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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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成隆当过武工队长，做过地委书记，1956年到二机部担任副部长之前，他在中央书记处二办当局长。现在由于是新组建的一个部，所以他既要管生产，又要兼着搞政治工作，还要处理苏联专家的相应事务，编办部里的报纸，并且兼管着劳动、人事这些工作。周恩来说他，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啊。袁成隆说我们刚建的新部，有工作就抓吧。他和宋任穷、刘杰都相处得很好，两位部长几次去苏联谈判，一走几个月，家里工作就都由他来担着。袁成隆说，我到二机部第一件任务，就是让我带着专家去看矿。先到广州，那时候是冬天，我们去广州一个花市看了看，然后坐火车到湖南，主要看湖南郴州的金银寨。这个矿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矿脉上发现了铀的金属脉，当时世界上的权威，包括西方的，都认为花岗岩不可能有铀矿，但是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就在花岗岩里头发现了铀矿。我们的地质队在郴县深山老林里打了一百多米坑道，伽玛反应很高，而且储量还不小，品位比较高，从山顶到山脚有三条这样数百米长的深沟。金银寨完全是花岗岩，我们后来好多试验用的原料都是从金银寨这个矿开采的。苏联专家一开始不相信，他说花岗岩里头不能有铀矿的，所以我带着专家专门去看这个。看了以后，他们信了。我们给了他数据，给他伽玛仪试验，一看那里确实有矿。原来他是不相信的，开始看不起我们的。我们的地质队刚成立不久，但是能从花岗岩里发现铀，这一发现，不仅中国，甚至在国际上都重视了在花岗岩里找铀矿，对以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在金银寨呆了几天，苏联专家也很佩服我们，说这是对铀矿发展的一个新的重大发现。金银寨是中国第一个建成的大型铀矿。
1957年2月，刘杰和刘伟到苏联谈判，谈了半年，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苏联提出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有多大规模。中方提出一边建设工厂，一边找铀矿，苏联人说，这是冒险的，也不合乎逻辑。苏联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矿山建起来了，储量却只有很少几吨，只好关闭。
苏联人所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刘杰他们经过研究，当即决定，启动核工业设计工作，一定的铀金属储量由勘探程度较好的金银寨提供；派三局副局长张华率领工作组，坐镇现场，6月底以前必须完成任务。要求张华三天汇报一次工作情况。
张华带着有两名苏联地质专家参加的工作组到了金银寨，勘探设计工程正在展开，地表部分每50米一个工段，五层坑道，四层已经开工了。工作组看到，工地上的厨房都没弄好，大家在露天吃饭。张华和工作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施工地方的石头硬度非常高，虽然专门请了苏联有30年钻探经验的老专家古德耶夫，还是打不进去。因为石头太硬，打进去以后老出卡钻事故，古德耶夫这个老头虽说有经验，但以前是打砂岩，打这种合成岩或变质岩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他也很犯愁，干脆人在钻机上不下来了——打不了我不下钻，也不吃饭。
张华一看，这怎么行呢。就去找古德耶夫谈心，劝他慢慢捉摸。一般矿山打钻的钢钎用的是碳素钢。可这种碳素钢钻头在金银寨根本钻不进那种石头，只能用钨合金钎头。但这种钎头有时候也打不进去，打半天只打进去几厘米钎头就坏了。钻进的成本太高，钎头消耗量过大，国家供应的数量也没有那么多。眼看进度太慢，又出现了超支，也没什么解决的办法，金银寨铀矿副矿长刘宽去北京开会的时候，干脆给上头带了几块岩心——金刚石的硬度够厉害了吧，也不过就是划玻璃嘛，好，你们瞧瞧我这个石头硬不硬。
刘宽拿出自己带来的岩心，将石头上带楞角的地方放在玻璃上轻轻一划，就出现了一条沟痕。
果然，用不着再多说，上级答应马上给增加钎头，增加造价，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刘兴忠那时候也参加了三局张英的工作组，他说，出于保密的需要，地质部只有刘杰一个人管普查第二办公室的工作，其他人不能过问。后来宋任穷来了，宋部长到苏联去谈判，要求他们帮助设计矿山，苏联提出来说金银寨这个地区必须要有一定的储量，才能进行矿山设计。所以，宋部长很着急，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打到部里头，告诉我们三局，到1957年底一定要拿出既定的储量来。三〇九队派李凤祥跟我参加工作组下去协助勘查工作。不仅部里去人，苏联还派了保矿部副部长斯密尔诺夫带着五个专家来中国。他来以后，看了几个点的矿床，给金银寨打了4分（5分是满分）。他认为金银寨的成矿条件比较好，远景不错。
地质队员的工作不仅仅是艰苦和危险，还长期背井离乡，一年有时候只回家一次。刘兴忠说，主要是大家有信念，就是为了地质事业，尽早找出矿来，那阵儿顾不上什么个人问题。苏联专家对我们很不理解啊，他有一次跟我讲：刘——他管我叫刘，我很不理解啊，你就这么一个人到这边来，家人也不来，能行吗？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苏联专家都带着家属，他们定期回长沙，跟家属团圆。
