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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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竹笋壳上抹桐油的做法。那时也许还不缺油？涂上那么多的油粘几个蚊子，在珍惜每一个蓖麻籽的年代看来，真是太浪费了。
在“除四害”运动中，我不记得祖父有过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祖母有过。在成都的时候，祖母不时参加妇女界的一些活动。听父亲讲，在西康的时候，祖母是妇女会的成员，也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我所记得的这次“除四害”活动，就是祖母随一群妇女去的。她们到一个地方参观（或者是所谓“视察”？）消灭苍蝇、蚊子的方法，我也被带去了。到那里以后，看到一些人蹲在厕所外墙边用小铲子挖着什么。过去细看，才知道是在挖苍蝇蛹。挖出的苍蝇蛹还真不少，堆成了一小堆。一头大一头小的蛹不时扭动着，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孩子大都不知脏，伸手伸脚总想摸走几个去玩。这些举动被大人严厉制止。
祖母和那些一同参观的人加入到挖蛹的工作中，我也跟着参加了。她们干的时间不长，用后来知道的词汇来说，是“象征性”的。
名誉社员（1）
195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农村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高潮。在我家居处附近农村也不例外。那里成立的人民公社取名“永丰人民公社”。大概因为我家地处城乡结合部，出门过了大学路就是公社的田地，祖父是一个知名人士，又经常去转田坝，所以，公社成立的时候，将祖父邀为“名誉社员”。对这个“名誉社员”，公社还发了证书。我记得到北京以后，我还见过这个证书，但后来证书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祖父那时早已经不在决策位置上，因此成立合作社也好，建人民公社也好，搞“大跃进”也好，不过是在他身边涌动的社会潮流，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后来我读到祖父在搞西康建设时的一些讲话，却突然感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搞合作社，甚至“大跃进”，祖父在心理上一定是理解甚至同情的。我这里用的“同情”一词，是在十八世纪的伟大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论“同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即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同样的感受（包括激情），而不是在日常的意义上指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
我的这种感觉一定会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祖父曾是大有产者，怎么会理解甚至同情合作社、大跃进这些似乎只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呢？
在这里，我想不避冗赘，引述祖父在20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主政西康时的几段言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思潮的广泛性。
首先是发展合作事业的言论。 他是从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缺乏谈起的：
“经济建设的任务是要完成现代化的生产，生产的要素中间，资本是很重要的一项。我们只有方针和办法，而没有资本，经济建设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谈到资本一项，本省却是公私两面的财力均属有限。就私人方面讲，本省的人民，从无大资本家，几乎都是大贫。从公家方面讲，省库财力极属有限，维持现有之经济事业，都感困难。至于省银行资本仅三百五十万元，因物价高涨，币价低落之故，此区区之数，已无补于本省之经济事业。故资本一项，在本省经济建设工作上实成为较难解决之问题。或许有人要说，无钱尽可向这两行 借贷，怎么还说无资本呢？虽然这两行都可以借贷，可是他们的力量，也非常有限，杯水车薪，也无大裨益于本省的经济建设。所以资本问题，确为本省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难题。一方面必须建设，一方面缺乏资本，究竟如何冲破这个难关呢？”
对于资本缺乏这一经济建设中的瓶颈如何解决的问题，祖父思考的结果是，必须发展合作事业：
“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发展合作事业，集腋成裘；二是欢迎外资，加以保障。这样办，才可以解决资本缺乏的问题，使本省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所以发展合作、保障投资，竟成了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
关于发展合作事业，他说：
“合作是解决本省经济建设资本缺乏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欧美各国曾经实行有效的方法。合作社的办法，就是无论农人、工人，或其他有志从事经济事业的人，若是缺乏资金，便可约集社员，集合若干股款，依照一定手续，便可向公家借一笔款来作业务资本。”
祖父在这里设想的，实际上是信用合作组织。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合作社的好处，他归纳了两点，一是避免贱价预卖，二是避免吃高利贷之苦：
名誉社员（2）
“没有合作社的时候，农人要经营经济事业，无从向公家借款，便只好预卖农产品，在未登场时，就贱价出售。想不卖，却在需钱之急；想卖，却嫌价格低廉，卖与不卖之间，肠回百转，绞尽脑汁，进退无路，结果还是只好忍痛卖去。或许大家要说，无合作社可以贷款，尽可以向当地有钱人告贷，何必一定要贱价预卖新丝、新谷，农人之愚真是愚不可及。然而细加研究，农民却不愚，或许还可以说他很智。因为乡间有钱的人几乎非土即劣，至少也可以说土劣占多数，向他们借款，不仅要逼着吃高利贷之苦，而且借款之前要送礼，要殷勤招待，借款之后不能按期付还本利，又要受骂受气，或甚至要挨打。所以他们不如忍痛贱价预卖新丝、新谷，还来得干脆些。若是有了合作社，他们无路就会变成有路，无钱也会变成有钱，既不会贱价预卖新丝、新谷，也不会逼着咬紧牙关，去吃高利贷的痛苦。”
对于要从事工业活动的人，他认为合作社同样是有好处的：
“同样的道理，要从事纺纱织布、洗毛制革、磨麦炼油、兴办电力，开发矿产等等工业的人，依然可以组织合作社向公家贷款。这样一来，工业资本的问题，获得相当解决，工业生产，也可以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本省经济建设又算成功了一部分。”
由于“认定发展合作事业是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因此祖父主政西康之后，于1938年成立了西康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940年经扩大和充实，改成西康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设想，全省的合作事业要沿着两条路线去走：“一条路是在农业方面，尽量去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务期达到‘一保一社，一户一社员’；一条路是在工业方面，尽量去发展各业生产合作，务期达到工业生产之繁荣。”
所谓“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就是要在乡镇及之下发展不同层次的合作社；所谓“一保一社”，按今日的层级建制来说，类似于每个行政村建一个合作社。
当然，祖父所极力鼓吹的那种不改变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私有产权、以信用为基础合作社，虽然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初期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合作社有相似之处，但和后来搞的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直接组织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却有很大区别。不过，他既有农村合作社的思想基础，又懂得共产党有关公有制的理论和实践，要理解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社化运动”，应该并不困难。
行笔至此，顺便插进一段合作社之外的话题。前面说到，祖父在考虑西康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乏问题的解决路径时，除了提出发展合作事业之外，还提出另一路子，即“欢迎外资”。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欢迎外资的办法，并不新奇，大多数国家，都是曾采用过的。以美国为例，它今日虽然是富甲全球，然而它的过去还是穷得要命。它在开始建设的时候，也和本省一样的苦于缺乏资本。它穷则变，变则通，它却于此时想出了一个欢迎外资的办法，于是外国资本源源而来，它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兴。”
