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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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世间瑰珍何惜与我小钱”之类的话。劝将不如激将，我使之如愿。的确，上苍、社会、好友，给我的太多了。
晚饭出来，沿府南河回宾馆。灯红酒绿的饭店把五彩霓虹灯光投在河里。河边看不见当年那一片片鹅卵石，当然也没有用棒槌敲打衣服的洗衣妇了。
后记：许多年前就和女儿说过假期有空一起到成都，但始终没有兑现。把2005年到成都的经历回家说给妻子、女儿听后更引动了她们到成都一游的心念。2007年寒假期间，正值女儿参加研究生考试完毕后，一家三口赴成都旅游。到后当晚去了新南门，一来到长途汽车站了解到成都附近旅游的线路和发车时间，二来也再顺便看看那块地方。工地还是工地。工地围墙的门开着。我和看门的人说想进去看看并说明缘由，得到了同意。围墙内只是一片空地而已。这次随身带了相机，在身后无物处留了影。
转田坝
在成都期间，有规律地和祖父、祖母一道进行的活动，除了吃饭之外，应首推晚饭后的“转田坝”。
祖父、祖母都是生活非常规律的人。祖父清晨起得很早，洗漱完毕，首先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吃早饭。祖母起得比祖父晚些，但同样在早餐前要有一些运动，她有一套自己把内容逐渐增添起来的体操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如果不出去开会或从事社会活动，祖父上午就在家里看文件、资料，其中还有点时间打坐练功――这时是不能去打扰他的。祖母除了看书之外，还有写毛笔字的习惯。下午如果不外出或有客人来，也是做这些事情。晚饭之前，他们有时和隔壁的邓爷爷、邓奶奶打一会牌。打牌的地方，有时在邓家，有时在我家。他们玩的不是扑克，而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长条形的纸牌。牌上印有多少不同的点，有的称为“天牌”、有的称为“地牌”、有的称为“人牌”怎么玩，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他们打牌，从来未见上瘾，玩一玩就算了。
晚饭后，只要天色不太晚，祖父、祖母就带上哥哥和我去“转田坝”。出家门向右手转，过了马路，就是宽阔的田野了。田里四季不闲：春天的秧苗，夏天的青稻，秋天的金谷，冬天的油菜。放眼望去，除了庄稼，间或有几间茅草房，几丛竹子，几小片桔林。我们沿着田间的小路、田埂走去，直到暮色朦胧时，方才返转归家。
水田离不开渠。常转的那片田坝里有两种渠道。一种渠很浅，脱了鞋光脚下去，水也就仅到小腿肚子。渠底没有人工铺设，但常有一些鹅卵石。这些鹅卵石给渠道点缀了自然趣味，配着旁边的小草，使这种人工渠道就像天然的水沟。如果再游过几条小鱼，那便是淌水的孩子们的极大乐趣了。还有一种渠道修得十分规正，侧壁直上直下，边沿、侧壁和底部都敷施水泥加固。我当时觉得渠很深，因为像我那时的个头掉下去肯定是会被没掉的，但它并不宽，估计也就一米左右，所以走在边上并不感觉害怕。渠道有的地方有分水设施和木板闸，用以调控水的流向和流量。
后来我到山西农村插队以后，知道了当地各类不同等级渠道的名称：干渠、斗渠、毛渠。如果借用这样的名称，我想，就功能而论，那种水泥渠道应属斗渠，因为它有调控水的“斗门”，而那种有鹅卵石的更为自然的渠道应属毛渠，因为它和灌溉的田地直接相连。
回想起来，那块田坝，也许是我的农业生产知识的启蒙地。有着弯弯长角的水牛拉着犁，吃力却稳健地前行；光脚站在水田里的农民飞快地把一丛丛秧苗插到地里，一干起活来连腰都不直；裹着圆饼缠头的农民拔草、锄地；一片片成熟的稻谷被收割，又被大担大担地挑走；田野里弥漫着禾草与粪土混和的气息
转田坝中间或碰到农人和附近的居民，祖父有时和他们攀谈一阵，也有人和他打招呼。有一次我听到有人称他“刘主席”，觉得好生奇怪。我们耳边听到主席二字总是和“毛”联在一起，怎么出来了“刘主席”？回家来，我当成个玩笑事情和祖父说：“你咋个成了刘主席？”他笑笑没有回答我，只说了句他称呼我的诨号：“三家伙！”（我上有哥哥、姐姐，排行老三，故有此称。）他应该是觉得和我这种不懂事的孩子说明政治体制上的事情太麻烦了。后来我知道，祖父曾任过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解放以后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主席”的称呼大概是和这些经历有关系的。
在我上小学以后，还有一次转田坝碰到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上的小学叫“龙江路小学”，学校位于我家南面那条路往东去不远的地方，所以也是在城乡结合部上。由于这样一个位置，因此同学们既有来自城市居民家庭，又有来自农民家庭的。有一次上课，老师讲到“双季稻”――这是个新事物，那时成都郊区普遍栽种的是单季稻――，她问道：“谁知道什么是‘双季稻’？”
没有人说得上来。其实我，估计其他人和我差不多，连“双季稻”是哪几个字还搞不清楚。老师进一步鼓励大家：“有的同学家里是农民，你们好好想想。”
