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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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事务中，党制定政策，政府机构负责执行；共产党党员古据了政府中大多数重要职务，而地区级、省级和地方党委在和这些部门合作时又可以对它们加以监督。各政府机构中的党员都有他们自己相应的党委或党支部组织。
与党和政府平行存在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的群众组织二这些组织起源于20 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二譬如，成立于1922 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到1956 年时拥有1300 万会员。类似的组织还有妇女联合会（1953 年拥有成员76 （ X ）万）、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拥有成员3 中刃万）及其他知识分子组织、学生组织和少先队，等等。这些群众组织覆盖了各类行业和社会角色，其成员往往受到政府不可能向他施加的影响。每个组织都有篇幅很长的政治纲领和遍布各地的行政机构。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就这样被带进了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团体，在共产党党纲指导下开会、学习、讨论。与学校或教育中心合办的培训活动从这些组织中挑选积极分子。这些群众性组织在老百姓和官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原先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养起政治热情来实行群众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经常接触工农群众为基础，党的工作者首先要认真研究群众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其次针对问题和意见制定指导性政策，最后让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白己的意愿去执行，这实际上是一种制造、操纵舆论的做法。在各个地区得到稳步发展后，这一整套政治机构对个人能产生广泛深入的公众压力。制造这种压力的机器便是“运动”。“运动”起初看起来是自发出现的，一旦发展起来它就开始听命于中共中央的指令。它很快把庞大的新型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将打击的铁锤瞄准各阶级中的一个又一个目标及其行为。
这一革命变化的后盾是新成立的公安部门和保密部门。各地的公安局监督街道居民委员会，这些居民委员会不但负责推行福利政策，而且负责邻里之间和家庭内部的互相监督与批评。街道居委会协调邻里纠纷，公安局处理性质较为严重的案件，有必要的话把案件递交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犯往往先在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接受全面调查，交待自己的罪行和一切同谋，然后案件才交由人民法院审理。由于法律必须反映党的革命政策，因而往往零乱多变。法律行业不健全，司法正义倒向国家一边，法律部门用普遍通用的准则处理不同环境下的个别案件以尽量减少操作程序。诉讼程序无足轻重，立法程序也同样若有若无。尽管法律条文不公开出版，个人行为准则还是通过政治教育为全社会所熟知。所有这些情形中都有中国社会传统的影子。把犯人交给国营工厂或农场“劳改”是效仿苏联体制，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中认为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育和社会压力得到改善的观点。总之，相比过去各个时代，国家大大加强了对个人的控制。
振兴经济
1949 年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城市中去。首要目标是把工业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在中国东北，苏联占领军移走了价值20 亿美元的重要工业设备，而在中国腹地，铁路系统被毁，城市居民生活困难。战时城乡之间的隔绝造成农村经济日益封闭自给；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急需得到恢复。大约侧刃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 ％的预算赤字。
为通货膨胀消肿的第一步是通过增加国家收人逐步恢复预算的平衡。政府首先在农村实行农作物分类征税，然后在城市中通过商会的“民主评议”决定主要商品的购物税和营业税税率，以便从国民经济中较为富裕的部门中挤出一些钱来。第二，整个财政体制经过重组后，中央政府得以控制原先地方税的征收，同时禁止私人银行经营公款业务并且从整体上削减支出。政府通过接管银行、控制货币和信贷、成立六个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稳定主要消费品的价格。
恢复消费者信心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商品单位”来计量工资收入、银行存款、一部分政府津贴和国库券的价格。在这种制度下，货币价值和一定数量的日用消费品（如大米、面粉、煤炭和面料）挂钩。价格上扬，基于商品数量的货币单价亦随之而上升。持有这种通货，居民就可以抵挡飞涨的物价。实行了这一系列平衡商品供应和货币收人的方法后，通货膨胀于50 年代中期被消灭。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到rl952 年，国民经济更趋集中统一。重建和新建的铁路线总长度从先前的1 万英里增加到1 。 5 万英里，重新开通的公路总长达到了7 。 5 万英里。，全国金融业受一家中央银行的领导，由一种单一货币覆盖全国。有史以来政府首次能够制定真正的财政预算口私营企业在名义卜获准继续存在，而实际上却受到国家越来越多的控制；
通过控制信贷、原材料和实行最要商品专卖，国家在控制了重上业、铁路交通和外贸的同时，还控制了生产和流通领域另外一项当务之急是实现对剩余农产品的控制。
从1950 午年中开始到1953 年初完成的全国土地改革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华北建立政权时所用的经过实践考验的方法。这不只是一场经济改革，它更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进入农村的［作组先找出反对土改的顽固分子，必要时先把他们清除出去，然后向贫农们讲清实行土地改革的好处，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后吸收他们担任土改运动的领导。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即进入“阶级斗争”时期：在“斗争大会”上，人民群众以“诉苦”或“算账”的方式倾诉自己长久以来受到的痛苦、。不得人心的地主或“土皇帝”被处决、赶走或者悔过自新，而人民群众则通过激烈方式表示拥护新制度：） 下一步是创建农会。通过农会决议，每个人都可以确定他的阶级成分，诸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或雇农。农会只负责土地的归类、没收和再分配。最后的“平均土地”仍是农民起义的老传统。地主阶级的残余一般在人身或社会地位上都被消灭，党代表建立了他们的权威，耕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根据1950 年的宣传，这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私有制形式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实际上无沦对于资本家还是农民，它都并不长久。新政权马不停蹄地开始进行农业集体化建设、、这项改革从北向南按i ｝ ； 划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先建妇喻时、常常是季猫性的/ ！、规模互助组，然后发展大一点的长期互助组，最后建立农业合作社、在农业合作社中，农民共同一起耕种并根据各人提供的土地、工费和付出的劳动分配产品。，农业合作社仍然建立在私人土地古有制和自愿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但是运动的门标开始改变很快有人提出只有全面实行集体化才能生产足够的农产品支持工业化建设：：
