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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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经济就要会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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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新疆发生牛羊口蹄疫，西北军政委员会于24日电请政务院向苏联订购防疫药品吉阿林3吨。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出口科科长陆红在接到关于这件事情的电话通知后，就向有关部门查询这份电报。但因政务院已经把电报直接批给外交部，所以没有查着，陆红因为感到事关急要，经请示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电报。陆红在抄电文时，将“3吨”误抄为“300吨”，并即按此数向苏联商务代表处提出订货。到1951年2月至3月，这项药品300吨全部运到新疆。这样就比原来需要量多买了297吨。虽然这项药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错太大，积压资金合计人民币40多亿元（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造成国家资财的严重浪费。
这一浪费事件发生后，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51年10月26日向政务院作了书面报告。11月5日，周恩来将此事批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并批示：“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决定给陆红记大过一次，给贸易部领导干部以批评处分。规定：今后财政经济各部门在书写支付、定购、预算及其他有关数字时，都要写清楚，并且要经过复核、校对等手续才能批发。
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戎子和：《周总理是怎样抓财政工作的》，《我们的周总理》第299页。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见到周恩来，往往过不了数字关。1966年4月3日，周恩来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晓得？”这位书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搞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他问马列和李越然：“你们说说，49加3等于多少？”一下子把马列、李越然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1959年8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账”，不重视算“经济账”，开经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账。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算账掌握具体数字的决策方法和领导艺术，对如何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52年是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的一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就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问题谈了几点意见。9月底，周恩来回国。此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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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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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工作就一直是记载在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一个中心内容。但在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为了使今后的建设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在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经济恢复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周恩来把重心放在恢复生产、恢复经济上。
1952年是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的一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就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问题谈了几点意见。9月底，周恩来回国。此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
1953年初，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他说：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54年，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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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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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外延来说，相对于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周恩来认为经济建设需要文化建设与之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周恩来教育文选》第71—72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文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样，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需要国防建设与之配合。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社会主义，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这是肯定的。但是，国防建设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国防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说：“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44页。应该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来加强国防力量。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有些军工部门，和平时期要生产民用产品。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内涵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相互关系来看，生产是中心。只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水平的发展，才能推动其他方面各种问题的解决。周恩来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同上书，第201页。“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3页。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建设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其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处于主导的地位，农业处于基础的地位，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勘测处于先行的地位，科技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突出强调重工业的建设，周恩来指出，“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重点是苏联帮助我们的156项，“以及环绕它的还有几百项建设，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主要方面。当然，现有的生产也要配合，农业也要跟它均衡地发展”。同上书，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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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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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周恩来通过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同上书，第151页。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方面很多，为什么把经济作为总路线、总任务呢？因为它是基础。毛主席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的最尖锐的形式。所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同上书，第157页。
其次，周恩来从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历史，说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落后是被动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是，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还需要经济发达、国家富强。1953年9月11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1、 152页。
再次，周恩来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伟大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建设去满足。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地把经济建设搞好，“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同上书，第176页。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之所在。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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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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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政治不能冲击业务，不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1949年到1952年，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50年起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广泛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外，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单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认为，这些运动对废除封建制度，对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清除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些运动“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77页。但是，政治与业务必须统一起来，不能对立起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能像头三年那样搞很多的政治运动。他说：“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务放松了。”现在进行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钻研业务需要时间，他认为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是一大德政”，开会太多也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同上书，第129—130页。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对此，周恩来的回答是：偷税漏税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现在不需要搞‘小五反’”。1957年4月28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