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途-第5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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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麻烦，可想而知，李向东对他表示的诚意将大打折扣。
回到办公室，他跟妻子通了一会儿电话，便继续思考如何阻止这场拦路上访。
按照普通规律思考，这种有计划的上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则是，要有一个组织核心，几十个复员军人分布在四五个镇，分布在二十多个村，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没有一个核心是不行的，没有几个发号施命的人是组织不起来的，只要控制住这个核心，控制住发号施命的人，就有可能瓦解这次拦路上访。他想，明天，重点了解这个核心都是些什么人？这些复员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上访了，他们的情况，民政部门、各个镇应该有所了解。一则是，这些复员军人在上访前，必须从分散的各个村集中起来，或在某个集市集中，或在某个村集中，星期二一早，各个镇安排人密切注意这些复员军人的行动，只要发现他们有可能向某一个地点集中，在他们还没集中前，进行劝说，就能起到一种各个击破的作用。
这么想，钟市长松了一口气，突然，就觉得自己很可笑，真的就有这么一个拦路上访事件吗？星期二，自己真的就要与那些复员军人进行一场较量吗？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不存在，只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自己在这挖空心思地寻找解决的办法，其实，对面可能根本就没有对手。
可以说，这些假设敌，完全是因为自己神经过敏想像出来的。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发现有这么一种可能，你就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可能要化费百般精力去弥补这个漏洞，否则，真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就得由你扛！
细想想，如果自己不把这个发现说出来，可能就没自己什么事了。
这就是一个人负责任与不负责任的区分，不负责就什么也不说，眼瞪瞪看到别人的漏洞也不说，出了事，又不是自己背黑锅。
这会儿，钟市长真有点哭笑不得，如果，自己还有意跟李向东作对，真就巴不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让他丢人现脸。如今，天上掉馅饼似地掉下这么一个机会，自己竟还把这事扛了起来。
他想，怪谁呢？只能怪自己，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怪自己为难自己，人家安安心心回家抱着老婆睡大觉，自己呆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
手机响了起来，因为静，因为想着事，响声显得很突然很尖锐，钟市长便吓了一跳，看了看显示屏，是李向东的电话。
他问：“还没休息？”
李向东笑了笑说：“这时候，那还睡得着。”
钟市长也笑了笑，多少有些儿安慰，想李向东并没撒手不管这事，并没像自己想像的那样抱着老婆睡大觉。他也像自己一样牵肠挂肚，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
李向东说：“我想了想，处理这个事，我们不能按常规思维。”
他说，我们制止这种群体上访事件，总喜欢找核心，认为找到核心，就能瓦解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布置下去了，这个核心，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就有可能不起作用了。
他说，我们还喜欢阻止他们集中起来，认为只要他们不能集中，就能各个突破，但是，我认为，他们还有一种形式，他们会不会分散行动呢？
他说，参观的沿途线路那么长，他们分成几个点，或者，就各自为战，同村的人一组，三几个人在沿途拦路，上访同一个问题，一样能达到集体上访的效果。
钟市长老实说：“这个我真没想到，真有可能会出现这第三种可能！”
他不得不承认，李向东比他想得要更深一层。
第九四八章谈虎色变
第二天上午，钟市长正与民政局几位正副局长商量研究拦路上访的事，某镇委书记便打电话证实了确有其事。他说，今天一早，遇到一个复员军人，和他谈起来，果然就承认那些参加过反越自卫战的复员军人已经组织好了，要拦路上访。
钟市长问：“那复员军人现在在哪？”
镇委书记说：“在我办公室，他一跟我说这事，我就打电话向你汇报了。”
钟市长说：“你留住他，我现在就赶过去。”
放下电话，他带上民政局长，分管转业复员军人工作的副局长便赶去那个镇了。在车上，他打电话给李向东。
他说：“复员军人拦路上访的事已经确凿。”
