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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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者，录其功，而八以成上，则吞没之。一行作吏，便为富翁，故俸禄甚薄，而供奉酬酢多取之民也。乾隆九年，诏曰：“台湾田园已照同安则例，后经部议以同安科则过轻，应将台地新垦之田园，按照台湾旧额输纳。朕念台民远隔海洋，应加薄赋，以昭优恤。除从前开垦田园，照依旧额，毋庸减则外，其雍正七年以后报垦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办理，其已照同安下则征收者，亦不必再议加减。至嗣后垦辟田园，令地方官确勘肥瘠，酌量实在科则，照同安则例，分别上中下，定额征收，俾台民输纳宽舒，以昭加惠边方之至意。”
夫台湾为海疆重地，每有水旱之灾，辄奏请蠲赋，故人民易于乐岁，而开垦日进，远入番地。其始佃农力小，不足经营，富豪出资本，给牛种，建庐凿圳，以任其费。田成，则纳其谷十之一二，谓之大租，或征圳租，谓之水粟，每甲应纳谷石，永久不替。道光四年，署兵备道方传穟上书总督孙尔准，力言业户之弊。书曰：“千万人垦之，十数人承之，而一人所给垦照，或千数百甲，淡水是也。万人垦之，千人承之，而地数千甲，给垦照者数千人，每人仅十甲，最多亦十数甲，并无业户，以民为官佃者，噶玛兰是也。夫业户之设，其弊无穷。其始豪强有力者十数人，出领垦照，名为自出工本，募佃垦荒，实则其人工本不多，鸠集朋党，私立约据，及其垦成报官升科，而业户一人，界广甲多，且易隐蔽。及赋已定后，或十余年，或数十年，遇有水旱偏灾，冲崩塌坏，亦任意影射。且征收供课，户只一人，实缺千万，一经破败，更换为难。请以淡水言之，其地南自大甲，北至鸡笼，绵长三百余里，自山至海，腹内所宽亦四五十里，较诸台邑固自倍之。而考其正供，仅有台邑四分之一，业户编入征册者仅数十人，此所以地广赋少也。然则业户自宜殷富，每年自清国课，而每年实征，民欠犹十之二三，业户大半贫窭，何也？业户坐收其租，除完课外，别无所利，田园实非其有。历年既久，冲崩塌坏，渐就硗确，而佃户逃亡也。”初，噶玛兰开垦之时，吴沙父子邀赵隆武、何绘等赴省呈请开垦，先与佃户私议，将来告成，应由业户升科完粮，佃户每甲田定纳大租谷六石，园四石。及杨廷理筹办建治，深虑不敷经费，议裁业户，而由散佃报升。谓此租额约与淡水拳和官庄相符，详请转奏，援以为例。部议不许。以拳和官庄久已无案可稽，若照屯案办理，屯案田园各分六等，此项园征四石，已准屯案第四等，则田不应列第六等，漫无区别。是拳和官庄与屯租二案，均难援引矣。然其后仍定田六园四之率，丈升报部，有田二千一百四十三甲余，园三百甲余，岁征租谷一万四千六十三石有奇。供耗之外，又征余粮，此为各属所无。查台湾升科章程，凡田园只征正供、耗羡，若征别款租赋，从无并征正供。而兰属独增余租，犹之他属杂征，固不与供耗核计考成也。顾余租实为筹备经费之计，即仿淡水屯租之例，每石折色一圆，奉文照议在案。嗣以同安下沙则而计，则田一甲征谷六石，又征供谷一石七斗五升八合四勺七秒二撮，耗谷一斗七升五合八勺四秒七撮，余租四石零六升五合六勺八秒一撮。园一甲征谷四石，又征供谷一石七斗一升六合六勺一秒一撮，耗谷一斗七升一合六勺六秒六撮，余租二石一斗一升一合七勺二秒八撮。较之创始原议，凡田减耗六升八合三勺八秒三撮，园减供二勺，耗六升六合七勺五秒九撮，悉入余租，以副其用。嘉庆二十三年，台湾府知府以兰地初启，民力未充，详请豁免余租，而司中以核与原案田六园四之数，实为减少，未许。道光七年，奏请改则，而余租更宽裕矣。
