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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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之五）
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之六）
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之七）
儒生作计太痴呆，业在毛锥与砚台；问字昔人皆载酒，写诗亦望买鱼来。（之八）
钱，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重要！
明人薛论道在其笔记《林石逸兴》中，有一小曲，题目就是《钱》，细致淋漓刻划出明朝士人对钱的“深刻认识”：
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财，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细思量多少伤怀，铜臭明知是祸胎，吃紧处极难布摆。
人为你亏行损德，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明知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
人为你东奔西走，人为你跨马浮舟，人为你一世忙，人为你双眉皱。细思量多少闲愁，铜臭明知是祸由，每日家蝇营狗苟。
人为你招烦惹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锅臭明知是祸苗，一个个因他丧了。
唐伯虎吗，当然也是现实中的“肉身”，自然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Nomoney，Nohoney！
偶随流水到花边便觉心情似昔年
知命之年，年华老去的唐才子大半辈子风霜雨雪，愁情寒意，经历过后，胸臆又峰回路转，渐趋开阔，反而变得旷达、闲适：
偶随流水到花边，便觉心情似昔年。春色自来皆梦里，人生何必尽尊前？平原席上三千客，金谷园中百万钱。俯仰繁华是陈迹，野花啼鸟谩留连。（《寻花》）
不结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感怀》）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伯虎自赞》）
谢却尘劳上野居，一囊一葛一餐鱼。早眠晏起无些事，十里秋林映读书。（《题画》）
人为多愁少年老，花为无愁老少年。年老少年都不管，且将诗酒醉花前。（《老少年》）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防？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伯虎绝笔》）
胸中无数才华，平生万般磨难，最终皆为怡然的达观所稀释，再不见激越愤慨，再不见书生意气，只有清新淡远，真正到了“明月松风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的境界。自傲、自欺、自负，都消隐一空，吟咏之中，胸襟开朗，笑傲江湖，竟也超越了儒释道，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连地府也无所危惧，把死后大事当成又一次不经意的放浪漂流，如此高超的人生玄思，是何等的哲学超悟和精神解脱啊。
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有关唐伯虎轶事，以冯梦龙《唐解元一笑姻缘》篇幅最长，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三笑”点秋香。此外还见诸明朝一些非常不出名的文人笔记，如《蕉窗杂录》、《皇明世说新语》、《戒庵老人漫笔》、《风流逸响》、《诗话解颐》等，篇幅极少，往往只有几十字一个段落。据清朝学者考证，唐伯虎从未自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图章，存世之印确系伪造。
至于他其妻妾成群的传说，很可能因其续娶的夫人名叫沈九娘，后世无聊小道文人望文遐想，把“九娘”附会成“九个美娇娘”。最早对唐伯虎才能做出评价的最著名人物，当属明朝“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1568—1610），他这样写道：“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贴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故余之评骘，亦不为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专以诗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为欲吏乎？
“子畏之文，以六朝为宗，故不甚慊作者之意。
“子畏之诗，有佳句，亦有累句，妙在不沾沾以此为事，遂加人数等。
“子畏小词，直入画境，人谓子畏诗词中有几十轴也，特少徐吴辈鉴赏之耳。”
袁宠道还为唐伯虎诗文专门进行评点，有《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共大约四卷刊印（似乎今已不存？）。
此外，唐伯虎的书画在当时已经备受推崇，与他同时代而又稍晚些的大画家徐渭也非常叹服这位前辈的绘画功画（徐渭，1521…1593，浙江绍兴人，字文长，唐伯虎死时这位狂放的大画家才两岁。徐大画家一生屡遭厄运，以至于精神失常，还因误杀妻子几乎被处死。徐渭一生放荡不羁，以共罹“奇祸”被后人把他与唐伯虎并列，称为“唐徐”），在他的《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诗中也对唐寅前辈赏叹道：“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但无论怎样，诗、书、文、画这样的“雕虫小技”其实均非唐寅自傲之资，封建时代读书人最大的梦想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考取功名，封妻荫子，流名万世。因此，他死前不久的《梦》和《夜读》两首诗中，才使这位才子的心事暴露无遗：
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仍旧残灯照半床。（《梦》）
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对残灯漏转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夜读》）
五百余年后，日光灯下，笔者细读唐解元留存下来的几篇八股制义，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等，佶屈聱牙，不忍卒读，文中虽然经意娴熟，八股运转自如，结构搭配巧妙，切题恰到好处，但终究读之令人感觉索然无味。即使是众多中举高官的明代文人，虽生前显赫，过后都无比落寞，其声名连唐伯虎一根毫毛也不如。
如以“与其身后万世名，不如手中一杯酒”论，两者相较，不知假使唐伯虎九泉有知，该做如何感想？
万事浮生空役役——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
万事浮生空役役：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
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贴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然而，正像电影《天下无贼》中刘德华的那名台词：“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写好诗的，当然更不一定是好人！
国人因意识形态的教育简单化，总爱唐突古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肯定会脑海中浮起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一个大奸臣面目。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历史复杂的关系上加以抽离，人，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其实，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人样子”。
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
“大礼仪”：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1）
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璁继承皇帝位子。这位小爷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祐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璁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璁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璁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
朱厚璁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时受过极其正统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阴沉，又不喜动，属于那种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乡，接到礼部公文，见上面有让他入宫先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璁很不高兴，回复说：“遗诏让我当嗣皇帝，怎么又出来这种事？”显然，明廷大臣们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继统为帝。
给死去的堂兄明武宗当“儿子”，朱厚璁当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少年坚持不入城。阁臣杨廷和依旧希望这位“嗣皇帝”按礼部规定办，朱厚璁坚执不可。由于明武宗遗诏中的“接班人”人选天下皆知，再怎样也不可能另外推一个“嗣皇帝”出来，杨廷和等人拗不过少年朱厚璁，只得授意群臣劝进。
朱厚璁这才答应入城。他由大明门入宫，拜谒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宫后，又见宫内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后出御奉天殿登上皇帝宝座，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位就是明世宗了。
即位后，同几乎所有新帝登基后都样象征性做的一样，明廷以皇帝名义下诏，尽革明武宗时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员的同时，处决、惩治了前朝许多跋扈的文武官员。
身登九五龙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母的同时，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继承人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吗！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仪”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瓜子，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屁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微末节”，傻呵。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四项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
大学士杨廷和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
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
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
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的摆设“礼部侍郎”。
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陛下）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指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往矣，称之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是指如果以叔母名义想见，嘉靖的生母要向嘉靖皇帝下拜），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独长子），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看见张璁这篇东西，郁闷久之的少年皇帝大喜。他一直想大干一场，但毕竟年少读书不够多，没有“理论”依据。至此，如获至宝之余，少年嘉靖皇帝命司礼监宦官把疏议送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