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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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的强烈敌视后，又被他的左翼盟友指责为叛徒。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说：“真是糟透了！”
不过，在实施上面那些计划之初，我们在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目睹了他在执政第一年里表现出来的令人羡慕的政治勇气。放弃了为中产阶级减税的政策转而实行对富人增税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决定。但是他认为在财政赤字恶化的时候，那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措施，与把它看成北美自由贸易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在海地问题上也是一样。他认为如果兑现竞选承诺向海地派军，会招致大批海地难民涌向佛罗里达，所以政策上退缩受指责总比让难民死在渡海途中强得多。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他转向赞赏布什的对华政策，觉得比自己的想法更合适。正如他自己说的，个人蒙羞道歉比冒着逼中国陷入孤立的危险好得多。他本人很想让同性恋者公开在军中服役，但是在听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意见并试探了国会的态度后，他认为最明智的方案是采取中庸的“不闻、不问”政策。那么，同性恋军人也会得到更好的待遇。一旦他了解利害关系，他就改变了路线，这错了吗？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勇气的表现。
我本人是属于主张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卫生健康制度改革的那些人之一，但是我也为他和希拉里的尝试打气。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用政治声誉作赌注去为卫生健康制度动大手术，就是哈里·杜鲁门也未曾试过。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１９９４年共和党执掌国会后，克林顿的态度改变了，他放下了曾经满怀信心举起的改革利剑。在第二任之初，他的政治势力一度强大时，他又重新成为勇敢的童子军，直到莱温斯基丑闻曝光，他彻底失去了勇气。勇气毕竟曾是他的主要财富之一。
关注哪些人？
罗纳德·里根倾向于关心作为个体的人，而不太注重群体的权利。比尔·克林顿正相反，他可以对个人漠然不关心但真诚地关注各个群体的利益。
黑人、妇女、儿童、穷人、老人、弱势人群、工作母亲、同性恋者、自然灾害受害者和循规蹈矩的人，所有这些群体，还不止这些，都与克林顿息息相关，对他举足轻重。他们多以弱者的身份向他求救，而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的利益努力工作。当然了，不是所有的群体都有资格得到他的关心。未降生的人没有资格，工会成员、退伍兵、小企业主也都没有资格。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种族、性别、社会阶级的差别上，为那些受不公待遇的群体争取利益。
也许有人会说，克林顿这种做法是沿袭民主党的传统，理所当然他要去“关心”。克林顿的做法比其他多数的政治家们要深入很多。他是怀着双重动机跻身政坛的：当上总统和为落伍的人服务。只看到受个人野心的驱使去竞选总统就忽视了他人格中最基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８年两次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不得不向杰西·杰克逊磕头作揖才换得黑人的选票。而在１９９２年的竞选中，克林顿在修女会的集会上故意轻待杰克逊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早已经结交了很多黑人朋友，他们为他助阵，帮助他赢得黑人的广泛支持。长期以来同民权组织的合作和频繁在黑人教堂里演讲，他已为自己建立起了支持网络。他故意轻待的态度却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当克林顿因莫尼卡·莱温斯基丑闻而自食苦果时，宽宏大量的杰克逊成为从情感上到精神上最支持他的人之一。
作为一名总统，克林顿认真地履行着“建立一个更具美国特色的政府”的誓言。前几任总统领导的白宫班子，多数官员是男性白种人。克林顿政府中内阁和内阁级官员有１１名是女性，（里根和布什两位总统共三届任期才有８名）；还有１３名是少数民族人士，（里根和布什政府共有７名少数民族）。在最高法院，克林顿任命的法官中２８％是女性（里根８％，布什１９％）。曾经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所有女性中，４４％是克林顿任命的。他任命的法官中还包括１８％的黑人（里根２％，布什６％），历任黑人法官中，４６％是由克林顿任命的。
