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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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说，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邓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厚朴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后，美国报章就已经多次提到稼先是此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
　　寒春原名琼？辛顿，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武器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参与投放广岛、长崎原子弹的研制，当黑色蘑菇云升空时，同事慨叹道，这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这使寒春陷入沉思，并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做一名纯科学家的梦想。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当时的寒春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她在会议上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广岛的悲剧，要让科学为和平服务。寒春在北京的这次露面，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53年7月，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寒春描述为逃跑的原子间谍。文中写到，毫无疑问，一位美国自己的原子弹科学家逃到了红色中国，而且将她自己完全出卖了。1962年，寒春的母亲来中国看望他们，但当她回美国时，美国政府却收走了她的护照，因为那时的美国禁止人们去中国，而她却坚持去了这么一个怪异的国家。1955年，寒春和丈夫阳早带一千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让贫奶的中国人喝上新鲜牛奶，这是他们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响应。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询问寒春，是否愿意继续研制原子弹，寒春摇头拒绝了，说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而是牛奶。

　　第62节：第十六章　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3）

　　2004年8月23日，寒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换领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领到中国绿卡的第一人。
　　杨振宁说，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是说在外地工作。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他后来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数学家陈省身是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陈省身说，四几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时，邓稼先他们就经常到我家来，他那时候在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远。芝加哥是物理学的一个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费米，他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原子能反应堆就建在芝加哥大学的操场。邓稼先常到我那里吃饭，我在那里教数学，时常请中国同学在家里吃饭，谈谈天。后来他回国搞原子弹，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国搞原子弹的还有我的另一个学生，叫周毓麟，跟邓稼先一起搞。
　　邓稼先生前，有许多人问过他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对此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6月，邓稼先病危，远在美国的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在好友的病床前放上一大束盛开的鲜花。邓稼先当时看看那花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许鹿希为这两位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老朋友照了最后一张合影，由于全身大面积出血，邓稼先的嘴角还残留着来不及擦去的血迹。
　　就在医院的这次会面中，杨振宁也提到了关于奖金的事情。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答说，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邓稼先补充说，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以为他们在开玩笑。许鹿希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但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这三个等级发下去了。
　　邓稼先走马上任的时候，九所这一带还是满眼一片高粱，长势正旺，接收原子弹模型的房子也才刚刚动工。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个人可供调遣，后来才又陆续补充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胡思得说，我们是理论室，等于是我们整个事业的牵头羊，以前说我们这是龙头的三次方。我是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毕业分配很简单，晚上开个会，党委书记一宣布，某某某到哪儿去，就完了。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同学到二机部报到，可二机部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到了部里，只知道钱三强是我们的副部长，后来我们就分配到邓稼先那个组里去了。邓稼先开始没说我们是干什么的，只叫我们看书，抽屉里的书有原子爆炸效应，当时我们猜可能是搞核武器。后来邓稼先给我们正式开会，说我们要搞原子弹。当时觉得很兴奋，国家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出来就叫我们搞原子弹，有多高兴啊。当时的北太平庄那里没暖气，又特别潮湿，没礼拜六礼拜天，成天看书，冻得实在不行。对面有个副食商店，有个火炉，大家就围着烤烤手。有一次，邓稼先也来了，他从美国回来，是博士，这么大的专家，也跟我们一起烤火。邓稼先让我们看《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柯朗著，原版是英文的，翻成俄文，而这本俄文书是钱三强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一本书，而我们这么多同志都学习，怎么办呢？大家就自己刻讲义，找一位同志打字，我们还要画好多图，搞完以后自己印，印完以后人手一份。我被分配搞状态方程，但我不懂铀的状态方程，没有做过。当时国外对铀是保密的，而国内根本没有这个实验条件。形势逼着我们从没办法里面想办法，把铀的状态方程搞出来。如果你没有状态方程，造原子弹就不好算。于是大家成天冥思苦想，怎么搞这个铀的状态方程，什么叫状态方程？别的金属都知道，铀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最后有一个参数非常有规律性，我们就这样探索着把线的位置给定出来了。搞出来不久，我们就看到一篇文章，是苏联发表的，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跟我们做的基本一样。我们看了以后，那是很高兴啊，你想想，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来，还跟苏联的基本差不多，我们就给朱光亚主任看，他也非常高兴。后来，我们有试验条件了，证明我们原来搞出的精确度还是可以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不管做什么，你只要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创造。
　　虽说邓稼先是留美博士，但关于原子弹的理论知识并不比其他几位年轻人强多少，都要从头学起。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核武器方面的知识，根据当时中国最爱采取的一个办法，开始理论研究也是依靠发动群众。胡思得说，邓稼先叫我们看书，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讨论式的。邓稼先自己核物理比较好，但是对炸药爆轰比较生疏。我们看好多书，讨论的时候他先叫一个同志讲，他有时候自己也讲，但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老邓就问谁能说说？比如朱建士是学力学的，他可能对这个就比较熟悉，上去讲讲，然后接着讨论。谁行谁就上去讲。