在这期间，宋任穷、刘杰和雷荣天几位部长都先后到金银寨检查工作。湖南是宋任穷的家乡。原子能工业建设初期，勘探铀矿的任务最重，宋任穷几乎去过所有勘探铀矿的地方。他说，当时我的年纪还不算大，不到50岁，上山都可以跑着去。不论冬夏都和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边吃边聊，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对苏联专家尽量照顾，给他们单独砌了小房子住，还单独安排伙食，有时我也陪那么一两次。你不陪他也不恭敬啊。地质找矿工作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老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并且还都是两地分居。有时候走在路上碰到一些人，把我挡住，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谈到如何把他们的家属调来，我说这个目前不可能，你看现在我们都一起住帐篷的，你家属能住帐篷吗？我们房子还没有砌起来嘛。他说我也晓得你解决不了我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就是要同你讲一讲，让你知道咱们两地分居不容易。
1957年6月，金银寨关于铀工业储量的一份报告送到北京。这一勘探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了苏联提出的有关援助条件，确保了下半年矿山和水冶厂设计工作的启动。
第35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1）
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
全民找矿，土法炼铀—— 水碾、木桶、麻布袋—— 宝贵的163吨重铀酸铵—— 苏联专家也一分为二地看待土办法—— 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是人民炸弹”—— 从洛阳到西安、西宁、四川—— 飞机制造厂让位给铀浓缩厂—— 原子弹联合企业落户玉门
有一首民谣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从1958年4月29日开始，一支数千人的队伍陆续开进了山里。山沟坪上有一栋房子，原来是湖南省疟疾研究所的旧址。不言而喻，这个地方曾经流行疟疾疫病。这支队伍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安置这2500名矿工的住宿和生活。山里连路都没有，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铺盖卷整天都湿漉漉的。许多北方来的人特别不适应这里盛夏的酷热和雨季的潮闷，蚊虫又特别多，矿里只能给每个矿工发三块用作睡觉的窄木板。疾病开始蔓延，有人发牢骚说，要真死在南方，棺材都比北方的小。
中国人终归是能忍的，大多数人都挺了下来。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侯启，是一名出色的风钻工，由于初期严酷的工作环境和过度劳累，染上了矽肺病。他死后，医生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肺取了出来，看到肺已呈棕褐色，硬得用锤子也敲不烂。矿井里的地下热水流量很大，两个小时就能灌满一个大水池。附近的老百姓后来冲厕所都用上了温泉水。但在热气腾腾的井下施工，人就像进了蒸笼。
1958年，中国急于摆脱贫困落后，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排山倒海，大跃进的浪潮充满了各个角落。全民轰麻雀，全民打苍蝇，全民炼钢铁，全民放卫星，甚至在中南海里都砌了小土炉，冒起了烟火。二机部这时也提出了铀矿勘探和开采要全民来办的方针，并经中央批准后在全国加以推行，历时三年左右。在建设郴县铀矿的前后，有两万多人的地质队伍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普查，提供了几个铀矿开采基地。但有意思的是，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竟然不全是出自这几个铀矿，还来自于那些大多搞不清铀元素为何物的农民手中。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组建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了找矿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采矿大军便将近地表层的铀矿几乎扫荡一空。
宋任穷说，那时候都是为了快一点拿到手，早一点能够爆炸。但是这里也有缺点，搞不好容易污染。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要求一个省搞一个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后来看着不行，又改成一个大区搞一堆一器，实际上大区搞也不行。我到了江西，见了邵式平首长，他积极得很，他说你们不搞的话，我们江西来搞一下。我说你们江西搞不了，我说邵式平你搞不了。我们搞都难得很，你一个省是搞不出来的。后来省里、大区都停止了。那个时候我们心急呀，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合实际，曾经提出如果苏联的样品交得早，原子弹1962年就可以爆炸，后来证明不行。
