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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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提出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欢迎各国与我建立通商关系。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2、　32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来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欢迎外国与我通商的电报。1948年3月31日，就英国政府愿与解放区建立通商关系事，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建立通商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对通商的具体问题，如物资种类，通航路线，外交手续等可继续进行试探。1948年9月25日，就同英国商谈贸易事，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乔冠华、钱之光电：赞成与英国进行商业来往，若对方确有通商诚意，可考虑约其进入华北解放区与华北政府直接商谈。1949年6月2日，就对日贸易问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日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1949年8月10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少奇、王稼祥（二人时在苏联）电：“东欧各国，均与我们有通商要求”，望转告“我们欢迎他们派代表来北平商谈通商及其他一切有关事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68、　789、　829、　8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不仅从“你有这，他有那”的普遍性，分析了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从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特殊性，分析了我国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紧迫性。
　　但是，美国政府在其扶植的蒋介石政权被中国人民推翻之后，就采取了对中国“门户封锁”的政策。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禁运的项目达500余种。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周恩来通过外交活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1950年1月、1952年8月、1953年3月，周恩来三次赴莫斯科，寻求苏联帮助。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乘火车离北京，经过10天的长途旅行后抵达莫斯科。此后，他陪同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参加中苏会谈，不仅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就中苏经济技术交流交换了意见，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说，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经济现状及今后五年建设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中国希望苏联援助的内容。1953年3月8日，周恩来赴莫斯科主要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吊唁斯大林逝世。但他兼顾了当时正在商谈中的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有关问题。在周恩来三次莫斯科之行的基础上，先后达成了苏联援建中国156项工程的协议。周恩来对156项工程，从项目的确定到来货、安装、生产都亲自过问。这156项工程建成后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除苏联、东欧国家之外，积极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设法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在周恩来指导下，1952年9、10月间，我国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使我国获得了急需的橡胶。在周恩来具体过问下，1952年6月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9月第二次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1955年5月第三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开辟了中日贸易通道。在周恩来领导下，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日内瓦会议前后，周恩来抓住时机，邀请和帮助一大批留在国外的爱国的专家学者，冲破美国的阻挠，辗转回到祖国。后来，他们为我国建立科学研究基础，突破核能、航天等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另外，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香港自由港的作用，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香港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港。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其二，香港与大陆相连，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怎样使香港成为我们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2—354页。在美国封锁禁运期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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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封锁禁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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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初，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西方国家。他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而不能不转到国际市场上，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尽管美国继续孤立和封锁我国，但在周恩来负责下，我国从1962年到1966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达20余项，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引进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
　　70年代初，周恩来根据我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他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批准了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即从西方国家进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1套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此外，他还批准从英国引进了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等。这些引进，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尔后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大规模引进建立了基础和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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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及彼、一举多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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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国务之繁忙、兼职之多，是国人都知道的。
　　周恩来办事之迅速、工作效率之高，也是出了名的。
