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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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军长、张指挥挽
国难方殷，端赖团结，追随抗战奋杀贼。
敌寇未除，遽失领导，缅怀遗志痛挥戈。
注释：廖磊，字燕农，号伯符，1890年2月生于广西陆川县一世代农民家庭。1937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淞沪八一三抗日战役。1938年10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指挥，在大别山指挥部队艰苦抗战。1939年10月23日因积劳成疾导致脑溢血猝死于立煌县金家寨；终年50岁。另有文章注明，廖磊是桂系仅次于李、白、黄的第四人，堪称一代英豪。
廖磊将军没有回忆录，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的。
一时掩卷。日本人对自己的俘虏那种轻蔑和无视，让我们感到这个民族在文明上的缺陷。而我们呢，我们那个时代的脊梁们，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
我想起在北京我曾问过朋友们，有谁记得在大七卜村高呼着不投降战死，年轻的八路军十八团团长杨柳新，他的政委朱爱华，还有和十八团同难被俘绝食不屈而死的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
这仅仅是一个团在一个月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官。
他们或许不在乎人们记得，但是他们当一定在乎自己的清白，当我写下他们的事迹的时候，有些留言我不可能视而不见。我们或许不必去专程祭奠他们，但对他们如果在心中保留一份敬意，似乎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想想吧，当你带着妻子和孩子，走在公园中愉快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经过那些70年前的人们的墓碑前，给感激的一瞥，有一点谢恩的心思，也许就已经足够。
这份感恩会伴随我们的子孙传达给这个文明国家的世世代代。
今天，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好寂寞。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1）
作为在日华人媒体，《关西华文时报》编辑部受到中央电视台的委托，希望能够为一名埋葬在中国的“日本八路”寻找他亲人的消息。
根据中国方面提供的资料，这名“日本八路”名叫松井实，死于1948年10月解放郑州之战，当时是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的一名医生。根据他在九纵政治部的老战友段绪德等人的回忆，松井实好像是在太行山抗战中俘虏的日本士兵，经过教育后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日本八路”。在中原野战军九纵有一个由五名日本人组成的医护小组，松井就在那里工作。
除了松井当时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中国话比较流利，为人斯文，老家是京都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线索。
松井实的墓在郑州市烈士陵园，他的墓碑上方，刻有一颗代表解放军军人的五角星，这代表着他在死亡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名为军国主义效力的战俘，是中国方面对他的一种承认和原谅。
今年是郑州战役结束六十周年，中国方面希望能够在这个纪念性的时间，为长眠在这里的这名“日本八路”，找到他故乡的消息，让他的亲人能够因此了解他最后的情况。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方面找到了《关西华文时报》。尽管以目前所知的线索进行寻找比较困难，但编辑部依然郑重接受了这项委托。
对于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属这件事，最为有价值的线索大约就是他的故乡为京都。作为查找的开端，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了京都市政府的有关部门，试图查证京都是否有过名叫松井实的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失踪。然而，得到的消息有些令人沮丧——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曾经进行过一次户籍处理，将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统统作为“死亡”处理。这给寻找当时失踪人员的户籍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这意味着当地已经没有失踪人员的档案，如果需要查找，必须将所有死亡人员与失踪人员进行甄别。京都方面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特别是松井实的出生年月日，如果有这一条线索，他们的工作将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结果。
《关西华文时报》一方面争取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希望他们提供更多关于松井实的线索，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
记者在神户认识一位对日本战败时期情况比较了解的斋藤先生。斋藤先生对能够参加查找松井实亲属这件事感到很是重视。他立即与记者一起前往寻找一些他所知道的京都籍中国归国者，斋藤先生认为他们可能会对当时留在中国的京都籍日本人有所了解。
在斋藤先生的帮助下，《关西华文时报》的记者找到了多名京都籍日本归国者或归国者二代，不幸的是没有人对于松井实这个名字有所印象。斋藤先生表示他会继续帮助寻找，并随时将所得线索与我交换。