由于当时核工业的整个体系尚在初建阶段，正规的铀矿和处理铀矿石的工厂都没有建成，而研究单位又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宋任穷便指示三局想办法先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三局决定在广东的一个地方搞土法炼铀。
第36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2）
采到铀矿石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把它提纯成为含铀60％～80％的化学浓缩物，叫做重铀酸铵或重铀酸纳，俗称黄饼。然后再经过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以及金属铀等几道工艺过程，生产出核装料。
下庄虽然只是粤北山区中一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小山村，却也是中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床，被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命名为希望矿化区。为了在炼铀厂建成之前获取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重铀酸铵，三局副局长佟城首先赶到下庄，组织十一分队实施土法炼铀。很快，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厂房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木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了碎矿、硝酸和硫酸，被浸泡着的矿石在桶里发出汩汩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里流进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从容器里倒回到第一个桶中，反复浸泡沉淀。在这里，用布袋豆腐包搞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接下来，在另一个草棚里，人们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郴州铀矿炼铀厂的生产条件也是一样，汗流浃背的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石臼里的矿石，用筛子筛出粉末，接着加酸浸出，用滤斗过滤，用电炉烤干。十来个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很少的200克铀来。
刘兴忠说，大跃进时期全民办矿，国家要土洋并举，加快铀矿的冶炼工作。那时候，宋部长就给三局下了一道命令，要由三局在广东翁源的下庄搞个全民办矿的点儿，让我们三局的副局长佟城，还有温光然他们带着技术干部，到下庄去搞这土法炼铀。因为花岗岩的铀矿是比较容易冶炼的，通过酸浸泡以后，把铀溶解出来，然后再用大锅去熬，就可以慢慢使铀浓缩起来变成重铀酸铵，含铀量20％到50％，不是很高的。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在下庄冶炼成功后，在流沙河又开过一次全民办矿的现场会，流沙河也是全民办矿的点儿，也是花岗岩，但是储量不大，只有百八十吨。为什么又到这里来开现场会？因为下庄是我们三局自己办的，涉及到保密，怕面搞得太大了，来参观的人太多不大好。所以最后确定在湖南宁乡县的流沙河再搞一个更简单的，由宁乡县和流沙河人民公社办，我们只做技术指导。以后就在全国铺开了，搞全民冶炼矿，有117个小厂矿。当时是热火朝天啊，大家都在搞。当然这种土法冶炼老实来讲不够科学，主要是劳动防护上做的不够，容易污染，对人体保护也是很不够的。但当时冶炼出来的重铀酸铵为我们研制原子弹还是提供了条件。所以我们国家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据我了解，跟我们初期提炼重铀酸铵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要正规开采冶炼的话，恐怕时间就比较长了。原子弹爆炸也可能不是1964年。
全民办矿，土法炼铀，苏联专家对这样一种既热烈又混乱的局面持两种态度。三局总工程师斯切潘诺夫主张按照正规的程序办事，采样、试验、设计、订购设备、建厂都要按程序来运作。中方考虑的是这样时间太长，等不及。不过，水冶专家特拉菲莫夫倒是比较支持中方的主张，他自己原先就是搞炼铀的，说可以搞土法炼铀。按照中国当时的条件，没有不锈钢的器材，也没有塑料，国内工厂水平能力也比较差，件都不够，你要搞的话只能搞土法。土法就是用陶土大缸和大木桶作容器，再用纱布过滤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人身体有一定的危害，对环境的污染比正规的厂肯定要大，但为了早日把铀产品搞出来，为了原子弹早一天响肯定要做出牺牲。苏联专家私下跟中方的人讲，苏联开始搞原子弹的时候，铀矿方面也用过土办法。苏联是在美国之后才搞的，卫国战争刚刚胜利，条件比较差，开始也是用木制的器具，因为稀硫酸不腐蚀木制的器具，只有浓硫酸接触木头，才会一下子把木头烧黑了。
苏联专家出了个主意，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