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⑩




第二章　烽火绿洲（7）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第二章　烽火绿洲（8）




　　遥远的苏联，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跨过长城，跨过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一端是光荣，一端是梦想




第三章　开路先锋（1）




　　1948年。

　　黄土高原。烽烟弥漫。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可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二十一个人。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U3＇，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还有四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




第三章　开路先锋（2）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二十一个人当中，有四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1946年6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

　　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11

　　出征的日子定在1948年9月2日。东北局为大家统一置办了服装：一套西装、两件衬衣。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东北局的领导林彪、高岗、王稼祥、李富春、陈云等为青年学子们举行了饯行仪式。

　　尽管在延安时和首长们熟悉得像一家人，在哈尔滨也不止一次地聚会联欢，但是这次晚宴还是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庄重气氛。

　　在饭桌上，东北局领导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

　　9月2日，二十一名同学作为正在孕育中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遣的留学生，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谢绍明最年长，而且有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党支部书记。

　　列车从哈尔滨出发，经由满洲里进入苏联。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正在大面积爆发鼠疫，进入苏联的列车和旅客必须进行防疫处理。在边境小站奥得勃尔，大家的衣物都被收走进行消毒，列车在奥得勃尔滞留。在这段时间里，所有人不能随意离开车厢，最多只能在车厢附近散散步，透透空气。

　　两个星期过去了，列车终于被放行了。

　　在赤塔，留学生们的旅程再次停顿下来。由于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并不是每天通行，因此大家不得不在赤塔等待下一班列车。在这里，由于东北局的事先关照，同学们得到了来自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的热情接待。大家在赤塔停留了几天，在当地官员的组织下游览市容、观看电影，对苏联的社会风情第一次有了直观的了解。

　　离开赤塔，经过六天六夜的漫长旅行，疲惫而兴奋的学生们终于到了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隔着车窗向外望去，在站台上迎接的，除了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居然还有几张东方人的面孔。大家惊喜地发现，他们竟然是在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追逐打闹的玩伴刘允斌、陈祖涛等人！如今，他们都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青年，就读于莫斯科的大学。

　　大家跳下列车，和久别重逢的伙伴们拥抱拍打、欢呼雀跃。想到即将在莫斯科重温童年时共同生活的快乐时光，大家无比欣喜，一路的风尘仿佛一扫而光。

　　可是就在当天，二十一个人被苏方接待人员连夜送往距莫斯科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同学们被安置在国际儿童院。天气很快变冷了。苏联红十字会“雪中送炭”，为每个人赶制了一件夹大衣和西装。幸亏有了这件夹大衣，同学们才得以捱过漫长的严冬。

　　为了提高中国留学生的俄语水平，国际儿童院为他们指派了专门的老师。这位叫做费得洛娃的俄文女教师非常和善友好，对中国学生极尽耐心，不厌其烦地讲述难点和要点。在她的关爱和鼓励下，学生们的俄语水平很快有了提高。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学习，1949年春天，留学生们被安排到当地的几所学院学习。

　　四位女同学去了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去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进入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被安排到化工学院。




第三章　开路先锋（3）




　　伊万诺沃是一个小城市，只有几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