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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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寺僧人还俗，并把明成祖朱棣军师和尚姚广孝的神位从太庙配享中撤出。同时，他又加邵元节道号为“致一真人”，官为二品，岁给高俸，赐田三千亩，并派锦衣卫四十人供其差遣。这位邵元节其实是个气象学家，会观天气，常常假装祈祷得“雨”得“雪”，故为嘉靖帝所重。可巧的是，这一年年底皇帝真有儿子生出，一切又都归功于众人的“醮祀”，邵元节首当其功，官至一品，加授“礼部尚书”衔。崇道的同时，嘉靖帝大肆打击佛教，在皇宫禁城尽撤佛殿，并把宫内数代收藏的金银铜像尽数拆除熔毁，共重一万三千多斤。同时，又下令把“佛首佛牙”之类的“灵物”“舍利”一类的东西尽数从宫内撤毁。本来夏言建议把这些东西在京郊野外找地方一埋了事，嘉靖帝倒有“远见”，表示说：“朕观此类邪秽之物，有智者必避之不及，但小民愚昧，肯定会内心以此为奇异，偷挖出后找地方供奉以招诱百姓献财，不如在京内大道上烧毁，使百姓尽知！”可悲的是，毁佛方面嘉靖帝“唯物主义”得非常到位，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对道教沉迷得不行，以一害易另一害，根本不是什么好事。
可能有人奇怪，怎么大凡皇帝崇道，必毁佛；皇帝崇佛，必毁道。道理很简单，尊道的皇帝身边一群道士“真人”，自然对自己的“传统”竞争对手大肆抨击；尊佛的皇帝，宫内必罗致不少“高僧”“大德”，肯定要“揭发”道教的荒妄。所以，佛道两家，多年来一直没有“和平共处”过。
嘉靖十八年，“真人”邵元节“升天”了，正在裕州巡幸的嘉靖帝闻之“大恸”，敕以官葬，丧仪如伯爵。这位能“呼风唤雨”的特异功能大家，怎么也逃不了一个“死”字。老邵死后，嘉靖帝又招方士陶仲文（又名陶典真）入宫，一心迷崇道教。
严嵩在一心一意讨好嘉靖帝的同时，时刻准备倾陷夏言。夏言有所察觉，就嘱托自己当言官的党羽上章弹劾严嵩。但是，当时的严嵩深为嘉靖帝所信任，御史、言官们越弹劾他，皇帝反而愈信任他，认定老严正是因为他不遗余力站在自己身边，这才惹来言官的攻击。
在喜欢严嵩的同时，夏言越来越让嘉靖帝不待见。这位帝君常在宫内西苑斋居，入值官员进见，皆像道士一样乘马而入，惟独夏言摆谱，每次皆让人抬肩舆把他抬入苑内。嘉靖帝不悦，隐忍未发。同时，嘉靖帝爱戴道士们所戴的香叶巾，就让尚衣局仿制五顶沉水香质地的小冠，赐给夏言和严嵩几位尊显近臣。夏言不识抬举，上密疏表示：“此冠非人臣法服，我不敢当”。这下可把嘉靖帝惹得怒火中烧。反观严嵩，老哥们每每于召对之日，头顶香叶冠，并在上面罩轻纱以示自己对皇帝赐冠的诚敬，使得皇帝龙心大悦。严老头也是老美男子一个，长身挺拔，眉目疏朗，香叶冠那么一带，轻纱那么一飘，举止潇洒，仙风道骨，嘉靖帝看着就舒服。另一方面，夏言身居道辅之位，政事繁多，自然对皇帝交予的“青词”任务就难免有怠慢，不仅词采失色，有时竟然图省事把几年前写过的内容杂揉一下又献上去哄弄皇帝。偏偏这嘉靖帝记性特别好，每篇青词他都亲自朗诵过，见夏言如此敷衍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同时，严嵩又与皇帝身边老道陶仲文关系搞得又密又近，陶老道常在皇帝面前说严嵩的长处以及夏言的短处。为了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二人同时入对时，严嵩常故意惹夏言不高兴，老夏每每勃然，当着嘉靖帝训孙子一样叱责老严。见此状，嘉靖帝心中更是不平。结果，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六月的一天，君臣二人交流融洽之机，嘉靖帝向严嵩询问他对夏言的看法。老严早就等着这一天，卟咚一声跪地，泪如雨下，老脸哆嗦，尽诉夏言种种跋扈欺凌之事（夏言先前与外戚郭勋不和，互相倾轧，也引起嘉靖恼怒），大怒之下，嘉靖帝立刻手写敕令，历数夏言“罪状”，指斥他把持言路，轻慢君上，诏令夏言“落职闲信”，连个“巡视员”差事也不给。一朝首辅，直落为民，夏言可谓丧尽脸面。
夏言一去，严嵩得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时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阴历秋八月。花甲老头，终于实现了他人生的“理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现在的人，读书浮躁，总爱望文生义，以为“大学士”就是当朝“一品”大员了。非也！明代自始至终，大学士秩止“正五官”，其官仍以本人所兼的“尚书”一职为重，他们挂牌署衔也是本衔在下，兼衔的尚书官名在上：“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明初废相后，设内阁大学士，其实当时只是给皇帝当高级笔墨顾问和秘书。