第三部分田赋志（3）
先是，台湾田赋自荷兰以来，皆征供谷。归清后，亦以此为兵糈，而谷价既贱，当事者无所获利。二十三年，改谷折色，每石六八秤银二圆。当是时，市价每石仅值一圆五角，而当事者又格外诛求，兼有火耗之损，台湾县保西里人不从，几至激变。庄豪郭崇高走吁北京，诏逮知县阎炘治罪，事始息。澎湖为海中群岛，地瘠而硗，素不播稻，所产唯番薯黍稷，一逢咸雨，枯槁不收，故其地不赋，由台供之。光绪三年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蠲台湾杂税，略谓台、凤、嘉三邑合长二百九十里，额征供谷十三万余石，而彰、淡、兰一厅两县合长五百八十里，仅征谷五万六千余石。盖台、凤、嘉开辟之地较早，税则皆沿郑氏之旧，而彰、淡、兰新垦之地，新定科则，故赋较轻也。
十一年建省，以刘铭传为巡抚，沈应奎为布政使。铭传负吏才，以台湾经费向由福建协助，欲谋自给之计，振兴物产，以尽土宜。十二年五月，奏请清赋。疏曰：“窃查台湾粮课，自入版图以来，仍循郑氏之旧，每丁岁征银四钱八分六厘。乾隆元年，钦奉恩谕，台湾丁粮着照内地分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以舒民力，岁征银三千七百六十余两。及十二年，乃议匀入田园征收，其番众所耕田地，概免完赋，照旧就丁纳粮。至道光间，通计全台垦熟田园凡有三万八千一百余甲，又三千二十一顷五十余亩，谷种折地一千四百三十亩，年征粟二十万五千六百余石，租番银一万八千七百余圆。至今已数十年，垦熟田园较前多至数倍，统计全台之额，仅征额银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六两，洋银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九圆，又谷十九万八千五十七石，久无报丈升科。伏维我朝轻徭薄赋，亘古所无，而于台湾一岛尤为宽厚。雍正、乾隆间，屡奉恩谕，台湾赋税，不准议加。其时海宇澄清，升平无事，朝廷以台湾一隅无足重轻，今则海上多警，而台湾为海疆之要隘，奉旨改建行省，经费浩大，今昔不同。臣忝膺斯土，目击时艰，当此财用匮乏之时，值百废待举之际，不能不就地筹画，三五年后，能照部议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经营之用，自成一省，永保岩疆。况叠次钦奉谕旨，开源节流。顾以额定之赋，应有之税，乃部库入款之常经，国家经久之至计，舍此不为，徒求邻省，虽至舌破唇焦，缓急仍不足恃。臣渡台以来，详查民间赋税，较之内地毫不轻减。而询其底蕴，全系绅士包揽。若某处有田可垦，先由垦首递禀，承揽包垦，然后分给垦户。垦首不费一钱，仅递一禀，垦熟之后，每年抽租一成，名曰大租，又有屯租、隘租各项名目，而粮课正供毫无续报升科。如台北、淡水田园三百余里，仅征粮一万三千余石，私升隐匿，不可胜计。臣现由内地选调厅县佐杂三十余人，分派南北各县，又由各县选派公正绅士数人，会同先查保甲，就户问粮。