记者同日走访了位于柴岛的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这个协会的工作人员战后曾对中国归国者的返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并发表过多篇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研究论文。
通过与该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联络，我们的寻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按照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掌握的材料，松井实属于在太行山作战被俘日军的可能性很大。这是因为当时京都籍日军官兵大体隶属于两个师团，既甲种第十六师团和治安第六十二师团。这两个师团都曾经在华北和太行山区打过仗。
根据松井的年龄判断，他更可能属于第六十二师团。这是因为，第十六师团在华北作战的时间只有1937年的下半年，由于华东方面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大本营11月将其调往南京战线。由于日军中军医都是军官编制，松井实应该是军官而不是士兵。按照当时十六师团军官的年龄推算，到1948年大多应该超过了30岁。而第六十二师团成立于1943年，其六十四旅团是京都师管区的预备役官兵组成的守备兵团，专门用于在山西东部和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作战，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由于当时日军在整个战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它在太行山区作战的时间长，损失大。松井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俘的。如果能找到这段时间六十二师团损失情况，可能会有所帮助。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2）
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第六十二师团医院院长名叫熊城宽，军衔少佐。不过六十二师团最后在冲绳全军覆没，要寻找它的残余人员提供线索是很困难的。
不过该协会也提出一条可能的查找路径——据他们所知，日本战败时残存在中国的京都籍的士兵，大多是通过京都府宫津市的舞鹤港返回日本的，舞鹤港当时先后接回了150万从中国归来的残军和平民。该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忆，在舞鹤的“引扬纪念馆”，曾经见到一本资料，上面记录有各部队在中国死亡和失踪人员名册。他们对战后日军和平民在中国的情况，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
10月12日，本报记者为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人线索，如约来到舞鹤引扬纪念馆，受到荒田直明副馆长的热情招待。
《关西华文时报》记者在舞鹤引扬纪念馆门前，曾经为搜寻中国抗日先烈的资料走过很多路，为一名“日本八路”跑这样远，还是第一次。
这里，果然存放着原始的失踪日军人员和眷属情况记录，印刷十分粗糙，但每一条记录都十分详细，包括姓名，职务，失踪时间地点和推测原因等。
不幸的是，尽管笔者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查找，但最终没有找到松井实的姓名。
但是，按照荒田馆长的说法，这份记录实际上是到港的日本人进行回忆的结果，所以无法确认其权威性，也不够全面。他认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厚生省进行查找，因为许多户籍被作为“死亡”消除的归国者，都是通过厚生省确定了自己的身份。
笔者按照荒田先生的要求填好表格，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在离开舞鹤引扬纪念馆的时候，俯瞰舞鹤湾，令人感慨万千。
当年，这里是返回国内的日本人下船的地方。就在这里，演出了无数生离死别，抱头痛哭。
他们这时全然忘记了自己用刺刀曾经加于亚洲各国的苦难。
死在郑州城下的松井实，会不会心中也存在着一个从舞鹤重归故乡的梦想呢？
屹立在岸壁的“期盼的母亲与妻子”雕像，已经在那里站了20年。假如松井实的母亲和妻子战争结束时在人世，她们又在这里站过多久？
其实，松井实死亡的具体日期，也是可以推算的。
1948年10月22日，对郑州来说，是一个新生的日子。在经历了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抗战中的沦陷和激烈的内战之后，随着刘邓所部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这座城市终于告别了战乱的日子。按照战史记载，因守军孙元良部主力当时已经东调徐州，国民党所部对郑州的防御并不坚决，攻占这座省会城市的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一天。而其中双方作战最激烈的地点并不在市区，而是在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拦截撤逃的国民党军。
然而，这样一场类似“西线无战事”的战斗，即便是胜利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解放军方面有94名官兵牺牲。
由于这次战斗只经历了一天，所以松井的死亡时间，可以被锁定在10月22日当天。
94条生命，在一场“轻松”的战斗中悄然逝去。
忽然想到了《集结号》广告片头的那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愿舞鹤引扬纪念馆前那尊和平少女的祈祷，成为永远的现实，那将远胜过让我们纪念每一个不朽的牺牲。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1）
从小町园到“潘潘”——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
上
“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