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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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研究一旦相当兵力被抽调走，如何确保治安。这样，驻华北日军就必须缩短战线，确保重点。大概是经过石家庄会议的研究，日军决定集中兵力，实施上述两项作战。“扫荡”冀中，是为了夺取这一“华北的乌克兰”，从经济上打击我方；进攻晋东南，搞掉我指挥机构和领导机关，则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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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倒计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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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人在1942年的“扫荡”有一套周密的部署，先“扫荡”冀中周围的冀东、冀南及冀西，然后集中重兵一下扑向冀中，当我们的视线正被冀中所吸引，以为这就是日军的“底牌”时，日军却又猛然扑向晋东南采访冉淮舟记录。
　　一些当年在冀中从事军事工作的老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日军大规模“扫荡”冀中，决不仅仅是为了“扫荡”晋东南作陪衬，作铺垫。从敌人的作战规模、战后部署等一系列因素看，日本人的的确确是要占据冀中。采访成学俞记录。日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在谈及1942年日军的行动时，说：“在此期间各肃正作战的特点为，以覆灭敌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为主要作战目的，设法使治安区空前扩大。”
　　相反，在“扫荡”冀中和“扫荡”晋东南这两项作战中，“扫荡”冀中似乎比“扫荡”晋东南更为重要。“扫荡”冀中，是由日华北派遣军直辖部队实施，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而“扫荡”晋东南，是由日华北派遣军属下的第一军实施的，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直接指挥的。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以冀中作战为主题叙述华北方面军的主要肃正作战情况。”不是没有道理的。
　　既然对冀中的“扫荡”变得重要起来，那么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是不行的。1942年三四月间，日华北方面军各主任参谋进行了现地侦察及研究准备工作。4月中旬，在日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有末精三少将主持下，在保定附近召开“现场会”，研究对冀中的作战和“讨伐”。三四月间，日军兵力也开始集中。驻冀中地区的日军开始集结，以伪军代替守备。4月7日原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始向冀中移动。原驻石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调往冀南邢台。日军还加强了对冀中的情报工作，破获了冀中军区电台的密码，已能掌握其动向。侦悉冀中军区司令部“在同一地点，从不连住三天。”到了“4月中旬，方面军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这时，距“五一”大“扫荡”，只有半月时间了。该“计划”声称，此次对冀中“扫荡”的手段及目的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冈村宁次下了相当大的本钱，据日方文献，此次“扫荡”直接参战的日军部队有第41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由第110师团、26师团各一部组成的白泷部队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一部组成的小川部队，“共计步兵十八个大队为基干”，另有110师团、27师团及空军一部配合作战。共计日军约5万人。1942年秋季，日军对冀东的“扫荡”，出动兵力为步兵约11个大队；对冀鲁边区的“扫荡”，出动兵力为步兵约10个大队。1943年春季对冀西的“扫荡”，出动步兵12至16个大队、秋季对冀西的“扫荡”，出动步兵20个大队，对鲁中的“扫荡”，出动步兵9个大队。通过上述“扫荡”日军使用兵力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日军对冀中“扫荡”出动18个大队，是相当大的压力。日军对冀中“扫荡”的详细计划，一方面，确比以往周密；另一方面，也不是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仓促的。这个计划，与1940年日军第十一军对宜昌地区国民党军发动的“扫荡”在大的框架上，是十分相似的：第一，在“扫荡”前，也对周围地区进行了佯攻，4月23日，以独立混成第14旅团进攻九江，20日开始，以海、空军部队攻击洞庭湖一带。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引向正南，然后突然向西发动进攻；第二，也是五月一日发动的进攻；据称，此次作战，国民党军遭受严重损失。“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而国民党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虽然料到日军即将发起进攻，但没能准确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日方文献声称：“敌方似乎早已侦知日军的进攻企图，但对进攻方向并未得出准备判断，推测或是宜昌方面或是襄阳方面，颇有战战兢兢的状态。”而此次宜昌作战，又“完全可以说只是一年前在此地进行的‘襄东会战’的再现。那次会战的时间也是5月1日开始，在同一战场经过大体相同的战斗。”
