产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最有资格回答两年规划是否有依据，能否实现这一问题。我以为，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当时之所以对实现两年规划有些担心，主要是受分工和保密的局限，以致对实际工作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当然，核工业建设、原子弹研制中的问题困难还很多，未知因素不少。比如：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出来了，但需要大型爆轰实验来检验，聚合爆轰出中子这一最叫人揪心的技术关还没有过。大型爆轰实验只能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而这个基地的基本建设到1962年底投资仅完成了百分之十几，余下的工程量相当大。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那么要承受这个压力，我就只好自我减压。我就这样想，中央决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讲了，总理也讲了，我们原来也讲过，不行的话1965年，还有个缓冲嘛。后来爆炸成功了，张爱萍一见我，几次都拍我肩膀，说，刘杰，怎么样，我说六四年，你说六五年。我只好说，你说得对。那时候提出两年规划时，确实条件不是太具备，有一定风险，所以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说，我对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说有绝对把握。我们说，力争1964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也有可能争不到啊。究竟如何，还得由实践来检验。现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因此，我在发言中一再说，如果经过努力，两年规划在1964年未能实现，1965年我们再干半年，留半年的余地。同志们听后，认为言之有理，都表示赞成。曾一度主张推迟第一颗爆炸试验时间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认识就统一起来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有缺点。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造成在两年规划问题上一定时间内认识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班长，我负有主要责任。在讨论两年规划时，我做过自我批评，并在会后采取了改正措施。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的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你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铀浓缩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这都是经验教训吧。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1962年一年时间，头发就秃了。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的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顾不上这些，只一股劲要努力多学些，多补充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些技术决策中，在专家们见解有分歧时正确拍板。两年规划，就是吸取了长期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略研究经验，从实践中学来的。说起来，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我一转业，中央让搞地质，那个时候天知道什么是地质啊。我就总结了两条，一条呢，有些同志一进门以后，就钻到技术里边去了。另一条路线，首先是看全局，抓全局，你这里有几种学说，大体上是怎么样形成的，工作里头分几个大的部分，有着什么不同的意见，还考虑各种专家不同的特点，国家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实际怎么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了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车上我问彭真同志，搞这个东西我是外行，应该怎么办呢？彭真说了两句话，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习，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这两句话恰好也是我在地质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要急于钻进去，那技术，钻的越深越好，但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地学习思考，在里边寻找利弊得失。现实的、理想的、近期的、远期的都要想，要善于在这里思考。学习的时候找老师，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这是老老师，我们在饭店里请他们讲课，还有小老师，什么邓佐卿啊，朱培基啊，都是我的小老师。还采取个别谈的办法。像谢振羽，那时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便于交流和分析。我自己没有更多的经验，中心的问题就是靠大家。
第95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1）
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
病得不是时候——内部人写了一封信——联合工作组来到二机部—— 各查各的，各写各的——周荣鑫说，“努力工作两年，问题就清楚了，何必现在争论！”——三重困难也没压垮二机部——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自尊心受到伤害就要发愤图强
原子弹两年规划确定下来之后，刘杰又向第三次中央专委会汇报了原子能工业的生产、建设情况和今后两年的安排计划。到这个时候，他长时间紧张的神经才略微松弛了一些。但此时疾病却乘虚而入，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吴洁为刘杰诊断后，认为他是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发作，建议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关键时刻犯了病，刘杰心里十分懊恼，觉得自己病的真不是时候。经周恩来和罗瑞卿批准，1962年12月中旬，刘杰离京赴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治病休养。去疗养院之前，他还曾去上海医院做检查，那里的大夫认为他不是心脏病，而是劳累过度，得的是疲劳综合症，医学上叫疲劳症候群，也主张他离职休养一段。刘杰想起向专委汇报时，周总理曾要他订好详细措施，努力抢时间赶进度，力争实现既定目标，现在工作千头万绪，正是要紧时候，却要躺下来，真是既不甘心，又实在无奈。自1955年从事原子能工作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岗位。
去疗养院刚刚十来天，从环境到心境刚刚有了一些安静，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又使得刘杰坐卧不宁，归心似箭。
刘杰说，两年规划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压力也是蛮大的。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承担风险，那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到应该这样做，即使再冒更大的风险。我离开北京后，刘伟到下面抓工作去了，部里的工作由袁成隆主持。那一天，袁成隆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根据罗总长的指示，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来部里检查工作，组长是刘西尧，并把与此有关的部计划局一位工作人员给总理、总长的信的内容及总长的批示，向我作了粗略介绍。乍一听，我感到有点突然，这是怎么回事啊？再细一想，上级派人检查下级工作，也是理所应当。当时有一个计划局的同志，向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反映二机部的管理落后，生产率很低，而且提出这个两年规划看起来缺乏根据。类似这样的说法本来就不少，现在又冒出来了。那时我在疗养院住了12天，我说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临走的时候，罗瑞卿同志恰好也在广东，我去见他，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了解了解二机部的工作，大家提点意见也有好处嘛。当时我老伴也到广东了，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就考虑，不管怎么样检查，最要紧的是从头开始。矿山怎么样，两年规划再好，你这个原料出不来总是不行的。我就中途下车了，到了湖南郴州，叫金银寨吧。我在金银寨呆了两天多，看看这个矿山究竟怎么样。恰好那个矿山进展得还可以，但出现了粉尘问题，出现了矽肺病。我到矿山矿井看了看，哎呀，按规定这个打钻是要先开水，再开钻，可是他们为了抢进度，没有开水就开钻，因此粉尘就出来了。这粉尘还不同于一般矿山的粉尘，它是带有放射性的粉尘，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即使你带了口罩，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我立刻召集会议，我说我以部长的名义，限你们三天之内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先开水，后开钻，防止矽肺病的发生。果然，三天以后就改变了，大家对那次我去的印象很深刻。那时联合工作组的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了，他们先是在部里各单位了解情况，然后再下厂，到下边去看。刘西尧把检查组分成三个组，一个组在北京各研究所，一个组看厂子，还有一个组看矿山。
印两年规划是在一个地下室，铅印工厂，有专人监督。怀国模说，写信告刘杰的人是计划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