　　第63节：第十六章　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4）

　　朱建士说，那时候一来就宣布，不许说在二机部工作。你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同学都不是乡巴佬，你能骗得过去吗？那就硬着头皮撒谎吧。他们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在科学院。在科学院哪个所？他就是科学院的人。我说九所。科学院哪有个九所？你胡说八道。我说反正就是九所。大家哈哈一笑，就这么回事吧。当时的保密规定有时简直叫你哭笑不得，你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反正大家也理解，同学也知道，我也不是有意说假话。说两句大家哈哈一笑也就不问了。所以有的时候尽量躲开同学。后来到青海工作，很多关系就都断了。我是学流体力学的，刚来时一点不懂，一般人认为搞原子弹需要搞核物理的，实际上它是好多个学科的综合。当时这个所就只有一栋楼，我们来了以后劳动不少，知识分子比较多，都挑土。老邓每次劳动都带头挑，好多房子的地基都是我们挖的。九所刚建起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暖气，但发了煤炉，由于我们每天晚上11点多才下班，早上很早就上班走了，所以冬天我们基本上没有生炉子，房子外面比屋里暖和。最早我们和建筑工人一起吃饭，洗澡到对面工厂去洗。我们都叫邓稼先老邓。开始我叫他邓先生，他不让叫。我们对核武器怎么搞并不清楚，老邓也不知道。老邓对我们要求很严，带着我们学习苏联专家给的几本书。我们刚来的时候，所里面还没有固定的苏联专家，老听到苏联专家说什么说什么，实际上是二机部的苏联专家来检查我们。专家虽然并不住在所里面，但是他们经常来，管保密。我们不是有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吗，他说我们模型厅的路没有修好，不给我们运来，说我们条件不具备，所以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修路。后来列杰涅夫来了——他从我们这儿回去以后做了苏联一个研究院的院长，人们说的哑巴和尚就是他，他的很多同事后来我都碰到过，他们的科学家对他都很尊重，说这个人非常好。他们说列杰涅夫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净讲中国人的好话。苏联专家最早还是真心帮助我们的，他们一开始介绍的几本书，可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我们是1958年毕业的，学校里在搞大跃进，到这里以后，对这么一直学习感到不太习惯。我们俄文不行，大家就一起啃俄文书，先把理论基础打好。一开始是很苦的，但是后来确实受益匪浅，像第二颗核弹就完全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设计的，那确实是吃透了，完全搞懂了。如果老是靠外国人帮助的话，说老实话，那进展会慢得多，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苏联继续援助我们，他给你东西，就算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了，那氢弹他让不让你搞？我们实际上是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自己搞出来的，假如跟苏联谈判，我估计就算他同意你搞，光是谈判，两年零八个月也谈不下来。所以一开始学东西虽然很苦，但什么事情都必须靠自己搞懂，理论基础确实打得比较牢固了，后面的工作才能出成效。
　　竺家亨和胡思得、朱建士他们一样，差不多前后脚来九所报到，经历了九所最早的草创阶段。竺家亨说，我是1958年9月份来报到的，邓稼先和王贻仁来得比较早，大概7月份就到了。当天下午就把我们拉到北太平庄有色金属研究院宿舍，我们大概要了一个单元的房子。我来的时候，人家说这是一个保密单位，将来要到西北去，也不知道要搞什么。邓稼先碰到我，说，竺家亨，早就知道你要来了。因为我的同学胡思得比我先报到，比我早大概10天左右，胡思得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我们俩在宁波中学是同学。胡思得在表上看到我的名字，说这是我同学。我们大学至少七八个同学分到了北京，各自工作的单位不同，有时人家在外面碰到了，你还得提前几站下，不能在九所这个地方下车，因为一下车人家就知道你办公楼在哪了。所以，领导规定碰到这种情况就得提前几站或往后几站下车，再走过来，保密很严。我们到了以后，什么条件也没有，当时邓稼先教我们学物理方面的书，刚开始办公室在那儿，宿舍也在那儿。这个时候叫大家去建所，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基础劳动。白天老邓带着我们在外面吃早餐，吃过早餐后就去工地，开始当小工。搬砖，和水泥，中午就在工地外面吃饭。老邓经常有些事，拿着饭碗过来，把菜放在地上，跟我们一边吃，一边聊。食堂为了改善生活，养了几只鸡，结果小鸡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他一回头，说菜没有了，我们就拨一点儿给他吃。那里只有一个小棚子，只能容炊事员在里面炒点菜，烧点饭，我们都在工地外面吃。经常发生鸡吃我们的饭菜这种事情。
　　竺家亨说，老邓白白胖胖的，是留学回来的博士，我们挺尊敬他，一般都是叫他老邓老邓，他也习惯我们叫他老邓。他劳动的时候其实不太会，不像我们这些大跃进过来的人，各方面劳动还能干一点儿。他确实不会。他经常跟我抬土，我想把扁担上的筐拉下来一点，他就非要把筐放在中间，我悄悄拉好了，他又把筐放到中间。可是一上肩膀他就不行了，腰也有点儿弯，两只手还得撑着扁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样子很可笑。我们就给他起外号，说你又白又胖像个大白熊，大白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的。我们把他当作导师、老师、生活中的同伴，又是好朋友，相处得很好。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很重，他希望能够早点儿把业务知识熟悉起来。核武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怎么下手？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们在学习上能够抓紧，晚上劳动回去以后赶紧洗洗，吃点饭，坐下来学习。我们经常是晚上学得很晚，他有时也指导我们，给我们做一些辅导，也很晚。我们当时住在北太平庄宿舍，他要回到北医三院的一套宿舍，得走一条原来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时我们晚上加班到一两点，每次都不放心老邓回去，要送送他。他有一部旧自行车，我们送他的时候他就推着车子跟我们一起走。北医的家属院有个规定，晚上十点半以后就关门了。四周没有围墙，都用铁丝网围着，传达室有个老头看门，因为经常加班到一两点，他又不好意思敲门打搅，我们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钻铁丝网。我们经常一个人拉着上面的铁丝，一个人拉着下面的铁丝，让他钻过去。他个子又高又胖，所以行动很不方便。有一次，我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我说不好了，你别动了，结果一看裤子还是剐了个口子。等他钻过去以后，我们再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面递过去。有时遇到礼拜天，老邓说大家辛苦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我们说好啊，怎么玩儿？他说看京剧，他也爱看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