一个小个子同学把手举起来。“你说说看。”老师要他发言。
“双季稻就是四季豆儿！”“豆”字被“儿”音化了以后显得特别响亮。
老师笑了。“‘稻子’不是‘豆’。”她说，“但是这两个词中都有‘季’，说明你想的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课堂情景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仅从老师后来的解释中知道了双季稻，也知道了那个同学是农民的孩子。
我们转田坝时遇到的就是他。他碰到我很高兴，告诉我，他家就住在前面不远的竹林后面。我提出到他家里去看看，他很高兴地把我带去了。
小竹林后面是几间草房，那就是他的家。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民家。草房里没有灯，外面天色暗下来，屋里更暗。进去以后有一股很潮湿的感觉。除了床和放东西的竹架子，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他父亲在外面吸烟，见儿子的同学来了，就拿来自家栽种的桔子给我吃。桔子很好吃，但我觉得心里有些不自在。草房我见过，我们的教室就是草房。当我们在草房教室上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虽然现在的教学条件比较艰苦，但很快会改变的。我们当作艰苦条件的草房毕竟是明亮的，而眼前这个同学的家却是那么潮湿、阴暗。我从来没有想到，同学中有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酥油和糌粑（1）
在成都的时候，家里时常有客人来。其中印象至深的是来自藏区、身穿藏袍的一行人。他们来访的时间大约是1956年。
他们来时，我正在院子里玩。他们的装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祖父把他们迎进楼后，我也跑了进去。
他们和祖父进了客厅，客厅的门关着。我虽然好奇，但也不敢擅自进去，我早被告知，大人有事的时候，小孩子是不能去“扰”的。四川话中，把捣乱叫“sao”，念第三声，和“扫把”的“扫”是一个音。这个“sao”字究竟怎么写，我拿不准，姑且写作“扰”字。不过“扰”字其实又另有念法。我还早被告知，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是不要去问的。以后想来，这样的规矩，和祖父的政治生涯，和他在严酷的*中形成的习惯不无关系。近年读到有的政治人物后代写的回忆文章，谈到父辈如何与之谈论内部政治问题，而算其年龄尚未成年。当临此时，我内心颇有不安。
我闻到屋里有一种强烈的异味，味道是从放在厅里的几个圆鼓鼓的囊中出来的。后来我从厨师张师傅那里知道，那囊是牛肚做的，里面放的是酥油。我从小对酥油的味道并不陌生，家里设有经堂供佛，里面就点有酥油灯。但那天我觉得从囊里散发出来那股味道非常难闻。几年后在北京和父亲讲起这种感觉，他说，不可能啊，酥油是很香的，恐怕是你的嗅觉特别。的确，我的嗅觉对羶味特别敏感。直到今天，我对于某些羶味食品，仍是心存顾忌。不过，那几袋东西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张厨师也是这样认为的。父亲权且接受了我的味道特别说，他的进一步推测是，依那时的交通条件，那些客人从藏区到成都要走很多天，天气又热，可能酥油变味了。
送走客人后，祖父高兴地吩咐用客人送来的酥油做糌粑吃。第二天，全家吃了一餐糌粑。糌粑是用青稞麦炒面和着酥油捏成的饼子。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食品。祖父吃得津津有味，显然对此颇有兴趣。而我却对那味道难以接受。我想不吃，被祖父制止了。他说，这样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又说，不能择食，要养成一个习惯，有饭不论好坏都要抓紧吃饱。我只能强吃下去。
“不能择食，有饭不论好坏抓紧吃饱”这样的话，祖父说过多次。在我成人以后，一次他又向我说起这个话，并且说，过去在部队的时候行军打仗，常常刚端起饭碗就又要出发，所以有饭一定马上吃，否则就可能饿肚子。他这一说使我对他讲这个话的个人经历背景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他从“非正常的”环境中得来的一个生存经验。
小时候吃东西，一是因为饿，二是因为馋，两种情况都是为自然欲望所诱致。这次酥油糌粑吃后，我知道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强吃”。从后来的生活经历来看，强吃虽然是很少有的情况，但只要走南闯北、跨文化交流、适应社会环境，而人们又把吃（或不吃）作为交往中相互发送的信号，那“强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应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记得1967年初，和几个中学同学一道从北京向南步行“长征”。走了一个月，到达河南兰考县。