　　日军在战役指挥上，水平并不高，十分僵硬、死板，不仅进攻的框架大同小异，而且连发起进攻的日期也不作变动。宜昌作战，是由冈村宁次曾任司令官的第十一军，在他调任后几个月实施的。到了1942年，匆忙之中要制定对冀中的“扫荡”计划，冈村宁次及其下属，很可能会想起这次成功的战例，并如法炮制。所不同的只是规模不同，宜昌作战的规模当然要大得多，“参加此次战斗的重庆军约47个师30万人。日军兵力只54个大队。”
　　“五一”前夜1942年4月7日——距“五一”大“扫荡”24天。
　　上一年年底调往武汉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始从武汉移向冀中地区，至4月中旬，已大体完成配备，旅团部设在石德路上的衡水。
　　1942年4月10日——距“五一”大“扫荡”21天。
　　原驻山西临汾的日军第41师团主力，接到命令准备向冀中地区移动。
　　1942年4月18日——距“五一”大“扫荡”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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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倒计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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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日本首都东京天气很好，在“午后零时三十分顷”，从浙江衢县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突然飞临东京上空，进行了轰炸。这对正在向日本国民大吹“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的日本当局，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4月21日日本最高决策层决定立即要占领中国沿海，以防备类似事件的再次出现。当时，日中国派遣军曾提出能否暂缓一步，先执行已完成部署的十九号作战（进攻广德、宁国）但日本大本营于22日即予坚决的否认，答复说：“根据全国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为此，立即中止第十三军的十九号作战，迅速转入摧毁机场群作战。”“这样一来，连畑总司令官（指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畑俊六）也知道再提意见也无济于事，于是接受了上述指示。”
　　要达到日军预期的作战目的，需要40余个大队的兵力。仅靠第十三军还不够，只得由各地抽调。日华北派遣军自然也不能例外，日方文献声称：“华北方面军于26日前后接到中国派遣军的密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约14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预计以三个月为期参加此次作战。当时方面军正在举行各兵团长会议，乃于27日夜，紧急召集各军作战主任参谋进行讨论，决定在不影响冀中作战的情况下，主要由各军分担任务。”
　　26日，也就是“五一”大“扫荡”的前5天，冈村宁次突然接到这么一个命令，要他抽出14个大队（约占驻华北日军138个大队十分之一强）的兵力，他不能不考虑：对冀中的“扫荡”是否还如期实施。当时冈村宁次无非面临着几种抉择：或是中止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推迟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按原计划执行。27日夜的会议上，一定有各种意见。最后，冈村宁次作出决定：如期“扫荡”冀中，调驻山东的日军第32师团主力等部队去南方，未从直接参加冀中作战的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抽调兵力。但尽管如此，对冀中“扫荡”的日军实力，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肃正建设计划从年度一开始就被削弱了。”1942年4月24日——距“五一”大“扫荡”7天。
　　冀中区领导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开会，商定了分散人员、搞好侦察等几条反“扫荡”措施。同时，再次向各地委、各军分区发出反“扫荡”的紧急指示。“五一”大“扫荡”后，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他提到的指令，大概就是指的这个紧急指示。其实，此时冀中方面虽已觉察到敌人即将开始“扫荡”，但对日军“扫荡”的规模、作法，并不知晓。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冀中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的卓雄讲，在“五一”大“扫荡”前，也就是4月份的样子，冀中区党委几位常委，有吕正操、黄敬、宣传部长张仁槐，公安部长张国坚及他本人等共七八个人，曾开过一个会，讨论形势。从当时的形势看已是“待不住”了，中央和晋察冀军区都有电报，说不要硬拼，不行的话先撤到山区。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卓雄讲，他是主张往山区走，避开一时，吕正操不想撤，并讲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三四条经验。黄敬没有明确表态，那意思是能坚持下来也好。最后决定再待一段时间看一看。卓雄老人年事已高，他说，会议的准确时间和准确内容都回忆不起来了，但肯定是“五一”大“扫荡”前不久的事情。采访卓雄记录。或许，就是24日这次会议？1942年4月25日——距“五一”大“扫荡”6天。