　　周恩来没有三头六臂，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干几件不同的工作。然而，他善于“弹钢琴”，一会儿经济、一会儿外交、一会儿文教、一会儿军事忙而不乱，井然有序。他还善于由此及彼、一举多得。
　　在陪同外宾访问中，他总是尽可能地兼顾经济工作。
　　周恩来曾五上梅家坞，在那里调查研究并指导当地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周恩来逝世后，梅家坞人自发集资举办了周恩来总理纪念室，以永远纪念这位亲临农副业生产第一线的人民的好总理。尽管周恩来或是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或是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或是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等重要外宾访问才成行的，但梅家坞人永远不能忘的是周总理询问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的家常事。
　　周恩来曾三上大寨，在那里调查、总结大寨的经验，关心着农业学大寨中大寨自身的发展与成长。大寨人熟悉周恩来的声音容貌，虎头山留下了周恩来沉稳的脚印。这三次大寨之行，周恩来是分别陪同阿尔巴尼亚科列加副主席、越南范文同总理、墨西哥埃切维里亚总统来的。每次来大寨，把外宾安排好后，周恩来总要抽空跑几家窑洞，访几户社员。周恩来第一次上大寨，看见大寨山上没有树，田地不能旱涝保收，就对大寨的干部说：“大寨山上要栽树，控制水土流失，调节气候”；“要兴修水利，想法子把水引到山上浇田”。周恩来的嘱托，对大寨乃至全国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曾三上三门峡，在那里摸索、探寻着治理、开发黄河的具体途径，现场解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中的重大问题。他第三次上三门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1960年9月开始蓄水，一年后，出现了严重的泥沙淤积问题。1961年10月8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先视察了三门峡水工机械厂，接着又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了解蓄水运用情况。
　　周恩来曾七上密云水库，亲自勘选坝址，组织和安排抢工拦洪，现场解决工地用工和水库移民问题。密云水库是在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建成的。密云水库之水是北京的生命水，每一滴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周恩来七上密云水库，其中有四次是陪同外宾来的。1959年9月7日上午，在去密云水库的火车上周恩来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举行会谈。下午，他陪同纳伊姆参观密云水库。1959年10月25日，他陪同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先生参观密云水库，并在来回的火车上共进午餐和晚餐。1960年3月13日，他陪同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参观密云水库，并在密云回北京的火车上和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就边界问题交换意见。1960年8月30日，他陪同美国作家斯诺参观密云水库，在去密云的火车上和斯诺谈中美关系。1959年9月7日的陪访中，周恩来在工地上把参加施工的各民工支队负责人找到一起商量：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人回去。他提出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他还建议，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10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在周恩来周到的安排下，保证了农业和水库工程两方面的用工，兼顾了全局和局部两方面的利益。在1960年8月30日的陪访中，周恩来在现场再次强调做好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对一部分移民的房子没有盖好提出了严肃批评，有力地推动了移民安置工作。
　　周恩来曾三上大庆，在那里调查、总结大庆的经验，探寻石油工业开发、建设和整个工业发展的道路。其中，第二次、第三次是分别陪同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去的。1963年6月19日，他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访问大庆。周恩来与钻井工人一一握手，询问钻井进尺多少、指标多少；询问工人们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在大庆最大的油库——西油库，周恩来踏着扶梯，登上四米多高的装油栈桥，观看了值班工人做的罐车装油表演。1966年5月3日，周恩来和李富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大庆，在大庆停留了28个小时，先后在各种场合，与10万余大庆人相见。周恩来住在一间简陋的“干打垒”式的办公室里，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渣子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做的大盆烩菜。在1202、1205钻井队，周恩来听说这两个队力争在当年分别打井5万米，当即表示：如果每个队打井上5万米，国务院要鼓励。在炼油厂，周恩来对他们实行岗位责任制和搞技术革新的情况很赞赏。在座谈会上，周恩来不仅认真听取了大庆全面工作汇报，而且询问了家属来矿的安置、农副业生产和计划生育等问题。周恩来的临别赠言是：“大庆是成功的，你们自己可不要忘了一分为二呀！”
　　周恩来十分重视铁路交通建设，多次到交通运输现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解决疑难问题。1971年6月5日，他陪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在现场严肃批评否定一切、盲目排外的“左”的做法，系统总结了我国大桥建设的经验。他说，武汉大桥所用的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设计的，苏联没有采用，我们在武汉采用了，南京也用了，而且有发展。他认为，对我国的大桥建设西林是有功劳的，武汉大桥给管柱钻孔法立了一个碑，南京大桥可以挂西林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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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及彼、一举多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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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十分关心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73年6月9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延安。他利用这个机会，实地调查延安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当他得知延安的许多地方老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向延安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并为此举杯敬酒，而此时他因病已根本不能喝酒。回北京后，周恩来还亲自主持成立了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
　　周恩来陪同外宾去过许多农村，除了梅家坞、大寨，还去过湖北武昌县五里界区山河乡、天津武清县杨村镇、广州黄埔人民公社
　　周恩来陪同外宾去过许多工厂，除了大庆，还去过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北京钢厂、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广州上游钢铁厂、哈尔滨电机厂、北京电子管厂、上海江南造船厂
　　周恩来还陪同外宾参观过广州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上海工业展览会
　　以上所举一次次的陪访，无疑都是重大的外事活动。但是，周恩来利用陪访做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工作。周恩来不仅善于通过陪访将外事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而且善于通过外宾的参与使陪访中的经济工作独具特色，有时起到了专门做经济工作所不能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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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处处有芳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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