但祖父认为在当时中国主权面临危机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像美国那样引进外资。他事实上并不欢迎来自国外那些对中国主权有所图谋的列强的资金。他强调：
名誉社员（3）
“必须说明的是，本省的欢迎外资，却不是像美国的那样欢迎外国资金，而是欢迎华侨投资，欢迎国内公私银行或实业团体或各地富绅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十年中，祖父看到了经济建设的第一波浪潮。在这当中，除了有来自苏联的援助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外资引入。那时，有不少华侨青年满腔热情地回祖国参加建设，但因政策原因，很少有侨资被引入进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大量进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境外侨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祖父1976年去世，没有看到这些情景，如果看到，他一定会非常理解并高兴的。
回到发展合作事业的话题上来。当年祖父在西康对此事业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看看以下言论便不难体会到：
“本人可以断定：只要合作社能够风起云涌地健全成长起来，本省的工农事业都会有办法，都会有走入现代化路线的可能。”“希望大家向着”发展合作的路线“猛进，务期达到成功而后止。”
“风起云涌”、“猛进”这些话语使其激情溢于言表。
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联想到了“大跃进”背后的激情。我还记得那时许多地方写着“超英赶美”的标语；我们被老师领到炼钢的地方，去看工人奋力的工作。参观完的第二天，听老师讲，昨天在那里炼钢的一个工人，因为坚持工作不肯下班，结果昏倒在工作场地那背后的激情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赶超。
曾经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赶超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专利。但是，从祖父在抗战时期的言论中使我可以看到这种流行观念的错误。其实，那是一个时代当中，一代甚至几代政治实践者的思潮。
试举祖父在“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中的观点为例：
“我们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为的是‘争取生存权’。”“有些人狃于过去历史的成例，以为国家亡了以后，只要民族意识仍然存在，还可希望复兴。这种想法是不明白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现在的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现代几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文化的程度都很高，他们的国家组织比我们还严密，对于统治异族的方法研究得非常巧妙，更有许多科学发明加强他们的统制。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幸被灭亡以后，在异族的严密统治之下，便很难得复兴的希望。”他强调：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为我们争取生存权的三要件”。“在新战国时代之下，国际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增强斗争的力量起见，任何国家都在拼命建设内部，要把国家筑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基础巩固了，才足以保证本身的生存，并且现在的国际斗争，不是以几十年、几百年计算的，是以几年、几月、几日算的。试看近五六年来，英法的国防建设，只比德国落后了两三年，便演成西欧会战的失败，可见国际生存竞争的剧烈。今后更非‘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不可！”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这些词汇，如若不注明出处，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一定会以为是那个时代专有的话语。
其实，错误的流行印象还不止于此。比如，一种流行的印象是，在中国，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引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祖父在1942年讲西康建设时就讲到：“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这是本省经济建设的第三个方针。”
名誉社员（4）
祖父为什么主张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其根据是自由放任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严重的缺点。他从很现实的角度，归纳出三个缺点。
其一，造成奢侈品充斥而必需品缺乏的畸形社会。他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方针之下，一般经营经济事业的人，都以营利为目的，并且还要于利之中权衡轻重，择利之最大、最可靠者来经营，若是一种经济事业的利小，或利虽大而不到最大的程度，都在他们摒弃之列的。他们时常在研究社会上哪些人才是有力的消费者，哪些东西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很怪的，几乎中外的企业家研究的结果，所得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认定社会上有力的消费者是太太小姐，少爷公子，他们才有钱卖东西，也才肯出高价买东西，更认定这一流人物所需要的东西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拼命去加紧生产花样翻新的衣料、皮鞋、香水等等，于是一方面奢侈品充满市场，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一般人却喊民不聊生，造成一个很畸形的社会，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流弊吗？”
其二，也是由于追求最大利润之故，嫌“军需工业之利小，也不肯去生产”。这显然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
其三，作为后进国家，不能抵御强国的经济攻势。他说：“我们须知道二十世纪是经济斗争最猛烈的时代，在这放任经济的方针之下，何能经得起列强经济进攻的打击？所以我们为生产生活必需品计，为参加国际经济斗争计，实不能不抛弃放任经济，而另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它。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采取计划经济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蒋百里先生关于民族兴衰的思想有关。祖父讲到，“蒋百里先生从民族之兴衰，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强’、‘弱’、‘亡’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循着“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的道理，对祖父的“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的主张便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如果更深入地考虑，即使承认蒋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则，对于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如何一致等问题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于没有给出严格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祖父的上述论点从学理的角度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它无疑体现了一个政治实践者的现实观察、感受和判断。由于没有后来我们接触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些根据倒显得质朴、实在。我始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