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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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番地，彼此争竞，投谳武员，因而据为己有。亦有授受前官已成之产，相习以为固然，其中来历不明，是以民番互控之案，络绎不休。若非彻底清查，严行禁绝，终非宁缉番民之道。着该督抚派高山前往，会同巡台御史等，一一清厘。凡历任武职大员创立庄产，查明并无侵占番地及与民番并无争控之案者，毋论本人子孙，或转售他人，均令照旧营业外，若有侵占民番地界之处，秉公清查。民产归民，番地归番，不许仍前蒙混，以启事端。此后创立产业，开垦草地，永行禁止。倘有托名者，即将本官交部，严加议处，地亩入官。如该管官吏通同容隐，并行议处。”十七年，更立石番界，以禁侵垦。而垦者仍多，远至内山。五十五年，颁行清丈，凡侵垦番地者皆入官。而运会所至，防不胜防，其令遂废。
隆 恩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钦差大臣福康安治军台湾。既平，尚余兵饷五十余万两，奏设隆恩官庄，募佃耕之，或购大租岁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台湾之兵均调自福建，离家远戍，遇之较优，然多为武弁侵没，不副设置之意。其田多在彰、淡两属，租制与官庄同，岁征谷三千七百余石。光绪十八年，布政使唐景崧通饬各属，谓台、澎各营原置隆恩官庄田园糖部廍，所收租息，除完纳正供外，余款由营造册送司，按年在请领台饷内扣存司库，入拨充饷。乃因递年租息参差不等，奉部行令，按照乾隆五十四、五十五两年租息，统算折半，匀计作为定额，盈则尽数造报，绌则令承办营员赔补。例定甲年征收，乙年造报，闽省历办在案。嗣因各营原置田园案券，间多被匪遗失，历年既久，官弁递更，逐年只向原佃收租，不复问及田园处所。间有被水冲塌者，亦久不报豁，佃户难免赔累，弊窦丛生。以致东移西扯，竟将所垦民业，希图免粮，混为官庄者有之，逐年滞欠短额，积压数年，始行造报者有之。是此项官庄从前业已混含不清。迨至全台一律清丈之时，南北情形又各不同。台南则就田查问，是以此次田园历历可考。台北则不问何项田园，统行清丈，在当时则借删除各项名目为辞，殊不知此项田园，系发帑买置，定由官收，与民田之缴纳番租、隘租、屯租，情形迥异。嗣因清丈完竣，民业钱粮议由小租户完纳，大租减收四分，贴给小租完粮。而台北官庄田园亦由佃户承粮，由台北府雷守议照大租章程，营中减收四成，司中只照六成，扣收租息，奉前抚宪批准，行司照办。当时办理，原为一时权宜之举，不能遽以咨部。何也？盖以各处扣饷之庄租，系除完纳正供之款，净收租息。清丈以后，供赋多至数倍。供多则租亦多，何以转少四成？是以难于咨部。台南各县田园历历可考，系清丈时查询，佃户自称，各县照所指之田园，年应征收钱粮秤水赴营催完。营中则较之前所纳供赋盈溢数倍，租息因之而短，各营所以纷纷借口。然台南官庄田园盈溢，可想而知。倘营中原置田园案券尚存，何难一一清理，租息尚可加增。只以各营案券毁失，兼以当时原置田园甲数，并无造册分送督抚司存案，以致上年赴闽查考，无从检出。现各营以新定钱粮，较之旧时供赋，溢出数倍，台北议以减四收六章程，而台南则不能完纳。迨至奏销迫届，由县详司，就饷核扣，而各营钱粮既多，租额因而减少，纷纷又以案照台北减四收六核扣租息为请。查此项隆恩田园，系属发帑购置，递年征收租息，完纳钱粮之外，扣存司库充饷，各数目均咨部有案。台北议以减四收六，实因田园混入民业，丈量未经指出，暂时权宜办理，然亦不能遽以咨部。现民业均已升科，而官庄历年瓜葛不清，若统照减四收六办理，递年司库短扣五千余两，从何弥补？亟须通筹全局，彻底清厘，俾得一劳永逸。拟将台南安、凤、嘉、彰四县官庄田园，清丈既已指出，应饬各县委员会营按明图册所载前赴，就田问佃，向佃议租，重新整顿。台北淡、新、宜各县，虽无田园之可考，总有佃户之可凭。向佃追田，罢四六之议，逐一清理。或田甲不敷，租额短缺，究竟是何原委，抑系昔年被水冲塌，据实造册送司，分别核办。于是各县会营清厘，终不能彻底追究，而每年所征只有十之七八而已。
第三部分田赋志（6）
抄 封
