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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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荣光说，那时候大跃进，有的地方报告亩产几万斤，我们还组织专家参观过徐水。那地方的稻子都是事先布置好了的，有的专家当时就不大相信，说这么密不透风啊。但大跃进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也感动了一些苏联专家。有的专家主动提出来说，有些设计我们也要更改更改，以便更适合中国的情况。
为了让苏联专家也感受大跃进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中方组织苏联专家到徐水去参观，说徐水的莲花长得有树那么高，稻子一亩地产一万斤，还有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子坐在稻子上面都压不倒，专家看了都摇头。有一次，王仲富正听鲁钦他们讨论问题，突然有人进来通知说要去打麻雀。王仲富不敢不去，对专家说，对不起我去打麻雀了。出去折腾了半天，等他回来之后，鲁钦和其他专家问道：怎么样，你打了几个麻雀？王仲富学着他们的样子，把两只手往外一摊说，一个麻雀都没打着。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那时候有一项分工，就是兼管苏联专家的有关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尽早建立自己的原子能工业，他在中苏两国专家更密切地合作方面，采取了大会表扬，会下谈话的办法，鼓舞两国人员的士气。袁成隆说，我记得我们部里还开了一个动员大会，部党组成员都在场，刘杰在，其他人也都在，我主持的，我还领着呼口号：团结起来，密切合作，坚决完成任务，等等。苏联不习惯这套，我们中国有这习惯。对专家的贡献，在这么大的会上表扬，而且部领导亲自出来接见他们，专家们很高兴。苏联专家给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得表扬他们啊！
第47节：第十三章 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1）
第十三章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真诚帮助、热情友好——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在中苏关系破裂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能干的厂长、好样的领导——不让分析师参加体力劳动——中国第一个能独立进行扩散理论计算的人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宋任穷在的时候二机部没有乱”——李毅把关，好人平安——钱三强受过委屈1957年底，二机部派了几个人到列宁格勒实习，由王中蕃和刘宝庆带队，王成孝搞理论计算，华戈旦搞主工艺，陶平搞仪表检修，彭士禄搞机修。他们在列宁格勒认识了很多人，维尔滨当时就是列宁格勒设计院理论计算专家组的组长。铀浓缩厂在核燃料生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气体扩散行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中国人去的时候，住在列宁格勒最好也是最大的旅馆阿斯多利亚里头，在基辅广场对面，给了一个办公室，规定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能随便走动。中方人员所有的笔记本，包括手稿都是早晨到保密室领出来，晚上再存放入保密室。每天工作结束回旅馆的时候，一张纸片都不能带出来，要求十分苛刻。
设计院总工程师鲁钦对中国人十分友好，经常邀请几位实习人员到家里做客。因为王成孝当时还是单身，鲁钦就对他开起了玩笑，说他夫人有一个侄女，是这个设计院的描图员，长得又漂亮又聪明，你们应该出去跳跳舞。我们苏联两亿多人口，一半是女的，难道挑不到一个你认为好的吗？在苏联搞了几个月之后，根据中方建议，原准备在苏联做的一些设计和审查改在国内进行，王成孝他们和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一批专家便一起来到了中国。30岁就当了教授的流体力学专家卡拉卡立搓夫也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
因为当初勘选这个铀浓缩厂时刘宝庆参加了，所以上级就让他也参加设计。在苏联做了三个多月的初步设计，审查完之后，就开始搞施工设计。在当时苏联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中，其他工厂的生产人员都可以到苏联去实习，但只有铀浓缩厂是个例外。因为铀浓缩工艺是国际上最绝密的一个内容，苏联人连他们的铀浓缩厂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公开。为了既帮助中国解决铀浓缩问题，又防止泄密，苏联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派出专家，到中国来专门建一个试验室，也就是建一个小型的试验大厅，培训生产人员，然后再进行大工厂生产。为此，二机部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在坨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建了一个615实验室，为中国铀浓缩厂培养最早的技术人员。