李向东问：“他们采取什么形式？是集中上访，还是分散上访？”
钟市长说：“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现在正往下面赶。”
李向东提出一个新问题，问：“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
钟市长说：“我这边只有民政局的几个正副局长知道，镇下面就不清楚了。”
李向东说：“尽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他担心，这事传出去后，其他人，其他事也跟着有样学样，趁着地级市委在市县召开现场会的机会，大搞集体上访。
他打电话给黄，并指示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马上来他办公室。
他对先来到他办公室的黄说，正如我们所料，有人要趁这次现场会进行集体上访。他说，钟市长正火速赶往下面镇处理这件事。他说，为了防止这件事影响范围扩大，可能会发生一系列上访事件，立即要求各镇，各单位密切注意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确保现场会期间，不出现类似事件。他说，尤其是对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多年无法解决，群众意见比较大的镇和单位，更要高度关注。
李向东说：“你告诫各镇各单位，在现场会期间，哪个地区，哪个单位出现上访事件，将直接追究一把手责任。”
既然上级对唯稳工作要求如此严格，强调出现群众集体上访事件要追究本地一把手的责任，那么，他李向东作为市委书记，就也只有依样画葫芦，追究下一级的责任，不这么一级级施压，他李向东能抓好社会稳定吗？他李向东能扛得起这责任吗？
黄说：“我这就去部署。”
李向东又叫住他，说：“我就坐镇办公室，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黄出去后，李向东便在办公室里踱步。
他想，自己这么郑重其事，是不是有点惊弓之鸟，是不是有点谈虎色变？群众集体上访真的就这么可怕吗？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成天都在说，要多多聆听基层的声音，听听群众的声音吗？群众上访难道不是群众反映真实情况的一种最直接的形式？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地方官员，有些群众上访所涉及的问题，他是非常希望上面听一听的，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比如，我们改革开放的确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不能否认，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些失误，由谁埋单，由前任埋单吗？这似乎不可能，由现任卖单吗？似乎又有点勉为其难。那么上级是否在承认失误的前提下，制定一些有效的应对措施，减轻下面负担呢？镇级经济的现状，就是一件很让人担忧的事。虽然市县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点成效，但总体而言，还是不容乐观。比如，这些反越自卫战的复员军人，上面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制定一个硬性标准，让下面执行起来有据可依？
当然，这些话，他不能向上面说，每一个官员都不可能傻到这种程度！
他感到可悲的是，他不能说，而某种制度又要求他必须捂紧盖子，不让下面说。
公安局长敲门进来的时候，李向东把即将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要求，现场会期间，各派出所公安干警要积极配合各镇，各单位做好唯稳工作，要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群众集体上访问题。他说，如果出现上访事件，各地各单位必定会采取一些化解行动，而在这个化解过程中，公安干警要维持好秩序，确保不发生偏激的打斗事件。他强调，事件没发生之前，要做到内紧外松，千万不要起到火上浇油的反作用，更不要让群众误以为要对他们实行镇压。事件发生后，要选准时机，控制住局面，维持好秩序。
李向东说：“要切忌，我们面对是群众，而不是犯罪嫌疑人。”
公安局长笑了笑，说：“你这要求也太高了。”
他觉得，按照他和李向东的关系，气氛不应该搞得那么凝重。
李向东却说：“这要求一点不高，你必须做到，你的公安干警必须做到！”
公安局长再不敢笑了，双腿一并，“啪”一声说：“坚决完成任务！”
李向东也干脆，说：“好吧！你回去安排吧！”
此时，钟市长这边的气氛却缓和得多了。他一进那镇委书记的办公室，便紧紧地握住复员军人的手，连连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位复员军人也连连说，应该的！应该的！这时候，钟市长才认真打量面前这位长得并不高大甚至有点矮小的复员军人，只见他一脸黧黑，削瘦干练，貌似在哪见过。
钟市长说：“我们见过面？”
复员军人点点头说：“见过，是见过。”
钟市长“哈哈”笑了起来，说：“在劳模大会上，我记得，是我给你戴的大红花。全市的大耕户，刘全。没错吧？我这记性还可以吧？”