在政策的选择上，克林顿也推动国会启动了一系列有益于他所关心的各个社会群体利益的法案。对这些法案我不能够一一赘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家庭和医疗休假（曾被布什否决），增加收入所得税的减免税额，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扩大儿童营养工程的范围，为全国儿童注射疫苗等等。克林顿用行动证明，他是美国黑人在白宫自约翰逊总统以来最好的朋友，声望甚至超过了罗斯福。克林顿在政策实施方面虽然没有获得广泛的称道，但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履行了诺言。
犯错误的原因
才华出众的一个能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为什么没能实现曾当众许诺的美好蓝图？他的朋友们引用文斯·福斯特的话说，华盛顿这个小镇是“玩弄权术的地方”，要想实现远大理想不大可能。毫无疑问，这些日子以来，华盛顿对于克林顿来说是块险恶之地。他的政敌们一直在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不过，社会未来的接班人，青年学生们若只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那就错了，我们看一看故事的其余部分，就能明了真相。克林顿犯错误的真正原因是他自身的弱点阻碍了他前进，对于女人的兴趣和在私生活问题上说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只是深层次问题的外在表现罢了。真正的问题是如我的一位朋友曾不无遗憾地说的那样：“比尔·克林顿如果换一种生活，能够成为最伟大的总统。”
比尔·克林顿10 克氏领导艺术评说（4）
缺少心灵的指南
传记作家大卫·马里尼斯的报道中说，１９８１年克林顿在阿肯色州州立大学做讲座时分析了政治史上几位重要人物，他告诉学生们，从威利·斯塔克到林肯、希特勒到邱吉尔，所有政治领导人都在经历着光明与阴暗的心理斗争。他提及的阴暗面包括缺乏安全感、情绪低落和家庭纠纷。他说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总是让光明战胜黑暗，但是必须经历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马里尼斯认为克林顿也是在作触及自己的心理斗争，特别是说谎和追逐女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自从他年轻时起就一直困扰着他的家庭生活。
也许我们会想到克林顿也陷入到光明与阴暗的激烈心理斗争中难以自拔，但我觉得这更适合理查德·尼克松。克林顿从没有做过像尼克松那样的阴暗的事，他没有像尼克松那样笼络党羽为他搞特务工作。他是一个光明的形象，不想伤害任何人，每当伤害到别人，他都感到十分内疚。当然，他会想入非非，会发发脾气，但是他不是爱仇恨的人，他最不喜欢有人恨他，他疯狂地想让别人喜欢他。
我认为克林顿身上的主要问题不是光明与黑暗的心理角斗而是心中缺乏方向指南，他有３６０度的视野却没有真正的指南针，他的内心还没有形成一个定律。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这样阐述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成功之道：“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喜欢做这样的人。他愿意做哈里·杜鲁门，他满足于做哈里·杜鲁门。”比尔·克林顿却还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正在以别人喜欢他的程度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这使他陷入各种矛盾之中，而且在别人眼中成了力量与懦弱双重性格的化身。
是否因为他从小在酗酒的继父的阴影下长大，没有得到真正的父爱，使他缺乏必需的自律精神，这是别人的话，我没有资格这么说。但十分清楚的是，他从童年时代开始的全部生活就是不断地去赢得各种公职，直到３６岁一跃当选阿肯色州州长，所以他从没有机会像别人那样在私下里犯犯错误。他始终处于公众的严密注视之中，所以当他的性精力一如往昔地占了上峰时，他便学会了津津乐道于用谎话掩盖痕迹。克林顿年轻时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和总结经验教训以使心理臻于成熟。他从２７岁起便投入耗费精力的政治竞选大战中，多年来马不停蹄地征战，没有喘息的时间。他曾思忖着，自己可能像生父和偶像肯尼迪一样英年早逝，因此他急于把事业之杯斟满，一饮而尽，并没有细斟慢酌，将酒杯从唇边移开，细细品味一下那饮酒的自我。
总统这个职务也许有些特别：凡是倾尽毕生精力孜孜追求最后得到的人，更不容易在这一职位上取得成功。尼克松和克林顿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一点。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初，自我意识还不成熟。他没有向权力系统内部的人寻求指导，而是从外部大环境中寻求各种暗示。他的一生都在依靠语言的艺术避开各种麻烦，而不是主动出击战胜麻烦。他已经形成一种幻觉，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偶尔口才失灵，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比如他的母亲、希拉里和其他女人也会救他虎口脱险。
