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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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有两次反对蒋介石主政的经历，于此过程中，在国民党内和汪精卫有较多的联系。 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当汪精卫主张妥协而叛国后，祖父立即通电，谴责其“信念不坚，言行逾范”，指出“最后胜利，尤宜并力争取，绝无中途妥协之余地，更无和平谈判之可能”，表示“抗战到底”。
1944年冬季，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西南为之震动。那时候，云南的龙云来电向祖父征询对策，他和“唯民社”的同人商议后答复说：如果敌人继续西侵滇康，我们要动员地方力量抗战到底，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绝不能有任何动摇。
事实上，在列强环伺、国家危难中成长起来的祖父，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国家独立、富强的理念远高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在对苏联的关系方面，我想，他定然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而不会去纠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主义的论争。
从尘封的文献中去寻找祖父的思维脉络，使我注意到，祖父在经边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深深感受到国防与外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他有关“国防勿与外交相混淆”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国家关系变化的看法：
“何以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然，将使我们的国防，无目标、无对象、无决心，终致无建树。例如西藏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英、俄垂涎和彼此冲突的关系。然而就外交来说，现在英、俄都是我们的盟友，究竟还防与不防呢？拿印度来说，其情势更难处了。原来它是英国侵略西藏的基点，然而她现在又变成了我们的盟友，其难处者一。拿英、印的关系来说，我们不能不同情印度对英要求独立，然而这又是我们的盟友――英国――所最不愿意的，其难处者二；说不定日本的势力不久会伸手在印度来，印度为了脱离英国羁绊，也如缅甸一样，去与日本合作，这也有可能的。到那时我们不能不把印度当成敌人，然而毕竟它为了自己的独立，不能不给予同情，此难处者三。至于缅甸已变成敌区，这不用说了。从这样说来，因了外交的关系，岂不是将使我们的国防手足无措吗？这却不然！我们谈国防有个原则，就是‘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外交是一时利害结合的问题，国防是千年万代立国的基础，绝不因一时国际的变化而变化。与敌国相处，有国防；与友国相处，亦有国防。就外交的观点来说，环绕国境者，有敌有友；就国防的观点来说，则无论为友为敌，暗中都是敌对的性质，这是二者一个很大的差异。”
在这里，祖父站在纯粹的国家政治人立场，以其特有的坦率，把话讲得十分直白。既然如此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中苏之间亲密也好，交恶也好，祖父不为奇怪，也是很自然的了。
周总理来家中（1）
1959年秋季的一天中午，下课走出学校大门，发现胡同里和往日不同，隔一段距离就有一警察站岗。看样子，有重要人物来临。听街上人说，来的是周总理。
走到家门口，发现这里有更多的警卫人员，我意识到，很可能周总理到家里来了。祖父的警卫员在门口提醒我，不要去大客厅，由左侧走廊直接回后面中院去。见到母亲得知，的确是周总理来了，一道来的还有贺龙和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总理一行中午在家里的饭厅用餐，父亲、母亲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小客厅吃饭。我只是在到厨房取食品的时候远远看到周总理等人。我吃完午饭就到学校去了，周总理等人何时离开的不得而知。
周总理和祖父谈了些什么，我未听祖父事后谈及。我只是在和做饭的张师傅闲聊的时候，了解到周总理对川菜的一点看法。那天，考虑到周总理是江浙一带的人，又有在江西、重庆等食辣椒地区的生活经历，张师傅在配菜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辣与不辣相互搭配。用餐后，周总理对张师傅表示感谢，并谈到，认为川菜都是辣的是个误解，其实川菜很丰富，有许多是不辣的。我问张师傅，川菜中不辣的占多少？张师傅说，就宴会餐而言，一多半都是不辣的。在宴会配餐时，通常辣的占四分之一为宜。
在当时的一些高级干部中，张师傅的手艺颇有名气。1992年到深圳开会，于光远先生带我去拜见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知道我是刘文辉的孙子后，说了些称赞祖父的话，还特别问到，张师傅后来到班禅那里做饭去了？我回答，是。他说，张师傅做的饭特别好吃！
祖父是在1942年2月第一次和周恩来会面的。这次会面，是通过祖父的朋友和旧属张志和居中联系而成。当时，他们会晤于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吴是祖父的好友和旧属）。这次会谈高度机密，在座仅祖父和周恩来二人。根据祖父后来回忆，周恩来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认为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则在于坚持*，反对*。周恩来表示，在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他向祖父建议：应当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地方*力量的团结；而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必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他的看法是，西南地方力量当时有条件这样做，应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这次会面达成的一个操作性协议是，*中央派员到雅安，在祖父任军长的24军内设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 是年6月，*中央派王少春夫妇和报务员石励携带电台到雅安。 为防止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捣乱，祖父将他们安置在苍坪山下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保卫。王少春和祖父直接联系， 当祖父离开雅安的时候，指定张伯言和杨家祯参谋长和他联系。从此，祖父和*中央有了一条直接联系的渠道。通过这条渠道，祖父得以及时了解*中央对局势的分析和态度以及有关政策。 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也通过这部电台和祖父沟通。祖父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是，1949年刘邓大军即将进军大西南之际，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祖父及时通告，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并嘱咐祖父，起义行动不宜过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祖父对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的关照十分感念。
周总理来家中（2）
祖父与周恩来的政治交往，无疑是首先看重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这一政治背景。然而，周恩来的个人能力和人格特点也无疑使祖父乐于与之往来。祖父晚年曾和我谈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精明过人，你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你的意图；为人周到。