一俟田亩查明，再行逐户清丈，委派台湾府知府程起鹗、台北府知府雷其达，各设清赋总局，督率办理。至于赋税之轻重，应俟丈量之后，再请旨饬部覆议。维念台湾民风强悍，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聚众挟官，视为常事。林爽文之变，则言升科之逼迫。以是委员下乡清查，视为畏途。且千山丛杂，道路崎岖，若非勤实耐劳之员，协同公正绅士切实清查，无裨实际，且恐竣事无期。惟有严定赏罚，以冀成效。若各地方委员绅士等妥速办理，认真清查，臣请照异常劳绩从优奏奖，以示鼓励。倘有贿托隐匿等情事，抑或畏难延误，即行参革。庶得实力奉行，为朝廷经久之谋，除地方吞匿之弊，裕国便民，以期有裨台湾之大局。”六月，诏可。设清赋局于台北、台南两府，以布政使辖之，命知府统理。各厅、县设分局，任总办，以同知、知县主之。
初，铭传议办清赋之时，先询各厅县。或以为当编查保甲，就户问粮，或以为即施办清丈，就田问赋，而众多主前说，且为根本之计。于是先办保甲，限二月告竣。乃以清赋之意告示于民曰：“台湾地方自乾隆五十三年续丈之后，至今开辟田园数倍于前，久未报丈升科。从前海宇升平，朝廷视台湾一岛不足重轻，期无内患。不虑外侮，赋税一项，屡奉恩诏，格外从宽，以示绥远安边之意。现在海疆多事，台湾重地，久为外人窥伺，朝廷特设巡抚以资控制。本爵部堂忝膺斯土，应为地方远大之谋。故招抚生番，以靖内患；筹办海防，以御外侮；清查田亩，以裕饷需。不惮劳怨，惨淡经营，一时并举，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尔百姓等渡海迁来，当知创业不易，须为子孙立百年之业。官民一德一心，共保岩疆，同享乐土。查台湾素称沃壤，近年开辟日多，旧粮转形亏短，皆由业户变迁无定，粮额向不催收，故遇逃亡，莫从究诘。或由田园籍册失毁，户无确名，疆界混淆，土豪得以隐匿霸占，奸民从中包揽控争。或借防番抽收隘租，或称完粮自收大租，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更有近溪田园，水冲沙压，小民无力报豁，田去粮存。种种弊端，国计民生，皆有阻碍。若不及早清查，贻害胡底。现经奏明清丈全台田亩，委派南北两府，设立总局，克日举办。尔等田园一经清丈，编立字号，某字某号之田，则为某处某人之业。粮户何名，册籍昭然，遇有买卖，立即过户催收，可免侵占冒争，永杜构讼之弊。其有水冲沙压之地，亦可随时禀报，顿释累积之负，是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
第三部分田赋志（4）
自示之后，一律办理。”嗣以清丈章程颁发于民。其时各属业户多虑加租，劣绅土豪造作蜚语。铭传不为所挠，督励有司，昼夜不息。八月，复以丈法昭示于民曰：“台湾田园举办丈量，前经按照《淡水县志》载定弓尺制度，每戈一丈二尺五寸为准，分颁各属应用在案。现据宜兰、新竹两县先后禀称，该二邑丈量田亩，向以一丈三尺五寸为一戈，与现颁之戈互相比较，每戈多加一尺。绅民哓哓，置辨不休，请示遵办等语前来。查台湾自国初始入版图，核算田亩，有所谓每戈、每甲等名目，皆系郑氏一时权宜。雍正九年，特奉廷旨，台湾田园化甲为亩，系以戈数核为弓数。其弓定制六尺，积二十四弓为一亩，载在志乘，遵行已久。现在举办丈量，犹用戈甲名目，不过因其旧俗，以计总数，为将来积算之端。至于量则升科，仍应遵照定章，以弓计亩。