一个政客需要野心才能爬上政治的阶梯，克林顿有足够的野心，他和希拉里一心想要扮演罗斯福夫妇的角色，可是他从未经历过罗斯福的苦难。七年的在野生活把罗斯福由王子锤炼成铁人，像克林顿一样，罗斯福野心勃勃，不同的是，他克服了自恋欲。而克林顿还没有完全超越自恋情结，在善于讨得别人欢心的同时，他也把太多的人视作自己前进的工具。他和妻子两人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正义感，认定了他们肩负着一种正义造福的使命，并因此被上帝赋予各种特权。既然他们的事业如此之纯洁，怎么会有人怀疑他们的动机呢？他甚至让白宫官员们感到克氏夫妇任用他们是对他们的恩宠。
大卫·马里尼斯指出：从８０年代晚期开始，克林顿就把机遇和责任两种观念融为一体，即：政府应该保证人人有均等的机会，同时个人也有责任好好地利用机会。“不过，克林顿本人的历史表明，对自己的全部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不是他的强项。可作为佐证的例子大大小小，涉及他生活的各方面。”
既然他对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错误能够不负责任，他当然也会粉饰掩盖错误。１９９９年秋的《纽约时报》上，小唐·范·纳塔使用了“加击”一词来巧妙暗示了克林顿的执政生涯。这一比喻立即受到新闻界的青睐，它确实抓住了克林顿工作方式的一个侧面。高尔夫球手由于击球不好，球飞出了场地，特允许再多打一次，称为“加击球”，加击常常被看成是给业务球手的鼓励球。克林顿如果第一个球斜飞进入树林中，他要加击了，这样做名声不太好。杰拉德·福特和杰克·尼古拉斯曾在科罗拉多同克林顿一起打高尔夫球，赛后，克林顿向新闻界宣称他得到了很可观的８０分。据鲍勃·伍德沃德说，当时愤怒的尼古拉斯对福特小声报怨：“他得的８０分中有５０分是加击球得的。”在游戏中打加击球也许不算什么，在政治生活中也打加击球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一切都无关紧要，就很容易隔断和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而认为只有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连克林顿的敌人也说，比尔·克林顿不是坏人。事实上，他多数时候是一个非常善良和热情的人，他想要改善他人的生活。但是他在事业上一直匆匆忙忙，没有时间去沉淀和充实自己的心理世界。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却从来没有时间让别人帮助他。在莱温斯基丑闻的恶果威胁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他才向牧师顾问们求救。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正在改变自己趋向于圆滑，他也许能够最终完成政治生活上的心灵改造，也许有一天他能获得吉米·卡特那样的内在的雅量。
但是这种救赎在他的总统生涯蒙羞之后很长时间才能到来。亨利·亚当斯曾经写到总统领导艺术的真谛：“紧握轮盘，认准航向，寻找停靠港口。”克林顿已经握紧了轮盘，只因他缺乏心灵上的指南，而丧失了明确的方向和港口。
竞选式思维
内心没有航向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他正在艰苦地建立一个航标。他每年的国情咨文讲话都要罗列五六十项新措施，但他自己也不清楚哪些项目真正重要。他不是选择好两三个中心目标然后努力实现它们，而是根据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目标。
在财政上实施的谨慎政策，即大幅度削减赤字、节约赢余，是他惟一稳定的政策，由于他勇敢自信地坚持不变，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他政策都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第一届任期里，他曾经把卫生健康改革提升为中心目标，但当这一提案失败，他就无声无息地埋藏了它。１９９７年，他又宣布教育改革计划是今后努力的首要目标，但是也如其他很多计划一样流产了。他曾说，医疗和社会保障改革将是他留给下一代的财产，可是，１９９９年两党就医疗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机会来临时，他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这项改革不符合他在当时的政治需要。无法很好给自己定位的总统很难给他领导的政府定位，他能够制定眼前的议题，却不能放眼未来。
克林顿不是明确而稳定地运转着政府，而是守在那些可以突出他的业绩的亮点上裹足不前。他第一次竞选阿肯色州州长失败后，迪克·莫里斯劝告他，光是去做了还不够，必须时刻关注下一次竞选。就这样，每两年一次的州长竞选造就了他的竞选式工作风格。
克林顿自然而然把这种工作方式带到了白宫，他装备了一个竞选队伍。我不知道还有哪位总统的政府中由中央权力系统以外的顾问在发挥着主要作用。斯坦·格林伯格在曼迪·格伦沃尔德的协助下摹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克林顿当选的头两年里都是制定长期的竞选计划会议，参加者有总统，第一夫人、副总统还有詹姆斯·卡维利和保罗·伯格拉。１９９４年的选举让这四名顾问失宠下台，迪克·莫里斯接替了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