　　驻保定的日军110师团对冀西地区发动“扫荡”。
　　1942年4月26日——距“五一”大“扫荡”5天。
　　在这一天夜晚，冀中九分区18团一举攻入博野、蠡县两县城，俘伪军、伪警及伪政府人员300多人，打开两城监狱，解放同胞50余人，摧毁两城碉堡工事，缴获各种物资甚多。冀中部队突然袭击敌伪占据多年的县城，给日本人很大震动，当时的日华北方面军编辑的《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称：共军“对于我方不断的扫荡，煞费苦心地研究对策，在军事上不见有主动的活动，但在平西、冀西、冀中、冀鲁各军区部署了对冀东的策应，或估计到对冀西的扫荡，而部署了晋西北、太行、冀中的策应。4月27日夜（此日期不确——引者注）对冀中军区的高阳、博野、安国一带发动了全面袭击。这些都是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统一命令进行的，其战略倾向值得注意。”显然，日本人非常害怕八路军再来一次“百团大战”，对我各根据地采取的统一行动——尽管规模并不是很大，也非常敏感，可以设想，在27日夜日华北方面军的会议上，18团的进攻，对于坚持按原计划“扫荡”冀中的意见一方，一定是个不小的砝码——连县城这样的大据点都失守了，再不“扫荡”，事态将难以控制。
　　在这一天，冀中军区变更了密码，日方“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指无线电探测——引者注）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日本人本已在3月破译了冀中军区的密码，以为稳操胜券。冀中军区忽然改变密码，日本人对此是很失望的。
　　1942年4月28日——距“五一”大“扫荡”3天。
　　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下达了对冀中“扫荡”的作战命令。日方文献记载说：“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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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倒计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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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4月29日——距“五一”大“扫荡”2天。
　　日军对冀南地区我军及国民党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一被日军称为“十二号作战”的行动，“为了隐藏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敌人，”特地安排“在冀中作战之前进行。”日本人不仅在“五一”大“扫荡”前利用对冀南的“扫荡”“迷惑并牵制”我方，直至“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仍在利用对冀南的“扫荡”扰乱我方视线。5月7日，日军41师团万余人，从山西临汾地区东移，先是乘火车至邢台，企图使我方误以为是去“扫荡”冀南，10日突然乘火车北上至石德路衡水、辛集一线，“扫荡”冀中。
　　日军4月1日开始对冀东的“扫荡”（至6月方结束），4月25日开始对冀西的“扫荡”，4月29日开始对冀南的“扫荡”（5月15日结束），5月1日又开始对冀中的“扫荡”，我河北各根据地几乎全面受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这一系列“扫荡”中，日军的重点，是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而当时我方是难以一下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的。等到我方明了了日军的企图，时间又已过去了。而日军要的，正是这个效果。几十年后，吕正操在回顾起“五一”大“扫荡”时，还特别指出：敌人在对冀中区作战之前，先于4月初由敌27师团对我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于4月25、26日由敌110师团对我冀西地区进行“扫荡”；于4月29日开始对我冀南军区进行了突袭。敌人的这几次作战，都是为了起佯攻牵制作用，用以迷惑我军，目的是为了隐藏即将对冀中区的重点作战。
　　1942年4月30日——距“五一”大“扫荡”1天。
　　上午：献县盖田庄一带九分区为庆祝“五一”节，召集党政各界干部聚餐，会间九分区政治部袁心纯主任把敌工科一位干部王闻介绍给地委组织部长，他说王闻即将带一个武工队去高阳、蠡县一带活动，请他给蠡县县委书记写封介绍信，让蠡县县委书记准许王闻列席县委会议，以便了解全县情况。当天晚上，这支由42区队三四十名老战士（1/3以上是班排干部）组成的武工队，就穿过肃蠡公路，向已被敌人蚕食的蠡县地区进发。上午，赵县西南角的中近村。六分区所属44区队九百多人，在头一天晚上刚刚秘密进入这个村子，这村有个三层高的岗楼，但无敌人驻守。部队进村后，立即在村边和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