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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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我还略矮，1。73米，但跳起来可以抓篮框。他打篮球十分灵活，参军以后，成为65军篮球队的队员。我想，我们这样的身体状况，和小时候的运动，肯定是有关系的。祖父对我们进行体育活动的支持，不仅是出于对孙辈的疼爱，也有他对于体育之于个人事业和民族兴衰间关系的认识为基础。他反对做那些“使不住的事”，但体育不属此列。从祖父当年有关青年教育的讲话中，我读到了他对体育的重视和认识：“一个人的学问、事业，与体魄成正比例。精力之大小又与体魄成正比例。有强健之体魄，才有丰富之精力。有丰富之精力，才有高尚之建树，伟大之事功，此就个人而言。若就整个之民族而言，国民体魄之强弱，尤为兴衰成败之关键。”他举出了若干事例来说明上述道理。就民族的体育训练而言，他对斯巴达人带苦行主义的体能锻炼颇为推崇：“其教育专重体育，赤足裸体以为游戏，睡则叠芦为榻，衣则冬夏同服，食则粗粝为品，并且使他们游历山林以自给补，而养成其耐寒暑饿饥之习惯。”他认为，这样的体能训练，是斯巴达人能够称雄于世的重要环节。对于在20世纪前期迅速崛起的德国人的尚武和重视体格训练，祖父亦颇感慨：“现时如日耳曼民族，举国上下，亦以训练体格为急务，甚至以演武决斗来练习技术和胆量。”“德人尚勇如是，故能睥睨世界，顾盼自雄。”面对当时国人病弱的身体，祖父不免触发怀古之情：“我国汉唐盛世，现在考证起来，都可以想见当时民族魁梧奇伟与英姿奋发之风”！在经营西康的过程中，不仅这里经济、教育落后给祖父留下深刻印象，就在这样落后条件下生活的康区非汉民族的坚强体魄，也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曾感叹道：“即以我们西康的汉人而说，比较康人倮人，哪一个像他们胜得着大风、大雨、大太阳，这是大家亲自见的。”康人“生长于峻岭雪山、悬崖邃谷、好勇斗狠之环境中，他很自然地锻炼成了壮健结实的体格，艰苦卓绝的精神，崇尚勇武的习惯。这种体格、精神和习惯，就是人民的活力。”在祖父晚年，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到康人的健康体魄，可见印象之深。祖父从年轻时起，身体就不好，这或许是促使他推崇体育，鼓励锻炼的因素之一。他曾和我讲到，年轻时一次急行军，跑着跑着，“哇”的一下吐出血来，没办法，还要接着跑。吐血，或许是患肺结核所致。不过，祖父是否患过肺结核，他自己似乎并不清楚。据哥哥讲，祖父晚年发现的肺癌，就是长在肺部钙化点上。如果是这样，那么，祖父患的肺结核应当是自愈的。祖父不仅在年轻时患过肺病，而且心脏状况也不乐观。父亲说，祖父很早就心律不齐，按当时中医的说法是“间歇脉”，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过40岁。但这种宿命式的预言并未灵验，祖父该操心时操心，该做事时做事，最后以超过那个预言一倍多的82岁寿龄离世。祖父的日常锻炼就是作气功和走步，我没有见过他做过现在人们理解的那种体育活动。有一次稍微有点例外的表现是在我刚上中学不久的时候。上中学后，我所学的外语是俄语。俄语中的大舌颤音我最初发不好，于是早上起来经常到院子里结合单词练习。祖父总是按时在那里散步。也许是外语学习促发了他对青年时代学习的回忆。一次，他忽然和我说，他还记得几句德语口令，于是一边念口令一边做了几个操练动作。这可以说是老夫聊发少年想吧。
第二十章过春节
1960年初，到北京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就使我对这个传统节日有了别开生面的感觉。如果要用最简练的语言来概括在四川度过的春节和在北京新过的春节有什么特别不同，我会说，在四川是“吃”，在北京是“玩”。四川的美食丰富，自不待言，而四川家中的年饭，有必备的四样使我回想起来印象深刻：一是含有储备意味的自制腊肉、香肠；二是由糯米、豆沙和肉蒸制的“甜烧白”和糯米面的汤圆，这种食品在年节享用，应该是和许多地方的风俗一样，取糯米之“粘”与“年”的谐音；三是一种自制的“冲菜”，它属于腌菜类，但有像芥末一样冲鼻子的味道，年节食用用以解油腻；四是用煮过腊肉的水加上大块红萝卜、白萝卜做成的汤，大概意味着物尽其用和节俭。据我所知，这四道菜，在四川的不少家庭的年饭中是都有的，或许有民俗意味。最后这道汤，颇含有川菜制作中“撂头”尽量少的理念。到北京以后，曾听张师傅讲起，川菜和其他某些菜系的一个很大区别是“撂头”少，所以总体说来比较便宜。