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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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于制作烟花爆竹。手推车也是这时出现的，后来成为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但好几百年后它才传入西亚。华北地区早在公元4 世纪就开始用煤，但晚至13 世纪马可？ 波罗来华时，仍对此惊叹不迭。
长安城中云集了各国的商人和使节，他们也把各种宗教带到了中国。像波斯的拜火教，即袄教（一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或Mazdaism ） ，已于公元6 世纪传入中国；另外一种综合了袄教和基督教某些特点的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亦于同时传入。当时长安城中的景教大秦寺曾立有叙述三教来华始末的石碑，但久被湮没，直到17 世纪时才重见天日。以上三种宗教已在841 一845 年间的灭佛运动中消声匿迹，但有两种外来宗教仍然幸存了下来。犹太教仍在小范围内活动并一直持续到9 世纪，伊斯兰教则一直稳步发展，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今新疆）及西北、西南边陲发展了数以百万计的信徒。
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帝国，唐朝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均成为邻国狂热效仿的对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以及云南的傣族国家南诏，也是在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下，分别于7 世纪和74O 年前后建立起来的。东方一些国家几乎全盘搬用了唐朝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如朝鲜半岛各国几百年间均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再如锡兰于668 年建国后几乎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唐朝。713 年至926 年崛起于东北的渤海国，也亦步亦趋地效仿唐朝的一些制度。至于日本在七八世纪间对唐朝的学习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艺术
梵乐对中国音乐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此时中亚的音乐和乐器也成为唐朝乐坛的主流。佛教对雕塑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佛教徒对宗教形象的需求使李唐一代成为中国塑像艺术的全盛期。这种先前一直不那么重要的艺术类型在这儿百年间大放异彩，而唐朝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这种艺术也就衰落下去了。
云冈、龙门、敦煌等处的佛像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可以见到直接来自印度的影响，但在六朝时期中原地区的造像艺术主要却受到中亚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到具有浓郁希腊风味的键陀罗文化及现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中国早期的佛教数的绘画天才都倾心于宗教题材，但表现世俗的绘画也很发达，而且在南方还出现了晚唐以后绘画风格的萌芽不过，这些绘画作品〔 如与“书圣”王羲之（ 321 一379 年）齐名的“画圣”顾恺之的作品〕 也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庸和唐以前的建筑，除了砖石结构的佛塔外也极少有保存到今天的。不过，日本在7 至8 世纪仿照唐代风格建造的一些佛寺至今完好，还能使我们对当时讲求简洁、均衡的建筑风格多少有些认识。
文学与学木
在这个佛教化时代，大部分第一流的文学天才和学者都致力于佛学著作，对于这一点后世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未曾注意到：不过也有遵循传统路数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人。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属于贵族文学一类：讲求对仗、骄四俪六的赋在六朝盛极一时，东汉时出现的五言诗亦大兴于六朝时期，其内容大多哀叹世风浇漓或表现个性的独立，具有典型的道家思想。五言诗人中成就最大的陶渊明（名潜，376 一427 年）是南朝人，他纵情诗酒，具有突出的道家思想。
文艺理论著作早在3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而在六世纪时梁太子萧统（501 一531 年）所编的《 昭明文选》 则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文学选集。此外，官史、经书注疏等传统研究项目亦照常得到发展。大约在500 年左右，出现了一本后来用作启蒙读本的奇书― 《 千字文》 。这部书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概括了中国的历史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流行。这些朽的类型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地方志，其中记载了该地（如一府一县）的历史、风土、政治社会制度等情况。现存最旱的地方志可上溯到公元4 世纪公所有这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是从前代一脉相承而来并在唐朝发扬光大的从高雅文化的角度来看，六朝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期这大约是因为这一时期新旧交替的过程比较长，因而能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南朝所继承的汉代文化与北朝带有蛮族色彩的文化及佛教文化曾经长期共存乃至最终融合。尽管有蛮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入侵，但汉唐之间同罗马和中世纪欧洲之间相比，前者还是更多保持了文化连续性。