社会变革
很久以来，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家庭亲合观念和孝道就开始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运动”更推动了这一发展。根据1 塑为年颁布的婚姻法，妇女和男子在结婚、离婚及财产拥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这一做法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历经本世纪初以来的发展后取得的胜利。旧的家庭制度受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致命打击，人们要求子女反对父母，这极其明显地破除了以孝为百德之首的古代传统。旧式大家庭被当作封建残余受到批判，自由恋爱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政权力随着1950 年底朝鲜战争的爆发，发动群众的工作变得比以往更为容易。中国军队初期的胜利和以后关于美军开展细菌战的消息为摧毁美国以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中国兴起了两场运动，一是“抗美援朝”，二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号召人们为了保卫祖国，监视亲属邻里中的可疑人物，一旦证实某人通敌，则即使是父母也要当众批判，并且把人民公敌送交劳改。被处决的“敌人”和土改中由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者有上万人之多，一说有上百万。
在这样的革命和爱国主义情绪中，外国传教士作为外国间谍而受到批判。他们或被监禁，或受到驱逐。“三反运动”发起后，要求建立不受外国传教士“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会。不受外部影响的“民族教会”终于建立了起来。到1958 年，“一二自”运动统一了各地所有教派的基督徒。发动群众斗争某些个人的运动方式日渐普遍地被用来重建中国社会结构。1951 年和玲52 年间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即采用这种很典型的方式。“三反”的目标是整治干部阶层的不良风气。它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把腐败分子清除出自1949 年后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政府机关，从而增进政府机关的活力。“五反”运动是一场针对商人和企业家这些“资产阶级”的类似斗争。它即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二和所有其他活动一样，群众被发动起来，建立各种委员会，鼓动起群众的高度积极性、义愤填膺的场面和对正义战胜邪恶的热情支持，而以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或自杀、处决和送交劳改等方式消灭替罪羊的程序也接踵而来。通过这种运动，使商人阶层服从国家法令。
以延安时期建党方法为基础，刘少奇等组织者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思想改造方法，以此来改造各类敌人或同志的思想。当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交待美军细菌战的计划并与抓获他们的中国人合作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已经在包括党员在内的中国人身上实践过的思想工作方法。这些针对犯人的“洗脑”程序是共产党革命工作的一种表现。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性。
思想改造一般都有某些共同特征：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环境及其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这一点已在全国受到普遍控制）；理想主义和恐怖手段的交替刺激；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汉语俗语“洗脑”一词的含义在其他地方只见于古代宗教斗争中，其独特之处在于更为全面严谨的组织结构。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来源的学生阶层而言，这种思想感情的改变是在作为新教育体制一部分的大型革命大学中完成的。
这类教育中心一般拥有喇X 幻名左右的学员，可以被分成一两百人的班级，并再细分为6 到10 人的学习小组。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沦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惟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学员不仅仅抽象地抨击社会的丑恶思想，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缺点并全力加以纠正。他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接受其他学员的斗争，身上任何程度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都在斗争之列。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一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一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白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他必须依靠党。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受过训练的积极分子，它更要改变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他们不再听命于家庭和父辈，党和革命取代了二者的地位。
至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归来的留学生，他们思想已经定型，批评、自我批评和悔过并未能彻底改造他们。当北京的教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影响时，实际上的效果与其说是改变了这些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是让大众看到他们站到了新制度一边。这样，一个本来可以代表西力一非共产主义影响的阶层保持了中立。
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集权主义传统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中闰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理沦联系实际列宁认为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不但能够认识世界而目＿可以改造世界。或者按照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儒家学者特别是王阳明，曾抨击过知行二元论，认为正人君子应当用合乎道义的行为去体现他的道德观点。濡家的修身即指知在行中得到实现，而行则有助于知的深化，
然而儒家的修身并不是一种群体活动，它强调的是人性有在道德上得到改善的可能。这种中国古代思想认为通过适当的道德教化，可以把人塑造为更为人世的个体。其实个人的修身和群体的自我批评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两者也不乏一些共同之处。延安整风运动术语“古为今用”取得了类似于儒家教化的权威。根据刘少奇的观点，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必须用“自我修养”来要求自己，学会“反省自身”以服从党的领导，更为灵活有效地为党＿〔 作。这样，原先的儒家思想灌输个人对家族、父辈和皇帝的忠诚，毛泽东思想则把忠诚的对象换成了人民、党和领袖。当时学习、引用儒家经典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思想改造主要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