的确，在川菜中，植物的根、茎、叶、皮，无所不用以入菜；动物的肉、骨、皮、内脏，无处不精制成美食。有人说，川菜是下层百姓的菜，这种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我没有研究过川菜史，但从它今日凝聚成的形态再结合四川的历史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患难之民逢遇天府之国的产物。患难之民尝试过植物、动物的各个可能食用的部分，舍不得将任何可食部分弃之不用，而天府之国的物产，则可以使人将食物做得精美无比。川菜的节俭和丰富，最终使它可为不同阶层的人所接受。相比之下，倘若是贵族架子遭逢单调的物产，那饭食除了显示地位的讲究之外，便难有什么更多的话说了。来北京后的春节，“玩”这个印象是来自祖父带领全家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大观园”活动。“大观园”并不是当时的叫法，而是在今天回想起来时，对《红楼梦》中的这个词的一个借用，以说明那种同时安排着丰富多彩的活动使人目不暇接的地方。当时，安排春节游艺活动的人民大会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的春节游艺活动中，有戏剧演出、电影、体育表演、得奖游戏等，参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项目。祖父和祖母选择了看川剧，我也去看了一会儿。那天演了一个《西游记》的故事，我记得猪八戒演得很滑稽，他用肚子和屁股和妖怪打斗，引得全场哈哈大笑。对于川剧，我只是很有限地看过几场，可以说完全没有领悟到它的艺术内涵，只是对它的搞笑表演有点印象，属于看看热闹的性质。热闹的打斗戏一停下来，我就跑到别处去了。我和哥哥、姐姐、弟弟在人民大会堂里跑来跑去，一会儿看看乒乓球表演，一会儿看看木偶戏，一会儿玩玩得奖游戏。玩得奖游戏的收获是两个东西，一是一个塑料小葫芦，另一个是小猴子木偶那是一个很简单的木偶玩具：由头部和T型的小衣服组成。木偶的头部是中空的，指头伸进去可以做出各种头部动作；小衣服的领口套在木偶脖子上，用皮筋拴好；手指伸到两只袖子里可以做出各种胳膊动作。在人民大会堂玩完以后，我们几个孩子意犹未尽，回到家里，也模仿设计了一些游戏，如钓鱼、蒙眼指鼻子、套圈等等，画了些纸片当成奖品。游戏的参加者除了我们几个孩子自己以外，还有父母、祖父、祖母。当然，他们只是不扫我们的兴，象征性地玩玩就是了。除了游戏，我还想自编自演木偶戏，这是得到了小猴子木偶奖品，又看了木偶戏后萌发的想法。一个小猴子木偶当然不能成戏，必须多几个木偶才能有角色。木偶从哪里来？我发现，废弃的小药瓶、墨水瓶、打坏的乒乓球，可以用来改造成中空的“木偶”头。我的改造方法十分简陋。对破乒乓球，掏个中指头可以放进去的洞，再画上鼻子、眼睛就行了。小瓶子，洞是现成的，只是不好画。那就在外面贴一圈纸，在纸上画出模样即可。至于T型小衣服，则找到碎布头拼缝制成几件。总之，因陋就简，做成了几个没有木头的“木偶”。虽然不好看，形象比那个小猴子差远了，但是，总是可以配戏了。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在屋子拿毛巾被拉了个帘子，就可以演出了。观众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我们几个孩子躲在幕后，把套在手上的木偶伸到帘子上面，木偶就此登场。演出内容，完全是现编现卖。虽然不成个什么故事，但也热闹开心了一阵。新的游戏固然为到北京后的春节增添了新意，但川味的饮食却始终是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且，到北京的时间越长，对川菜的回味就越强烈。在史家胡同23号居住的那些年，自制几样四川特色的过年食品，成为一种年年必有的活动。腊肉是我参与做过的一种食品。虽然离开那个院子后，三十多年的时间中，我从来没有再自己动手做过腊肉，但那时的制作程序却深深留在我脑子里。腊肉是腌制食品，需要用盐，盐是在锅里干炒过的。炒时火不能大。盐炒热以后，把锅从火上移开，盐不要立即盛出来，等温度略降，把一些花椒放到盐里搅拌，这样，盐里便有了花椒味道。