第06章 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
一、从古典时期到前近代时期
将一个朝代分为两大时期是有违中国历史循环理论的。如果被分为两截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持循环论的学者们恐怕更要大光其火了。不过，仔细分析一些历史循环之下的深层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一般总认为大的文化、社会变更是与军事溃败或改朝换代同时发生的，而人口、生产、商业、文化、制度的发展则主要产生在升平时期。唐朝即是如此。隋及初唐时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并且使之更为完善，接下来100 年间的和平与繁荣使唐时国力大大超过了汉朝，同时制度和文化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这一进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国家的全面发展。
六朝与初唐在许多方面都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晚唐和宋（960… 1279 年）则属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事实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时期，因为这时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近100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至少在晚唐就已经萌芽，到了宋朝则初步的成熟。
晚唐和宋时达到的文化和制度发展水平在其后几百年中变动无多。这是一个“高原”式的时代：中国初期远远超过欧洲，但到后来则在技术上落到了下风。宋朝以后中国发展趋缓，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发展的速度却是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中国自然就显得停滞不前了。中国从古典晚期转变到前现代时期的时间大约是在8 世纪左右，此时唐朝盛极而衰，胡人再次进犯中原，这完全符合朝代循环的规律。不过其中亦有一些更为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后来重塑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例如，思想界的主流开始弃佛返儒，但由于着重点与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后的哲学通常被西方学界称为是“新儒学”。中国固有的世俗性传统（这正是东亚文明与南亚、西方在过去1000年中的分水岭）已重新占了上风。此外，随着摒弃外来宗教和面对异族入侵时的节节退败，中国逐渐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时的世界主义思想和文化宽容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唐朝在8 世纪时实行两税法，这与当时国内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一道给唐朝带来不同于前代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而这些经济变化也促成了社会的剧烈转型。直到初唐时期，统治阶级一向由强有力的贵族（主要是开国功臣）构成，但渐渐地，政权转人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这些人往往都具有商业背景，一般被称为“缙绅”。
士族的没落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全面胜利，换句话说，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时的完善，贵族社会开始走向消亡。在世袭贵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僚组织一直到7 世纪都是当时军事化、贵族化帝国的柱石。到了晚唐以后，无论汉胡政权都不乏“马上得天下”的例子，但大多数政权依靠的都是通过个人才干而非凭借门第步入仕途的官吏。这就意味着，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终于获得了承认。这同时也意味着军事政权开始向文人统治过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主流，武人则愈来愈不受到重视。
另外一大变化是中国重心的转移。尽管国都出于边防的考虑往往设在北方，但国家经济的中心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人也日益把持了文化与政权。同时，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乡村转到城市新兴士绅阶级不一定靠田产为生，他们往往在都市中生活并经常与都市或城镇中的官员、商贾交游往来、至于乡间的田产则交给他人去管理。
高雅文化自然也受到这些潮流的影响。这时的学术、文学和艺术更趋成熟、精致，视野大开，作品数量激增。这时的创作和研究大多数仍承袭了前代的传统，但极富创新精神，当时创作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直到今天都代表了最为典型的中国风格。事实上，在晚唐和宋代定型的艺术、文学类型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影响着此后1000年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说，8 世纪到13 世纪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二、晚唐