由于这些人得在大内授餐，侍天子于殿阁之内，故称“内阁”。而“内阁”一词真正定型的，出于明成祖之后明仁宗始，“内阁”权力逐渐加重。最初明朝大学士共“四殿”、“两阁”。四殿者，中极殿大学士（原为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原为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严嵩即以此名。西阁者，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严嵩入阁后，引起很大争议，给事中沈良才和御史童汉臣等人文章劾奏这位新相爷奸险贪污，不堪大任。严嵩以退为进，自己上章求去。嘉靖帝当然不允，手诏百余言慰留，并亲书“忠勤敏达”四个大字赐于严嵩。为示殊宠，嘉靖帝又为严嵩家中藏书楼赐匾曰“琼翰流辉”，道教祈祀阁匾曰“延恩堂”，并加严嵩“太子太傅”，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位青词老臣。为了安慰严嵩，嘉靖帝不久又把上章弹劾的童汉臣等人外贬。
花甲翁入阁后，精神亢奋，天天朝夕在内宫西苑简陋的报房值班伺侯皇帝，“未尝一归洗沐”，风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老严不停奋笔疾书代替皇帝“创作”妄天的青词，达宵不寐。当时的名义首辅是翟銮，但嘉靖帝总是把严嵩当首辅对待，崔銮惟惟而已。很快，严嵩又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组织”大权落于严老头手中，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翟銮虽是个木偶，严嵩仍不能容他，嘱心腹言官以其二子有罪弹劾他，老崔竟被削籍而去。这一点，严嵩确实不厚道，刚拗如张璁，激越如夏言，都容得老翟当摆设，轮到严嵩，竟对这个“老实人”也不相容，显然过分。
严嵩入相的这年冬天，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夜，皇宫中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谋弑事件，以宫女杨金英为首的十多名小姑娘，竟然在深夜准备把皇帝勒死，幸亏几个人慌乱之间把绳子结成死节，踏进阴曹半只腿的嘉靖帝才最终得活。对于此事的经过，《明史》中的《后妃传》中简单记叙了几句，《明实录》中也是草草叙述，大概是为尊者讳，不想多说。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属当时任刑部主事的张合。张合文人，退休后著书《宙记》，记载了此事的详细经过：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方皇后的命令）：“好生打着问！”得（逮捕）杨金英，系常在、答应（低级宫婢）供说：“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长（指王嫔、曹妃即端妃，这是方皇后冤枉她，此人因貌美被嘉靖帝宠幸，对谋弑之事根本不知情）在东稍间点灯时分，商（量）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皇帝）手里！’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在旁听说，杨玉香就往东稍间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总搓一条。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将绳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花拴套儿，一齐下手。姚淑翠掐着（嘉靖帝）脖子。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淑翠，蒙在（嘉靖帝）面上。邢翠莲按着（嘉靖帝）胸前，王槐香按着（嘉靖帝）身上，苏川药拿着（嘉靖帝）左手，关梅秀拿着（嘉靖帝）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嘉靖帝）两腿，姚淑翠、关梅秀扯绳套儿。张金莲见事不好，去请娘娘（方皇后）来。姚淑翠打了娘娘一拳。王秀兰打听（当作发）陈菊花吹灯。总牌（宫女官名）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来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出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了。”
