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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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北京治黄会议，不仅决定了对三门峡枢纽工程的改建，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而且明确了治理黄河的战略方针，大大推动了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三门峡第一次改建即二洞四管工程，１９６５年１月开工。四管工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竣工，７月２９日投入运用。两洞工程于１９６８年８月先后竣工。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６日二洞四管全部投入运用。
二洞四管工程提高了三门峡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减缓了库区淤积，为进一步改建赢得了时间。但泄流排沙能力仍感不足。为此，１９６９年６月，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市主持召开了晋、陕、鲁、豫四省治黄会议，研究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
为加强第二次改建的技术力量，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参加研究怎样解决三门峡工程改造的问题。１９７０年１月，周恩来对他们说，黄河的泥沙问题研究得怎么样了？要把黄河泥沙整个的情况摸清楚，沙从什么地方来的，淤在哪里，怎样处理，这是你们去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改建，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开８个施工导流底孔和改建了５个电站坝的进水口，大大提高了泄流排沙的能力。
通过两次改建，基本解决了库区的泥沙淤积，保持了一定的长期有效库容，为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和治理黄河开辟了新路。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新华社报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周恩来在重病中看到这一报道，要人打电话问钱正英：“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是否属实？”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仍旧惦记着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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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密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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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水系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水系。周恩来为治理海河倾注了大量心血。
官厅水库是根治永定河的重点工程，也是治理海河的第一个工程。周恩来说：永定河“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２４页。１９５０年在治淮的同时，周恩来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首都工农业的水源。官厅水库工程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开工，１９５４年５月竣工，总库容２２．７亿立方米，是继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又一项举国瞩目的重大水利工程。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２日，周恩来视察官厅水库，详细了解了水库工程和效益情况。
５０年代后期，周恩来过问了岳城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的修建。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５日、６月１５日、６月２０日至２３日，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特别是第三次，他同广大水利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唯一特殊的是，每天大家都入睡了，周恩来那间工棚还亮着灯光。他坐在那硬木椅上看材料、批文件直到深夜。１９５９年６月５日，他在邯郸研究解决开采六合沟煤矿与修建岳城水库的矛盾。他说：“岳城镇水库将来势必要修的，开煤要服从水库。”６月７日，他视察了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在黄壁庄水库工地，他同有关人员讨论了防洪问题。在岗南水库工地，他察看了设计图纸，向工地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详细询问水库设计与施工情况。
１９６３年海河大水，周恩来带领钱正英等亲自到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华北大旱，周恩来直接部署抗旱打井工作。
特别是密云水库的修建，周恩来不仅是主要决策者，也是主要指挥员。他从勘选坝址、组织拦洪到处理基础渗漏、水库移民等问题，无不一一过问。他七上密云水库，既有修建前的勘察；也有修建中的组织指挥；还有建成后的关怀与保护。
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６日，周恩来驱车来到密云县境内的潮河、白河河畔，为规划中修建的密云水库勘选坝址。在南碱厂村潮河河滩，他踩着滚烫的沙滩和不平的乱石堆，远望近视，察看地形。他在认真听取水利专家们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和修建水库规划设想的汇报后，又提出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认真论证和优化对比，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规划坝址。在周恩来具体筹划下，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密云水库工程正式开工。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日，周恩来第二次到密云水库工地。拦洪是修建水库的重要阶段，他这次是为组织和安排抢工拦洪而来的。他到指挥部看了沙盘模型和各项进度图表，听取了水库工程总指挥王宪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他了解情况后，对白河主坝拦洪有些不放心，决定再调一万名解放军来支援白河，务必确保全面拦洪。后来，幸亏一万名解放军的及时支援，否则大汛之前，白河大坝难以筑到４８米高的拦洪高度。庐山会议期间，潮白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周恩来几乎天天向钱正英和密云水库工地通电话，询问施工情况，鼓励夺取拦洪的胜利。１９５９年９月１日，密云水库胜利拦洪。
１９５９年９月７日，周恩来第三次到密云水库工地。他这次是陪同阿富汗副首相萨·穆·纳伊姆亲王来的。一方面，他要亲眼看看水库拦洪后的情况；另一方面，他要部署拦洪后的施工，调整一部分民工回去，使水利、农业两不误。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５日，周恩来陪同日本松村谦三先生参观密云水库。这是他第四次上密云水库。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周恩来率领出席全国水利水电会议的省、市、自治区水利电力厅（局）、农业厅（局）长到密云水库参观、视察。这是他第五次上密云水库。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３日，周恩来陪同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参观密云水库。这是他第六次上密云水库。
１９６０年８月３０日，周恩来陪同美国作家斯诺参观密云水库，对水库的移民安置工作再次作了重要指示。这是他第七次上密云水库。
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头脑一热，要放掉密云水库的水，说是为了防备敌人利用节日进行轰炸，防止因轰炸造成水库决堤。黄永胜把林彪的意见用电话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为保护密云水库，保证首都人民的用水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林彪集团的破坏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当即召集水电部负责人开会，否决了放水的意见。