用花椒味的盐腌制腊肉，大概是四川腊肉和湖南、广东腊肉不同的地方。等花椒盐冷却以后，把它仔细地抹在准备腌制的大块肉上。抹好盐的肉要放到缸里，上边压上一块石头（压石头的作用我没有问过，大概是便于把肉中的水分挤压出来），然后把缸封住。过了一个月以后，开缸，肉就腌制好了。接下来的工作是烟熏。在史家胡同，烟熏过程是这样进行的：找来一个大花盆，里面放上些锯末、干松枝和松果；找几根棍子支成一个架子，把腌制好的肉吊在架子上，悬在花盆上面；在花盆的锯末里放一小块炭火，使锯末生烟，但不能着成明火；为了使烟能更集中地熏在肉上，在挂肉的架子上笼上点纸。就这样熏上几天，一块川味熏制腊肉就做成了。熏的天数依个人味口要求而不同，一般两三天即可，在北方的天气里，熏时间长了，肉就可能咬不动了。吃的时候，从大块腊肉上切下一块，或蒸或煮皆可。因为投入了劳动，所以吃的时候，总觉得自家做的腊肉特别好吃。暂时不吃的腊肉，在四川，还有许多南方地区，通常是挂在房梁上或房檐下通风保存，但这个作法到北方行不通。张师傅说，粟裕大将家的厨师按南方的习惯把腊肉挂在房檐下，结果等到要吃的时候，拿斧子劈都劈不动。还有一项颇有乐趣的自制食品工作是磨汤圆粉子。在成都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直径约一尺的石磨，那是用来磨黄豆做豆酱、豆花，磨江米做汤圆、年糕的工具。到北京来时，舍不得丢掉，就带来了。到北京以后，品尝了江米干粉滚制的元宵，南来的一行人一致认为远不如四川水磨粉做的汤圆，于是，小石磨在春节前就被启用了。那时，北京市面上买不到现在每家超市中都有的水磨江米粉包的汤圆，自制几乎成为享用这种美食的惟一途径。在磨粉之前，江米先要用水泡。小石磨被架起来，下面放一个大盆盛接磨好的水粉。石磨分两层，上层有一木把，是用来转动磨子的，还有一个洞，用于加料。磨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一人转磨，一人加料。母亲带着我们5个孩子，连玩带干，一个晚上就把春节期间要食用的汤圆粉磨出来。磨好的粉，先装到一个面口袋里，把水挤压出去，就可以用来包汤圆了。暂时用不了的，晾干后还可保存一些时日，供日后再用。但不能保存时间太长，时间太长，味道会发酸。至于汤圆的馅儿，也是自制，有豆沙、黑芝麻等多种。我家的习惯是春节早上吃汤圆。一早起来，母亲就操持这件事，我们几个孩子也积极参与。包汤圆没有包饺子复杂，不需要那些折叠的技术，但是因为江米面没有小麦面那样有韧劲，容易散，所以手头要轻柔一些才能把汤圆包的圆润光滑。客人来串门，只要还有汤圆粉和馅儿，家里总要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供品尝。吃过我家自制汤圆的人，都是赞不绝口。逢临春节前磨汤圆粉，这在家里一度形成惯例。离开史家胡同以后，父母家里一度还保留着这个传统活动。随着改革开放，食品丰富，市场交易带来了各地美食，包括四川汤圆，自做不如购买，这个家庭传统也就被比较成本所改变了。
第二十一章“自然灾害”时期
到北京以后，饮食上由在四川时的几乎顿顿米饭，变成一半米一半白面，初时感觉不太适应。吃馒头总觉得不如吃米饭顺溜，好像有点噎嗓子。但不久就发现，更噎嗓子的棒子面窝窝头的数量增多了，相比之下，馒头成了上品，更不用说米饭了。伴随这种变化，我们听说，国家正经历着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在1960、1961、1962这三年中，“不够吃”成为一个流行的话语。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倒并没有觉得吃不饱，除了上述粮食种类的变化之外，突出的感觉是肉、蛋、豆制品等副食品显著减少，肚里缺油水，变得更馋了。我们几个孩子中，恐怕经常尝到饥饿滋味的是大弟弟世昕。他从小个子就长得高大，我上三、四年级时，他还在幼儿园，但个子已经和我差不多高了。在幼儿园中，因为食品短缺，所以一个年级的孩子不论个子大小，都是按同样数量供给食品。这样，个子大的世昕常常吃不饱。记得他和小弟弟每天傍晚乘幼儿园的儿童车一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我饿。”母亲照常会拿出一些点心给他们吃。他们跑到祖父、祖母屋里去问候的时候，祖母也总是从桌子旁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些点心给他们吃。那时，点心是按人定量供应的。对哥哥、姐姐和我，父母实行自我管理的“包干”制度，即按定量买来以后，由我们自己保管并自行决定在何时吃掉。而两个弟弟的定量供应点心，则由母亲管理。其实，父母的点心，也基本上给弟弟们吃了。母亲的一个表姐，我们叫表姨妈，居住香港，有时寄来一些侨汇券，可以在侨汇商店去购买东西。母亲买来点心，便分发给我们，她自己基本不吃。那段时间，母亲身体不好，还出现了浮肿，正是营养不良所致。祖父、祖母除了定量供应的点心之外，还可以去买高价点心，祖母拿给孙子们吃的点心，部分出自此。有一次祖父生病，在协和医院住院，放学后我去探视。进病房后，祖父笑着递给我一个小盘子，里面放着一块蛋糕。那是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