嘉靖帝被数个宫女这么一勒，当时处于休克状态，方皇后唤来数位御医，没一个人敢用药，都怕担责任被诛九族。最后，太医院使许绅颤巍巍调了一副“峻药”，给已成死人的皇帝灌下。就这样，数个小时后，嘉靖帝吐淤血数升，缓过命来，静养多日，才能视朝。其间，方皇后自作主张，认定曹妃和王嫔二人率宫女作逆，把数人凌迟辟割处死。嘉靖帝病好后；听闻自己美貌的曹妃被片片割肉而死，心中对方皇后产生极大怨恨。五年后，皇宫内发生火灾，宦官们请示皇帝要去救方皇后，嘉靖帝不吱声，任由方皇后被烧成一截人肉炭。这位方皇后，是嘉靖帝第三个皇后。他第一个皇后是张氏，因妒忌失礼遭夫君足踹，流产血崩而死。他第二个皇后也姓张，以色得幸，嘉靖十三年，色衰而废，两年后郁郁而死。这样，方后得以立为皇后。想当初第一个张后被废，正是因为方皇后和第二个张皇后（二人当时为妃）伺侯嘉靖帝喝茶，淫帝起淫心，抚摸二妃玉手玩弄，惹得坐在一帝的张后投杯而起，结果嘉靖帝暴怒下猛踹一脚。方妃成为方皇后，小老婆变大老婆，比从前大老婆更狠，竟能趁乱令人把美貌情敌绑付法场刀刀碎剐，真是天下最毒妒妇心！
对于几个宫女想谋弑嘉靖帝一事，后世学者或历史研究者往往忽略其因由，一般人读到此处，也总觉是事起苍猝的“忽发”变故。其实，细细钩沉当时人的笔记，才发现真实原因：嘉靖帝希求长生，身边聚集了不少道士为他炼丹药，这些丹药中有不少属于春药。中国古代春药配方很奇怪，其中一味名叫“天葵”，即少女处女初潮经血，此物可提炼出一种名为“红铅”的粉剂。嘉靖帝后宫“饲养”了不少这种产“药”的少女，为了大量采集她们的经血，御医、道士们又强迫她们吃药，使她们经血过频过量，以供皇帝“炼丹”。最有可能的是，宫中已经为此祸害死许多少女性命，杨金英等人觉得反正是死，不如先弄死这魔头皇帝再说，情急之下，才想出用绳勒帝的下策。只可惜，死节不能收勒至紧，又有人临阵逃脱告密，数位奇女子终于未得成功。试想一下，十几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齐心合力在大龙床上想勒死一个三十六、七岁正当壮年的皇帝，此情此景只能用“壮烈”二字来表示，但是如果上镜头上文学剧本的话，就稍显暧昧。所以，即使在极左年代，也很少有人渲染此事。现在的年青编剧们又不懂古汉语，连号称要PK易中天的天涯网写明史的一个“点击率之贼”到处抄白话八手资料挖戏肉，也没能挖出宫女弑帝的所以然来。最终，此事由笔者“钩沉”而出，也算是还历史真象于现实吧。
严嵩当政三年多，同为阁臣的有礼部尚书张壁、吏部尚书许祝疟诓∷溃碜｛又被严嵩排挤，削籍而去。嘉靖帝是昏君，绝非庸君，他逐渐觉察到严嵩在朝内遍植党羽，行事蛮横，便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底重新启用夏言。夏言自回老家后，当地小官待他也傲凌不礼。老夏悒悒不乐，每逢元旦、皇帝生辰之日，他肯定上表称贺，自称“草土臣”，嘉靖帝“惭怜之”，便又召回了这位昔日宠臣。
夏言卷土重来，不仅尽复原官，又加太子少师，位在严嵩之上，重新成为首辅。经过一次大起大落，夏言根本不吸收教训，以为大权重掌，对严嵩的态度变本加利。
朝上，凡是军国大事草章拟旨，根本不和身为次辅的严嵩商议。同时，他大兴报复，逐个搜捡严嵩安插在政府内的心腹，尽数逐去，且声言要追查深究。慑于夏言声威，严嵩不敢出面相救，内心衔恨至极。特别让严嵩感到可怕的是，严嵩之子严世藩当时任管理财赋的“尚窦司少卿”，招财纳贿，克扣贪污，被夏言侦知得一清二楚，凑足证据后准备自己直接上奏给皇帝。严嵩闻之大惧，领着儿子亲自到夏言府上乞求首辅放自己父子一马。夏言称病，不见。多亏严嵩以大笔金银买通夏言门人，父子二人直入夏言榻下，长跪泣谢，一把鼻涕一把泪哀求首辅手下留情。夏言妇人之仁，见老乡这么低三下四的孙子样，心一软，又想把此把柄捏住日后更好调度严嵩，便把案件置之不报。“严嵩父子愈恨之”。
另一方面，锦衣卫都督陆炳因触猛法禁，夏言准备严办，吓得这位特务头子也不得不亲自入宅跪求夏言法外开恩。大学士无长虑，挥挥手斥出，表示这次就算了。鹰犬小人当然得罪不得，陆炳由此深恶夏言，并渐渐和严嵩父子搭上线，时刻准备着搬倒夏言。
夏首辅为人自视甚高，嘉靖帝常遣小宦官们来递送文件，他对这些人爱搭不理，视如奴仆。反观严嵩，每次有小公公到来，无论官阶高低，他一定亲迎出门，执手延坐，并信手把几大锭黄金塞入公公们袖中，让诸人感觉如沐春风。这样一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们平日家长里短，没一个人讲夏言好坏，但皆齐口赞颂严嵩“仁德”。
嘉靖帝小人心态，时时遣小宦者们偷偷去看阁臣们在干什么。严嵩自然事先知悉，每每大半夜还正坐于值房，挥笔凝神，白头发丝乱动，为皇帝撰写“青词”。至于夏言，小宦者们便回报说，夏大人总是早早回家，与宾客饮酒欢宴。长久已往，嘉靖帝日益对夏言不满。
严嵩本人的“处世为人”，并不属于嚣张狂妄类型。特别是对于内廷宦官，老严竭尽“礼貌”。一宦者曾对朝臣讲：“我辈在大内日久，见时事凡有几变：昔日张璁先生进朝，我们要向他打恭；后来夏言先生入宫，我们只平眼看他。今日严嵩先生来，都要先向我们拱手拜礼才入宫。”这一记述，一直被各种史书转载，以证明明朝太监的日益跋扈。其实，转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