抄封亦官租也。其租有二：曰叛产。林爽文之役，凡与党人者，皆籍其田，或被株连，所抄至数万石，多在嘉、彰两县。自是每有乱事，援例以行，为官署岁入之款。叛产之业，贌之于民，而收其税，岁征银约五万四千两。曰生息。从前府道库款每存至数百万两，或数十万两，贷之富民，而收其息，息甚轻。一遇有事，则收回之，而仓卒难缴。或凌夷无力，亦籍其田，以取偿焉。售之于民，以抵款焉。按年出贌，而收其税，亦为官署入款之一。其详皆在《度支志》。然抄封之中，有拨支兵饷者，有充地方公费者，又有鬻供军需者。其业散在各县，统归台湾府遴派佃首，代为征收，多属富绅揽办。其田园各分三等：上田每甲纳谷三十二石，中二十六石，下二十石；上园视中田，中园视下田，下园十八石。道光间，年征五万六千余两，亦如官庄只征十之七八，每年可得秤余四千余圆，以补额拨加饷内应征未完租额。同治六年，署知府叶宗元请将秤余尽数归公，许之。及清赋时，亦照官庄办理。
番 租
台湾固土番之地，其田皆番之田也，我民族拓而垦之，以长育子姓，至于今是利。然其成也，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胼手胝足，出生入死，而后得此尺寸地，如之何而不惜也。先是，我族以入垦地番，远及内山，清廷下令设界，禁出入，违者治罪，且籍其田。而利之所在，人所必趋，禁者自禁，而垦者自垦。终至法令不行，讼狱日出，固非计之得也。雍正三年，户部覆准台湾各番鹿场，闲旷地方，可以垦种者，命地方官晓谕，听各番租与民人耕种。五年，巡台御史尹秦据淡水同知王详请，大社留给五百甲，中社四百甲，小社三百甲，号为社田，以为耕种牧猎之地，其余悉行召垦，并限三年起科，奏请颁行。于是垦者先与番约，岁纳其租，谓之番大租。其约曰招垦，或曰永耕，记其界址租额，存以为据，或报之官。背约者官为催科，所以保护番黎也。番大租有二：公有者谓之公口粮租，土目收之，照其社例，以充公费；私有者谓之私口粮租，番自取之。然其租率不定，召垦之时，互先立约。如活租则照所获之谷而赋之，或十之一，或十之二，或十之一五。而死租则视地肥瘠以定，大略为十之一，其详如表。顾活租虽较多，一遇凶岁，必须减赋。若死租则不论丰歉，莫得改易，台湾民田之税佃亦如此。自是以来，开垦日进，负租者亦多，番不能索。道光初，淡水番人乃由汉人揽办，代为催收，而取其费。光绪十三年清赋之后，照大租例，去四留六，并废代收之弊，而番田变为民田矣。水沙连六社化番，拥地甚广，番不能耕，募汉人垦之。田成，纳其所获百分之五，谓之亢五租，或曰空五租。
道光十五年，埔、眉二社正通事巫春荣与社番约垦草地八十五甲，按甲纳租，田谷二石，园一石，以早晚两季摊缴。其后垦者均照此例，锄耰并进，遂成乐土，至设埔里社厅以理之。然佃户多负租。光绪六年，始设总理揽收，分与化番。十一年，更命义塾教习偕番收之，岁与千石，余归官，以充抚育之费。十三年，改归官租。十月，全台颁定租制。通判吴本杰据埔里社绅士禀称布政使，以埔属田园既纳亢五租，若一律照完正供，未免过重，许之。乃不入上则，中则田征银一两三钱六分，下则一两九钱，园降一等，约轻三分之一。而亢五租改为一石八斗，岁收二千四百石，以千石给番，千石归官，四百石为催科之费，而亢五租亦变为官租矣。
初，噶玛兰设治时，西势之地民垦已定，而东势未辟。自浊水、大溪以南至苏澳，凡十六社，平原，付之荒芜，杨廷理遣三籍头人理之，分授漳、泉、粤人开垦，计有二千五百八十三甲。番素愚惰，既归化，益不敢较，膏腴尽为民有。通判翟淦与廷理议，禀请总督汪志伊，以各社近处存给之，大社二里，小社一里，谓之加留余埔。然番不能垦，官为召佃，以三籍头人为佃首，经理征收，按社计丁而分给之，谓之加留余埔租。每甲定谷四石，凡丈地一千二百五十五甲二分。漳佃首二人，分地七百六十二甲余，纳租三千零五十石九斗三升九合，配社十二。泉佃首一，分地三百八十三甲余，纳租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九斗五升七合，配社三。粤佃首一，分地一百三十五甲余，纳租五百五十八石八斗三升一合，配社一。自嘉庆十五年起，至二十三年，次第告竣，奏免升科，民番皆受其利。光绪十三年清赋之后，亦照去四留六之例，而变为民田矣。
番大租之外，有山租，亦民与番约者也。阿里山为嘉义熟番，归化最久，而地甚广，山产多。汉人入垦者，上田甲纳谷三石，中二石，下一石，园降一等，随时折色。其土产则照所获百分之五纳之，谓之山面杂租。乾隆三十五年，北路理番同知为之管理，由官给照。洎清丈时，亦照大租之例，以六分与番，官得其四，充云林抚垦局之费。
