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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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你们甚至能看到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伊斯兰堡附近古城＇。”他说。我从他那边的观后镜，看见他扫视着我和索拉博，来回看个不停。我也看到自己的脸，不像过去那样浮肿，但各处消退中的淤伤在它上面留下黄色的痕迹。我们坐在橡胶树的阴影里面，野餐区的长椅上。那天很暖和，太阳高悬在澄蓝的天空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几个家庭，在吃土豆饼和炸蔬菜饼。不知何处传来收音机播放印度音乐的声音，我想我在某部旧电影里面听过，也许是《纯洁》　＇Pakeeza，1971年公映，巴基斯坦电影＇吧。一些孩子追逐着足球，他们多数跟索拉博差不多年纪，咯咯发笑，大声叫喊。我想起卡德察区那个恤孤院，想起在察曼的办公室，那只老鼠从我双脚之间穿过。我心口发紧，猛然升起一阵始料不及的怒火，为着我的同胞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

“怎么了？”索拉博问。我挤出笑脸，跟他说没什么。我们把一条从旅馆卫生间取来的浴巾铺在野餐桌上，在它上面玩起番吉帕。

在那儿跟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一起玩牌，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我脖子后面，那感觉真好。那首歌结束了，另外一首响起，我没听过。　

“看。”索拉博说，他用扑克牌指着天空。我抬头，见到有只苍鹰在一望无垠的天空中翱翔。

“我还不知道伊斯兰堡有老鹰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眼睛看着那只回旋的鸟儿，“你生活的地方有老鹰吗？”

“旧金山？我想有吧，不过我没有见过很多。”　

“哦。”他说。我希望他会多问几句，但他又甩出一手牌，问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我打开纸袋，给他肉丸夹饼。我的午餐是一杯混合的香蕉汁和橙汁——那个星期我租了费亚兹太太的榨汁机。我用吸管吮着，满嘴甜甜的混合果汁。有些从嘴角流出来，索拉博递给我一张纸巾，看着我擦嘴唇。我朝他微笑，他也微笑。　

“你父亲跟我是兄弟。”我说，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坐在清真寺附近那晚，我本来打算告诉他，但终究没说出口。可是他有权利知道，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事情了。“同父异母，真的。我们有共同的爸爸。”

索拉博不再吃东西了，把夹饼放下，

“爸爸没说过他有兄弟。”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知道？”　

“没人告诉他，”我说，“也没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索拉博眨眼，好像那是他第一次看着我，第一次真正看着我。“可是人们为什么瞒着爸爸和你呢？”

“你知道吗，那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那儿有个答案，但不是个好答案。让我们这么说吧，人们瞒着我们，因为你父亲和我我们不应该被当成兄弟。”

“因为他是哈扎拉人吗？”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　“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　

“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

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　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　

“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

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　

“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我们挂上电话。

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77dzs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　

“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　

“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

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　

“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　＇冉？阿让（　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　＇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