今天，密云水库之水已成为北京的生命水。斯人已逝，功业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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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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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作为西江、北江、东江的总称，是广西、广东两省最大的水系。珠江为我国第五长河，但径流量却仅次于长江，约为黄河的８倍。周恩来部署全国的水利建设，十分重视珠江的治理与开发。５０年代初，他就强调做好珠江的防洪工作。直到１９７０年，他还对外宾说：在中国“如果说水多的地方，那要算广东珠江三角洲了。那个地方大水一来就淹掉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有一些堤岸，有的地方没有堤岸”。珠江“还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修理”。
西江支流郁江上的西津水库是韦国清找水利部提出要求，经周恩来批准后修建的一个低水头电站。１９５７年底，西津水库施工进入高潮的时候，需要大量浇灌混凝土。由于当时全国的基建规模过大，材料供应紧张。西津水库所需的钢材、水泥，只能解决很少的一部分。在缺乏材料影响工程进度的为难之时，周恩来亲自批示解决西津水库的材料问题。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迫使当时的基本建设规模不得不进行调整。西津水库也被列入准备下马的项目。１９６１年，周恩来在水电部和广西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求续建西津水库的联合报告上，签了“同意”二字，使西津水库第一台发电机组在１９６４年建成发电，为西津电灌区（灌溉总面积２００多万亩）的建设准备了条件，为广西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北江支流的南水水电站，虽只是一座装机７．５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但设计方案和施工办法特殊。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４日下午，周恩来召集李葆华等开会，专门讨论和研究了南水水电站的建设问题。
由东江引水到深圳解决香港供水困难的石马河供水工程，周恩来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关怀。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８日下午，周恩来在广州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关于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参加人员有中南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副省长曾生、广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戴机等。
石马河供水工程，取水于东莞县境内的桥头，通过拦河筑坝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机站，逐步提升水位，改东江支流石马河由北向南倒流，使沿程水位逐级提升后流入深圳水库。深圳水库由此获得充足和可靠水源，最后通过坝下多条输水管道供水给香港地区。
周恩来听完汇报，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他指出，向香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不要连在一起。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进来谈。他赞成石马河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供水工程由港英当局举办还是由我们国家举办？对此，周恩来说：“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项目，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他还就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费用的落实作了安排，“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周恩来认为工程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
在周恩来支持下，在广东省委和省政府负责下，广东省水利部门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完成了石马河供水工程的设计。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０日，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１９６５年春胜利竣工。该工程自１９６５年投入运行后，年年都按照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对深圳和工程沿线的城市用水、农业灌溉所发挥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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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与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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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受季风影响，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底，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曾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打开通开河、白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的南水北调方案。
周恩来具体过问南水北调工程。他十分重视把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周恩来在北戴河长江会议上指出：“江水北调有四条引水线路，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设想，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中旬，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引汉济黄郑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线进行查勘。确定引水枢纽选在陈岗，经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库经调节后沿线经鲁山、宝丰、郏县、禹县、新郑、郑州，在桃花峪或岗李入黄。不久，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查勘了郑州至北京段引水线路。
１９５９年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南水北调问题的会议，讨论了好几天，充分听取到会者的意见。水电部有个叫萧秉钧的工作人员有一套南水北调的方案，他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跑了去。警卫人员不让他进会议室，他就写了一张条子送到周恩来那里。尽管多数人认为萧秉钧的方案离现实太远，并称之为“萧方案”，但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意见，当即请萧秉钧进去讲了一个多小时。
我国在５０年代与６０年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面实施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５０年代与６０年代，水利工作者为南水北调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与有关线路的查勘工作，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全面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治水必须治山，森林植被的破坏是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根源。周恩来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江河治理长期性、根本性的工作之一。他说，在水利工作方面，除一般水利工程外，还需要注意到植林，我们的祖先把许多山上的树木砍伐过多，以致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周恩来多次主持政务或国务会议研究水土保持工作。为解决地广人稀地区的水土保持问题，他还亲自批准有关省配备安２型飞机，用以飞播造林、种草。黄河流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周恩来特别重视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黄土高原在四千年前是林茂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