到北京不久，卡拉卡立搓夫便了解到，兰州的铀浓缩厂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启动方案，是几位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专家制定的。这批方案计划分17批启动，卡拉卡立搓夫对此颇感疑惑。王成孝说，铀浓缩厂的初步设计工作是在苏联进行的。我们在列宁格勒设计院结合具体资料进行学习和熟悉、掌握有关业务，我负责理论计算组，有四位专家对我进行了辅导。后来卡拉卡立搓夫来了，审查完初步设计之后，一共去过铀浓缩厂三次，我等于是他的助手。原来他还曾经答应过我，说等到兰州铀浓缩厂出了产品以后，希望我还能再回莫斯科去做他的博士研究生，然后再回来。我当时也挺高兴的。平常的时候，卡拉卡立搓夫和夫人住在友谊宾馆里。他夫人在莫斯科教英语，是一位中学老师，来北京时他们带来一个小女孩，当时友谊宾馆的东边不像现在，挺荒凉的，那里有一个小湖，冬天结冰的时候，他让我带着他的女儿去滑冰，他的夫人后来在北京还生了一个儿子，叫京生。卡拉卡立搓夫大概是1959年初来的，实际上是二机部浓缩铀厂的生产顾问。他也管设计院的事情，铀浓缩厂当时的机器很多，所有的机器大大小小有几千台，同时启动是不行的，先要准备好一部分机器，然后再启动一部分机器，叫做分批启动方案。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经济了。卡拉卡立搓夫看了初步设计的方案是分17批启动之后回来问我，为什么要分17批启动？为什么不能20批、13批或者10批？我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同维尔滨、丹娘一起讨论过，我本人也是同意的，至于说为什么这样，我还要做一些分析以后才能告诉你。当时设计是在列宁格勒的第二设计院做的，卡拉卡立搓夫本人是在莫斯科，他那个时候同设计院在行政组织上没有关系，设计院只知道卡拉卡立搓夫是流体力学方面的专家，在业务上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并不知道已经有了17批方案，到中国来一看，资料上面有一个17批方案，于是他就提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也是参加这个工作的，他就要我回答为什么这样。经过分析，我告诉他说，17批是不是最好，我并没有把握，这要实际运行以后才能知道。我只是告诉他，级数如果分得越多，到工厂之后拿的产品就越多，假如级数分得少，拿的产品自然也就少了。最佳的级数分批要通过理论计算才能得出来。卡拉卡立搓夫是铀浓缩厂负责生产的专家，他为什么对17批启动的方案表示质疑？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调节器，而调节器要由苏联按时生产，要短期内交货，就很难保证时间。他在我们二机部三楼12号房间的一个套间办公，他的生活翻译是林棣。我是在三楼15号房间。他听了以后觉得我这个分析是对的，并且问我有多少人能工作？我告诉他计算方面有四五个人，他说，能不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做做这个工作，看到底是分多少批比较好？那就做吧，我们就在那里搞这个方案，差不多是1959年的6月左右，通过三个月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结合现场实际，分17批是有一些毛病，因为分批启动要有很多管道联接，有很多条件限制，设备也很多，操作也十分频繁。操作越多，失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查了一下，我们的设备都是从苏联进来的，如果分17批启动，还差20多台调节器。于是教授和我们一起讨论确定出减少批数的方案，然后交给王亮娟等一起计算。经过反复研究，算了很多稳态级联方案，最后提出了一个分9批启动的方案。但是，方案提出后，其他的苏联专家反应很大，因为方案一变，所有的供应管道设备采购甚至包括一些辅助系统都要更改。正好这时候，大概是1959年的5月份，根据协定，苏联派过来一位总工程师，叫布扎也夫，原来是苏联铀浓缩厂的一个总工艺车间主任，还有谢苗诺娃等专家，一共有十几个人，住在设计院，负责施工设计审查。他们看到原先的17批启动方案被改成9批启动，意见很大，维尔滨和丹娘见了我就说，我们是一起工作的，王成孝你怎么能这样，说变就变，也不跟我们商量。我一听，有些不好意思，感到特别为难，我后来找到卡拉卡立搓夫，说你得出面跟他们做做工作，我自己给他们解释也说不清楚。
第48节：第十三章 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2）