制度的退化
自然，上述变化是缓慢发生的，有些在晚唐时还只是刚刚起步。玄宗年间（712 一756 年）是中国从古代转向前现代的关键时期，而且显然也是唐由盛到衰这一历史循环的转披点。
玄宗时期唐朝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无论在财富、声誉和文化上都超过了100 年前的“贞观之治”。不过，皇室和政府的开支也随之扩大了好几倍，而收入却未曾跟上。整个统治机器开始失灵，就象汉朝一样在赋税和戍防等重大问题上造成混乱。均田制只是延缓了这一衰败过程，然而却无法阻止它的发生。
人口也加快了增长，而皇帝则常常把大量土地和人民赏给臣下（有时一赏就是1500户），这就使得均田制难以维持下去。赋税、徭役和兵役落在数量不断减少的农民头上，而农民的田产则越来越少。当农民实在难堪重负时，他们或者逃离农庄，或者将土地认在一些豪族权贵名下，这样他们只需交纳占收成一半的地租，与朝廷的赋税相比要轻一些。这反过来又更进一步加深了其余农民的负担。
随着均田制的破产，朝廷无法像以前一样收取赋税，因而不得不寻找替代的方法来确保收人，例如大幅度提高地租、加收贸易税、将各家按贫富分为9 等征税等等。不过，这几项措施挽救不了徭役和兵役制度的崩溃。大运河上的谣役人数越来越少；到了723 年，戍卫京师的任务由大约12 万名雇佣兵所接管，戍边的民兵也逐渐转变为职业军人。尽管谣役与兵役以其他各种形式一直沿袭到近代，但其地位却远远不再如7 世纪时那么重要了。
尽管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货币经济下制度的发展，但它们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雇工和雇佣兵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而职业军人大多为地痞流氓或胡人，他们未必会热忱地保卫国家，而且由于长期服役，他们往往只效忠于部队的领将而将朝廷置于脑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将军实际上就成了不受朝廷约束的军阀。
751 年，高仙芝在帕米尔以西的塔拉斯被大食人击败，这成为东亚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也是此后500 年间军队积弱的开始。它同时也标志着伊斯兰文明开始渗入中亚。几乎在同时，突厥（土耳其）语也开始取代了塔里木盆地上绿洲国家所使用的印欧语言。
塔拉斯之败后不久唐朝内部就崩溃了。藩镇节度使在玄宗时期控制了10大藩镇的军、民政务。其中有突厥血统的安禄山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通过取悦玄宗的宠妃杨贵妃（她甚至认安禄山为义子）在朝中获得很大的权力。在争夺朝中大权时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产生了冲突，于是在755 年起兵造反。他攻陷了长安，玄宗仓惶入蜀，途中不满的士兵发生哗变，玄宗不得不处死了杨国忠和杨贵妃。这一凄惋的情变成为后世诗人、作家笔下常见的主题。安禄山于757 年被其子所拭，而安禄山之子又被另一名胡人将领杀死。玄宗退位称太上皇，但忠于李唐的军队的在回鹘兵的协助下，终于在762 年平定了叛乱。不过，大唐的全盛时期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藩镇割据和财政改革
安禄山的叛乱对朝廷是个严重的打击，叛乱前754 年官方登记的人口为5288 万人，平叛后764年人口只剩下1690 万人，另外，这时唐朝完全依靠外族军队，势力开始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回鹘人控制着中亚地区，不过约在840 年时为吉尔吉斯人所取代。唐朝开始在全国设置节度使，而这些节度使们则把自己的藩镇变成独立的小王国。节度使一职实际上成为世袭，有时甚至还公开反抗朝廷的命令。
朝廷内部也是一团糟。在玄宗时就有唐室贵族与新兴官僚的争权夺利。100 年来的科举制度，加上武则天的大力奖掖，官僚阶层越来越庞大，足以与先前的权贵们一争高下了。安史之乱后，官僚阶级内部亦出现了朋党之争，而宦官也像在东汉一样开始弄权，他们与百官争夺权利，并左右了9 世纪时的大多数皇帝。尽管如此，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是维持了150 年左右，在此期间朝廷并不十分暗弱，局势亦非像人所想的那样糟糕。曾在中国居留了10 年（838 一847）的一名日僧圆宁，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唐朝社会，其富庶安定、百官的烙奉职守和朝廷的大一统权威，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罕逢其匹的。
之所以产生此局面，是因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采取了新的财政制度。从长江流域输粮人京的任务由专职的人员负责，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国家专卖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像盐、茶、酒类的专卖为朝廷开辟了新的重要财源。唐朝于780 年开始实行两税法，即将各种赋税折合起来，按土地而非按人头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是100 多年来税法改革的最终成果。自此农业税就按土地而非人头征收，手续也大大得到简化。朝廷可以对私人财产松口气了，因为它不再对朝廷的财政构成威胁。事实上，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豪强地主不必为了保护其荫庇的免税农民而扩张势力，他们只需雇佣农民、上交赋税就可以了。换言之，这一转变的结果奠定了其后1200 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
总崩溃：五代时期
与两汉不同，唐及唐以后的各朝大约都经历了300 年一周期的历史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