如以一丈二尺五寸之戈，就一甲之田化弓计亩，有十一亩三分有奇。如以一丈三尺五寸之戈，就一甲化弓计亩，有十三亩一分八厘有奇。是长一尺之戈，每甲即多一亩八分八厘之赋，并无便宜。该二邑以弓小一尺，借词争执，难保不误，尚执戈大赋轻戈小贼重之成见，亟应剀切晓谕，以昭定制，而释群疑。台湾田园化甲为亩，奉旨遵行定章，断不能仍复论戈纳赋。现在所用旧弓尚是五尺，迨清丈之后，仍应以戈伸尺，按六尺为一弓，积二百四十弓为一亩，计亩升科。尔人民将来供赋，不定于戈尺之短长，而定于弓数之多寡，其戈长者既不能有所取巧，戈短者亦决不至多完。尔绅民务当晓然朝廷治赋经邦，一秉大公，毫无偏拗。其各懔遵。”
十月，各属渐报丈竣，乃定租率，仿江南一条鞭法，举前之丁税、耗羡等款而括之，折色完纳，并加补水秤余，以定地则，凡分四则。前之不入则者，如新竹以北，则为一等、二等、三等；彰化以南，为平等、次等、下等。丈单列天、地、人三号，鱼塭之率视天字田，故业户较益。台南之田，有早季养鱼而晚季播谷者，收利尤丰，而纳租则轻也。前时大租多议裁废，至是乃据减四留六之制，以归小租纳课，而业户仅得其六。十二月，颁定征租之制，其详如表。于是全台田赋计征六十七万四千四百六十八两，实增四十九万一千一百零二两。十四年春正月，示领丈单，甲费二元，嘉、彰两邑民户骚动。而彰化知县李嘉棠素贪墨，施九缎起而抗之，纠众围城，提督朱焕明被戕。铭传派兵平之，裁收丈费，以十八年五月撤清赋局，而全台田赋乃定。
第三部分田赋志（5）
官 庄
初，施琅克台之后，以台地肥沃，土旷人稀，奏设官庄，召民开垦，按其所入，以助经费。康熙四十九年，兵备道陈瑸以其有弊，奏请废止，其款入官。雍正元年，漳浦蓝鼎元上书巡台御史吴达礼，略曰：“台湾旧有官庄，为文武养廉之具，今归入公家，各官救口不赡矣。夫忠信重禄，所以劝士，况官人于遐荒绝域，欲用其身心，而冻馁其妻子，使之枵腹从公，非情之平也。官庄犹古公田，更不病民，旧庄虽没，新地可再垦也。查台北有竹堑埔，沃衍百余里，可辟良田千顷，又当孔道要冲，曩以弃置荆榛，故野番敢于出没。唯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开垦。莫若令全台文武各官，分地辟之，各捐资本，自备牛种田器，结庐招佃，永为本衙门恒产，不独一时之利，万世之利也。夫台地素腴，随垦随收，一年所获，足敷其本，二三年后，食用不竭。以天地自然之利，为臣子养廉之资，而又可以祛番害，益国赋，足民食，是一举而数善备也。”达礼据以入告，许之。于是总兵蓝廷珍先垦猫雾拺之野，名曰蓝兴，即今台中郡治之地。其田最沃，有泉可溉，每甲岁可得谷百石。八年，总兵王郡奏以台湾赏恤兵丁之款，购置业产，而收其利，照例纳租，由镇理之，派员征收。其后官庄一百二十有五所，年征糖、谷、牛磨、鱼塭等款三万七百三十九两九钱六分六厘，逐年增多。而奸猾之徒，夤缘武弁，借名官庄，侵占番地，以牟私利。番黎怨恨，莫可谁何。乾隆九年，诏曰：“外省镇将等员，不许任所置立产业，例有明禁。内地且然，况海外番黎之地！武员置立庄田，垦种取利，纵无占夺民产之事，而家丁、佃户倚势凌人，生事滋扰，断所不免。朕闻台湾地方，从前地广人稀，土泉丰足，彼处镇将大员无不创立庄产，召佃开垦，以为己业。且有客民侵占番地，彼此争竞，投谳武员，因而据为己有。亦有授受前官已成之产，相习以为固然，其中来历不明，是以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