刘全腼腆地笑了笑，说：“市长的记忆真好！”
镇委书记说：“钟市长的记性是全市有名的，只要他正式认识的人，就那么一次，也过目不忘，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是哪的？是干什么的？”
刘全是一九七八年的兵，那年刚高中毕业，才十七岁，就虚报年龄当了兵。第二年就赶上反越自卫战。他所在的部队从中越边界一直打到谅山，一个连百多人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而刘全却奇迹般地分毫无损。他所在的部队撒出越南后，他又在部队呆了几年，便复员回到了家乡。
那时候，也没说有多光荣，自我感觉是很应该的，当兵嘛，哪有不打战的？哪有不准备牺牲的？自己没牺牲，也没负伤，反倒觉得很遗撼，不像他那副班长，受了两处伤，如今身上还留着一块弹片，见了人就提起越南的事，说那战打得多惨烈，说得激动，就拉起衣服让人家看那身上的伤疤。
刘全虽然也谈越南那场战争，却谈得一点说服力也没有。人家问他，你负伤了吗？他摇摇头，人家便问，他是不是饮事兵在后方做饭的？等战斗打得差不多了，才挑着饭菜上前线？有的人甚至说，刘全根本就没上前线，当兵那几年，当的是猪倌，在后方养猪，别说没上过前线，就是连枪也没放过。刘全怎么喊冤也没用。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那种光荣感，刘全便觉得自己回来当农民也很正常，复员了，回家乡种田也没有大不了的。
那些年，村里有些人进城里打工，许多田荒置了，刘全觉得挺可惜，再说种田技术也提高了，没以前那么累，他就跟人要了那些田耕种。还没有取消农业税的时候，荒置的田依然要交农业税，有人愿意耕种，愿意替你交农业税，谁还不乐意。
刘全耕种的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就觉得应该购置手扶拖拉机。这手扶拖拉机，农忙时，可以耕地，家闲时，可以搞短途运输，也划算，于是，便向银行贷了款。
第九四九章战友
有一段时间，向银行贷款比捡钱还容易，有的人贷了款便肆意挥霍，根本没想还。刘全却没有人家那胆量，即使，他曾上过战场，也没有人家那胆量，贷了款好几天都睡不着，想这钱怎么才能还啊？想年底，还银行的利息就要了他好几亩田的收成。想得心痛，人更勤快，不到半年，跑短途运输就把银行的贷款都还了。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刘全胆子似乎大了许多，发现许多村的年青人都进城里打工，到了收割季节，家里的老人忙不过来，自己又赶不回来，就宁愿化钱请人帮收割，于是，他又贷款买了一台收割机，专门上村上户帮人收割。
三几年下来，刘全不仅拥有了一整套机耕设备，代耕丢荒地面积也扩大到了几十亩，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还请了几个外省工做起了农民老板。即使后来减免了农业税，那些丢荒田的农民再不乐意白送农田给刘全耕种了，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全的耕种面积不减反增。刘全也由机耕、短途运输、种水稻发展到养猪养鱼，冬季搭温棚种疏菜，渐渐成了东南片没人不晓的大耕户。
那一年，便成了市县的农民劳动模范。钟市长就是那一次在主席台上给刘全戴的大红花。
开始，刘全认为自己很幸运，就说在那些复员军人中，论聪明，轮不到他刘全。论能干更没他刘全的份，许多人都想勤劳致富，但不是这不成就是那不就，偏偏就只是他刘全成事了。去市里参加劳模大会，看了会上介绍自己的事迹，他才渐渐想明白了，这还不仅仅是自己幸运，或许，正是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所以，才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以一个普通人的心理去迎接每一次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副班长也代耕过丢荒田，但只干了一造，就不干了，那年刚好遇着天旱，成天盼着下雨，盼着排灌渠的水排到自己田里来，最后就因为水跟人发生了争吵，人家在排灌渠的上游，你越跟人争吵，人家就越想办法不让水排下来，结果就动手打起来，副班长人高马大，又经过战争洗礼，打起来一点不吃亏，人家便告到了镇政府，镇政府不管你是什么人，打了人就不对，就要依法惩治，派出所的人来带人时，副班长还气壮山河地说，自己为国家负过伤，流过血，说要带他走可以，至少也是国防部的人！要定他罪，至少也要军事法庭！
好在人伤的不重，派出所对副班长只是拘留了十五天，然而，这十五天还是没下雨，田里都靠排灌渠的水浇灌，他人不在，有水流过他的田，却也不知排灌渠下游的谁，偷偷把他的入水口堵上了。可想而知，这一造的收成如何？
副班长不耕田了，不干这种靠天吃饭的傻差事。他要进城打工，要在城里混一份正式职务。想当年，副班长在部队也算是一个无人不晓的角色，在攻克谅山的一个前哨阵地中，他一马当先，如果，不是挨了枪伤，活捉敌军营长的功劳可就记在他帐上了。因此，他常常叹息，说自己不知是命好还是命不好？说他命好，是那一枪没打中他的要害，说他命不好，那一枪打飞了他的战斗英雄，否则，他可能会提干，会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