除了设于祖父军队中的电台这一渠道之外，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有时也通过中国*政团同盟的朋友向祖父转达一些意见。比如，1945年初，旧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周恩来在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南京之际，嘱民盟朋友向祖父转达说：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总是不可避免，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并提醒祖父：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支持，谁也站不住。他希望祖父把西康工作做得好一些，取得人民支持。
祖父和中国*政团同盟（这是中国*同盟的前身）有较深的渊源。1941年，国内几个政治派别在重庆召开会议，联合组成中国*政团同盟，推选张澜任主席。在中国*政团同盟酝酿成立期间，张澜曾多次和祖父会晤商讨，希望川康军政界负责的朋友予以合作。祖父向张澜承诺，对中国*政团同盟将在政治上配合，经济上尽力协助。此后，祖父的确是这样做的。同时，祖父也通过该同盟扩展了政治联系。
祖父虽然和中国*政团同盟领导联系密切并对该组织的活动积极支持，但在一段时间中，他并不是其成员，和*政团同盟的政治和组织关系主要是通过和张澜的个人联系去体现，对外则以同情者的面目出现。祖父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人士于1941春年组织了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该团体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中国*政团同盟的活动或对之支持。参加“唯民社”的有共产党员、*人士，其中大都是文化界、教育界名人。“唯民社”成立以后，创办了《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唯民周刊》等刊物，以及书店、报纸，宣传抗日和*思想。关于“唯民社”的成立过程和宗旨，祖父在其回忆文章中曾有所叙述。 为了使回忆更加准确，祖父在1960年代准备写作时，曾请一些重要当事人协助提供资料。在祖父去世后搬家时，发现有的资料居然没有在“*”初期的抄家中遗失。父亲把这些材料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中，有一份是“唯民社”主要成员李相符（李是共产党员）写的“唯民社”成立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在一九四一年间，当时蒋介石反动政权，已日益暴露消极抗日、积极*，同时在大后方借‘抗日’之名，加强一党*。特务横行，压制*，引起全国人民不满。即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几个经常来往的朋友（其中有邵石痴、马哲民、黄宪章、杨伯恺、李相符等），在一次聚会中（地址在邵宅，时间约为一九四一年春），根据自公（祖父字自乾，这是尊称――笔者注）的授意，我们一致认为，为开展后方*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邵石痴主持财政，马哲*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在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的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实行*’。”
周总理来家中（3）
至1944年，张澜向祖父讲，现在抗战形势更艰巨，反蒋斗争也更尖锐，你老应当正式入盟。祖父同意张澜的意见，遂申请加入民盟。这样，祖父在成都慈惠堂街张澜的住所，填写了加入中国*政团同盟申请书，履行了加盟仪式，成为正式盟员。张澜考虑到祖父的特殊处境，将申请书当面焚毁，这意味着祖父是一个秘密盟员。祖父的秘密盟员身份，只有张澜等极少数人知道。
1945年10月，在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的政治出现新的格局，前景展现出新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政团同盟内部发生分化。分化之后，中国*同盟成为独立党派。中国*同盟召开临全大会，推选张澜担任主席。在会上，祖父被选为中央委员，身份仍旧不对外公开。
*同盟临全大会以后，鉴于“唯民社”的宗旨已经包括在民盟政治纲领中，且该社主要负责人大都参加了民盟，遂停止活动。
那时，国民党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1946年5月，祖父与国民党内及民盟的一些人物，包括李济深、冯玉祥、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重庆聚兴诚银行举行秘密会议，分析局势。据与会者分析，未来的发展可归纳为两种可能：第一种，政协成功，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第二种，政协失败，国共决裂，进行全国性内战。多数人主张，如果出现第一种局面，应当积极参加联合政府；如果出现后一局面，则应联合国民党内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开展反蒋斗争。
1947年冬季，李济深委托朱蕴山到成都找祖父，商讨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祖父未亲临成立会。在会上，祖父被推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化名杨宗文。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后，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对象发展组织，同时联络各县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成为参政、议政的“*党派”组织。听父亲讲，由于祖父兼有这两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而向周恩来征询去留意见。周恩来的意见是，还是作为民革成员为妥。祖父遂退出了民盟。这样一个安排，从后来的政治进程来看，客观上使祖父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民盟组织中形成的尴尬。
回顾祖父和民盟的关系，不乏一些令人回味之处。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但是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它也发展了像祖父、龙云这样掌握枪杆子的地方实力人物为秘密盟员。这样的举措，固然包含有民盟政治领袖张澜等人的政治大略考虑，但也和蒋介石集团对于像民盟这样有独立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的压迫包括暴力威胁有关。在一个没有和平竞争环境保障的多党格局中，受到政治压迫和暴力威胁的政治组织要坚持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寻找特殊经费来源和必要的安全转移地。而像祖父那样在思想上认同民盟政治纲领，政治上对民盟有所依凭，私交上与民盟领袖有互信的地方实力人物，正可以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提供某些经费支持和安全保护。事实上，1947年，当四川民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之际，成渝两地的一些民盟负责人正是转移到祖父控制下的雅安坚持斗争。
这样一幅多党政治格局图景，离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多党和平竞争的理想状况相去甚远。但却是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一幕。我有时甚至想，如果共产党没有很快地取得国家政权，而蒋介石集团对其他政党的暴力压迫再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像民盟这样由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会不会也被迫走到武装割据的策略路线上去？
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精英人物的设计，但或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充满传统羁绊的现实基础上逐渐演变的。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精英们拿来了国外的多党蓝图，但却演变成了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竞争；拿来了共和口号，却演变成了军事割据。这种怪异的状况，和当初的理想相去何远！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充满中国特色的方式取得政权，实现大陆的基本统一与和平，并建立起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几经曲折之后，实行了充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