气体扩散究竟怎么个启动法，当时确实令人头疼。白文治说，改这个启动问题是在1959年冬天，卡拉卡立搓夫找布扎也夫去谈9批启动方案，叫王成孝汇报。布扎也夫一个人不好做主，又找来谢苗诺娃、阿布津和约尼斯基三人一起谈。结果他们都赞成9批启动方案，他们都认为17批启动太繁琐，会给启动带来许多麻烦。接着，卡拉卡立搓夫找维尔滨、萨玛依洛娃和拉马斯基谈，也是叫王成孝汇报，萨玛依洛娃当场就跳起来反对，因为施工设计都按17批搞好了，如果改为9批启动就要做大量修改。维尔滨倒是比较尊重卡拉卡立搓夫，表示同意。这之后，卡拉卡立搓夫又找设计院工艺设计师契卡洛夫和尼古拉谈，契卡洛夫不高兴，但维尔滨已经妥协，契卡洛夫也只好同意。
当时，中方并没有过多考虑时间因素，不管是早一点儿还是晚一点儿出产品，关系都不是太大，因为和苏联关系很好，设备也是从苏联来的。王成孝说，产品早出晚出的问题在1959年并没有提到，至少像我这一级的技术员还不知道中苏关系有什么问题。当时在协议中明确六氟化铀由苏联供应，但苏联却迟迟不供应。卡拉卡立搓夫这个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向苏联代表提出赶快把六氟化铀运出来，一方面是615也建成了，急需要六氟化铀，再就是铀浓缩厂也需要六氟化铀，让工人进行操作。直到1959年快过年的时候，刘杰有一次把我找去，问我气体扩散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没有什么问题。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要我好好学习。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王中蕃不是说我不懂政治嘛，看来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真理报》在北京有卖的，卡拉卡立搓夫经常研究。等过了年，到了1960年初，刘杰说你要全部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如果苏联专家不教，你告诉我，由我来出面。我说我和苏联专家之间并没有什么问题。他笑了笑说，你不要那么乐观。后来我还真的感觉到卡拉卡立搓夫态度有了些转变。比如说，过去我看到苏联人提供的材料中有很多参考材料，在礼士路100号设计院专门成立的保密室，我也可以去借，后来苏联人告诉我，你不可以去看资料了。开始我陪卡拉卡立搓夫到设计院资料室的时候，林棣是生活翻译，她在我的办公室没什么事，我就借点资料给她看。有一次一个苏联专家看到了，后来借资料的人和维尔滨都受到了批评。1960年3月份，刘杰开会让卡拉卡立搓夫答复好多问题，很快，到6月份的时候，刘部长的秘书告诉我，你马上回兰州。我就告诉卡拉卡立搓夫，要走。他问我为什么要回去？没想到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也要回莫斯科休假，而且带着老婆孩子。他头天说兰州的西瓜很好，你回来要给我带几个，我过几个月才休假。我到兰州以后，王介福告诉我中苏关系有点儿不妙，铀浓缩厂正采取很多措施，向专家学东西。一个对一个，我和刘宝庆分到的对象是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年轻的时候得过斯大林奖金，布扎也夫原来是车间主任，而哈里东诺夫各方面都要比布扎也夫高一点儿，他来了以后，各方面的关系相处的都很好。那时我们也明确告诉哈里东诺夫，你们要走了，我们就一个对一个地学习。那时刘宝庆是铀浓缩厂的副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厂里的事情很多，名义上是我和刘宝庆跟着哈里东诺夫，实际上是我天天陪着哈里东诺夫。从机器怎么开始安装，到安装之后有什么问题，向他讨教了许多东西，当然我们对哈里东诺夫招待的也很好。王介福说他找我，就是要尽快出产品，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有办法，提前一点儿是可以的。9批启动，第七批出产品，也就是从第一台机器开始启动，要拿产品就需337天的时间，这是一天都不能少的。他说最好能够提前，越快越好。这时候在时间上已经明显着急了。
兰州铀浓缩厂是核燃料生产中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工厂。厂长王介福曾于1955年到苏联考察工业，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政务参赞。1956年底，宋任穷点名把他调来担任铀浓缩厂厂长。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白文治说他一顿能吃二斤牛肉，头上常戴一顶回民的白布小帽，脚上穿一双秃成白头的黑皮鞋，整天都在施工现场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会换上外交官的行头。王介福和地方省委市委关系搞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那个年代，得到了许多支援。他工作起来既有条理又有魄力，平时关心群众，关心技术人员，给重要岗位上的技术人员发枪支，因为那时候有传言说，特务可能要对技术人员下手。有一次王成孝想要去江西探亲，王介福还专门派保卫人员一路保护。当时政府和组织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王介福为此制定了一个土政策，专业技术人员不参加。王介福解释说，分析师就是靠手的敏感来工作，把手磨粗了，感觉不出来了，对工作没好处。大家都拥护他。白文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