台湾溪流源自内山，引圳溉田，先与番约，而纳水租。其租不一，或银或谷，或以牛酒，借事和亲，而辟其利，故此租者亦番租之一也。
第三部分田赋志（7）
屯 租
乾隆五十三年，钦差大臣福康安奏设屯番，以理防务，语在《军备志》。其时始有屯租，以番境未垦之地及抄封之业，凡八千八百余甲，分给屯丁，自耕自给。嗣以抄封三千三百余甲，拨充班兵之饷，余地未敷。五十五年，颁行清丈，查出侵垦田园三千七百三十四甲余，悉没之官。分则定租，岁可征谷四万一千数百石，充为屯田。募佃耕之，官收其谷，以二、八两月分给屯丁，谓之屯租。五十六年，闽浙总督札委泉州知府来台，查勘屯田，量甲定率，其详如表。每谷一石折色一圆，岁收四万一千二百六十一圆四角六分六厘四毫二丝。屯饷之余，以充隘饷，又其有余，为开辟水利之费，赏恤屯丁之款。请垦佃户禀由理番同知给照，或曰易知，如契券。自是以来，屯务渐废，每为势豪占据，或被佃首隐匿，租额愈减，不足于用。嘉庆十五年，总督方维甸巡台，以官给各屯未垦之地，多为奸民通事串通欺诈，引诱典卖，越界侵占，饬北路理番同知、凤山知县分勘南北各屯。如原给埔地及应交屯饷田园，许民自首，不究其罪。又以奏明清理者，系属原给埔地五千六十九甲，拨充屯务公费六百二十一甲，应征屯饷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五甲。查明原数，并不加租。民番各地，悉仍其旧。以此晓谕，颇为整顿，未久又废。光绪十三年，闽浙总督杨昌濬奏言：“台湾当初设屯授地，征租支饷，订立章程，法良意美。顾今已百余年，积弊愈重，征收屯租，不充其额，支发屯饷，仅给其半。盖以原给屯田之数，叠遭兵燹，档案不存。加以分隶各县，悉任佃首，田园界址及其租额，不得而知，故今亦不能详查。而佃户遂图蒙混，以硗确之地，易肥饶之田，又或禀报水冲沙压，冀请豁赦。故欲祛其积弊，似应别行丈量，造明图册，以知屯田之地，庶于防务或有裨益。”是时巡抚刘铭传颁行清丈，以屯田既纳屯租又课正供，虑有过重。乃减屯租十分之四，改为官租，照则定课，分给丈单，与民田同。而佃户仍多隐报，且抗而不缴。十六年，全台所收租额，仅有三分之一。十七年以后，且无一缴者。时各县业户以清丈故，民多谤黩，故铭传不欲过激，以丛众怨。爰筹别款，半发屯饷，而屯租几废矣。
隘 租
隘丁之设，用以防番。官设之隘，由官分地受耕，或支给口粮，以赡其身。而民隘则民给之，征收隘内田园，谓之隘租。隘租之率，各属不同，或甲征一石，或多至八石，视其远近险夷为差，皆于设隘之时，后先议定。其征率则业三佃七，隘首收之，而分于众，官不过问。其后隘制日弛，名存实亡，乡猾土豪冒充隘首，借饱私欲。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开山抚番，乃以兵代。洎光绪十二年，台湾巡抚刘铭传改设隘勇，征收防费。翌年清赋，先饬各属查明隘田之数，至是废之，给发丈单，与民田同。
第四部分度支志（1）
连横曰：台湾，天富之国也，官山府海，利尽东南。荷人得之，欲以掌握通商之霸权，顾其时地利未启，移民未多，岁入不过十数万盾，故犹仰东印度公司之津贴也。延平建宅，万众偕来，蓄锐待时，百事俱举。养兵之数，多至七十有二镇，使镇为千人，则器械粮秣之数将何所给？而延平乃布屯田之制，自耕自赡，不取于民。谘议参军陈永华又整饬之，内兴土宜，而外张贸易，贩洋之利，岁率数十万圆，故无竭蹶之患。及经西伐，军费浩繁，转粟馈饷，取之无穷，而历年积蓄，因而渐罄。然犹不敛之民，而以王家所储者用之。盖以郑氏志图恢复，倾家纾难，固非有自私自利之心也。文武勋旧皆有官田，诸王汤沐之奉，亦别有所给，而土田初辟，征赋甚轻，故民皆乐业，先公而后私。迹其所以治国治民者，犹有西周遗法。天不祚明，三世而陨，此则无可如何者也。
清人得台之后，仅设一府三县，正供杂税多沿旧制，岁入不过八万八千一百四十八两，而岁出亦只五千六百七十四两。台湾之兵均调自福建，自总兵以至把总，合以战守之兵七千四百六十人，俸禄饷糈岁给四千八百五十一两，兼以福建各营兵米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五石，折价二万六千九百三十六两，计为三万七千四百六十一两，入款尚有余裕。盖其时米价甚贱，银则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