这一天，天降大雪，在雪地里走了一天，疲劳加上雪光晃眼，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感觉头晕。这个村子叫秦寨，是当年焦裕禄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蹲点的贫困村之一。我们找到大队干部，被分派到各家吃饭。我和一个同学去的那家，大娘做了玉米面和红薯干粉窝窝头给我们当主食，还弄了些干白菜熬成一锅特别款待我们的“菜”。饭菜进口后，觉得里面有沙土，很牙碜，特别是款待我们的“菜”，沙子更多。那时的口腔和嗓子还没有经过粗陋食品的打磨训练，加之头晕，所以非常不想吃。但那家的大娘非常热情，不断让我们吃，盛情难却，就只能强吃。吃完出来到村中街上，冷风一吹，忍不住呕吐了。好在没有吐在大娘家里。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祖父问到我外出的见闻，我也把这段经历讲了。他听后说：“对的。”
酥油和糌粑（2）
那是盛情下的强吃。也有非盛情下需要强吃的时候。1968年12月到山西省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后不久，按照当时“忆苦思甜”的模式，我们要求村里安排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忆苦饭”是以糠为主，加些麸子做成的团子。说是团子，其实并不能紧凑地“团”起来，只是大致捧住成一堆。“忆苦饭”吃到嘴里后，嚼来嚼去嗓子就是抗拒，不往下走，最后只能强吞硬咽。其实，当时所见和后来所闻，多数“贫下中农”把“忆苦饭”不是吃几口扔了，就是带回家喂猪了。
还有在遵从风俗下强吃的时候。1988年到新疆考察中，来到一处毡房。主人热情地做了手扒羊肉，并首先把羊头献给客人。按带领者介绍的当地习俗，首先由客人中年龄最小者割下羊耳朵吃掉，然后依年龄由小到大从羊头上切肉食之。一行人中有爱吃也有不爱吃的，但在那种情境下是不容选择的，都依俗而行。这时，我不期然地想到了小时候吃酥油糌粑的经历，心态遂变得相当从容。
上述顺便记起的几次强吃，并非是祖父所说的那种潜在饥饿威胁下的生存之道，而是社会文化约束使然。
其实我想，祖父之乐吃酥油糌粑，未必就是天生对那种食品有亲和感，很可能也有个人生活经历使偏好发生改变的因素，而在个人生活经历改变偏好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因素很可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后来从阅读文献资料中知道，他从1928年接防西康，同年任川康边防总指挥，1935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西康建省任省政府主席， 直至1950年解放，在西康经营二十多年。由于西康有很大一块地区是藏区，同时和西藏比邻，因此在此期间，和藏民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
祖父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曾讲到他的治理方略，其中把康藏精神和情感的沟通放到首位：
“关于治边之方略，则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俾化除隔阂，沟通情感，然后逐渐推行现代政治与经济设施，从事业上予以改进。”
祖父的这套方略，和他对西康历史的研究有关。他一个戎军之人，怎么对历史研究有了兴趣？据他陈述，这种兴趣起自1928年担任川康边防总指挥时：
“回忆本军接防时，仅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由这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的刺激，使我脑海中随时深深地感觉到一个很大的疑难问题――为什么名震一时的赵季和的赫赫经边之功，会一败至此呢？然则，威服政策之不足恃吗？假定不足恃，试问又有什么妥善的办法呢？我的这个疑难扩而充之，推而广之，竟引起我从历史上去研究整个经边政策的兴趣。”
清末西康由治致乱的历史教训是祖父特别予以重视的。光绪三十年，英军攻入拉萨以后，清朝政府决心积极经营西康，以抵御英国势力的渗透。当时任命了赵尔丰（即赵季和）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是祖父在经略西康时对其下属多次提到的人物。他认为“赵氏富有胆略，又深得清廷信任和川省接济”，内因外因配合，行改土归流之法，经营一度是卓有成效的。“前后五六年内，设治三十余县，兴学一百多所，拓地千余里，各项要政，粗具规模。”赵尔丰调任川督以后，傅华封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续办改土归流，西康全局大定。”然而当四川革命发生，政府兵力分散之时，情况迅速发生变化：
酥油和糌粑（3）
“因赵氏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故兵力一懈，康民受藏方鼓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