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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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
“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中共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还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对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冈村宁次说：“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据冈村宁次的日记，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过了5天，也即12月23日，蒋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要点：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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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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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审讯，社会正义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冈村宁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个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将”、“天才”吗？当然不是。首先，冈村宁次在作战上也无法摆脱日军那一套陈旧而机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挥上决非像他的部下吹嘘的那样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就是在冈村宁次颇为自得的武汉会战中，他的指挥也屡屡出现重大失策，以致参加过武汉会战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起当年的战况时，竟发出“不知畑俊六和冈村宁次当时是怎样想的”感慨。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冈村宁次自称是极其关心日军军风纪的，声称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为日本军队“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军纪）”的“理论”：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冈村宁次这一套“理论”，倒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那么既然如此，在这位如此关心军纪，而又大权独揽的司令官先生的统率下，至少华北日军的军纪应该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日军，在冀中是怎么样的“军纪”，给冀中妇女带来的是怎样的苦痛。冈村宁次为人十分冷酷，不择手段。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甚至可以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多么冷酷无情。
如果说冈村宁次对他对本国妇女犯下的罪行还有那么一点内疚的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简直连一丝悔恨也没有，而且不仅没有悔恨，甚至还死不认账，颠倒黑白。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
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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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出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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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临清、馆陶、邱县一带进行大“扫荡”时，每逢攻入村庄前，上司都要下达这样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来，家畜也集中，好吧。临走时候点把火！”这样的命令，在进入哪个村子时候也都是这样传达的。鬼子进村冈村宁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111大队曹长种村一男也供认，1943年5月，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讨伐”行动时“我的中队是支队，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日本兵进村的情景是这样的：
“冲呀！”他们托着枪，随着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队长，一齐闯进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脚疼，也跟着飞跑过去。可以听到老婆子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混杂着猪的叫声。部队也好像是到了村里，可以听到士兵的大喊声，农民的咒骂声，女人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叫声，猪和鸡垂死的叫声等等。这些声音掺杂在散乱的人们到处奔跑的脚步声里。日本兵离村时的情景则是：日军43大队蜂拥来到临近渤海湾的滨县东北十几公里的这个村子，是1944年快要结束的11月22日一个阴沉沉天气的傍晚时刻。“日军”走过之后寸草不留。这是中国人民痛切的控诉。1000多名日本军住过一夜的村子，样子就完全变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处都丢着猪头、鸡爪，鸡毛乱飞。从房屋门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面粉、衣服，各式各样的布头，扔得到处皆是，连落脚地方都没有。当然，这还是指“哪里都看不见人影”的村庄。日军只能是烧光、抢光，无法杀光。无怪日军士兵在谈到所谓“讨伐”，也即“扫荡”时，是这样认识的：比战斗更重要的是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杀掉牛、猪、鸡，把凳子或是农具——有时连棺材也当作劈柴。用搜罗来的油和面粉烹调成“野战饭菜”来吃，这就是所谓“讨伐”。如果去“讨伐”，酒和女人都会有的，赌博的“资本”也有了，但别把性命丢了。这就是“讨伐”。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冈村宁次等人不敢正视这些事实，还在那里大谈什么“戒烧、戒淫、戒杀”，这才真是“实为可笑”。
冈村宁次也不是老那么“沉着”，具有军人风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冈村“突然接到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紧张。”又是忙着收拾行装，又是急着联系汽车，29日一早，即乘美国船仓惶出逃，“由于匆忙动身归国，竟未领取国防部的判决书。”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再次幸免于难，过去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儿了。”
此时此刻，这位连判决书都没有领取的“幸运儿”心里，恐怕只有逃脱了法网的庆幸，离开了中国的惊恐，哪里还有什么“沉着”、“从容”的“大将风度”呢？冈村宁次还很迷信，他在北京的几年中，就有一位“占卜大师”小玉吞象“时时来访”，为他占卜。到了战后，冈村宁次更是坐禅诵经，日盛一日，俨然像个“居士”。
总而言之，冈村宁次就是这么一个一方面对中国有相当了解，并有相当实战经验，也确有一定才干的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十分冷酷、虚伪，且不敢面对历史的人。在人民眼中，他是个灾星，在战争狂和某些中国人眼中，他又是个“将才”。
然而，目前的问题是，这个灾星就要到华北来了。
1941年7月7日，东京，当年的少尉要领兵出征了白天，冈村宁次参加了在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举行的任命他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的仪式。仪式后，东条英机与冈村宁次来到一间密室，交谈起来。东条英机说：“你在重庆也有朋友，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看来，日本政府对冈村宁次真是寄予“厚望”，付与重托的。一方面，希望他对中共军队实施残酷镇压，用冈村宁次本人的话讲，他在“北京三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持治安，清剿作战——即对中共军的讨伐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则指示他尽力利用他的“旧友”关系，予以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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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出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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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冈村宁次回到住所，请来邻人片山下围棋。日后片山写了一篇“对弈记”，记叙了那天晚上的情景：“×月×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府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鸟鹭（谕围棋黑白子——译注）之战。”
近一周来，将军府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弈，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使者回复，随即出战。
将军像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前次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
于是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此。
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坐，一面安稳地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启程。舍下请多关照。”
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
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这样也可以躲过新闻记者”，此时确有邻舍远行的那种寂静气氛。英雄心情如此从容不迫，令人赞叹。
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
冈村宁次大概觉得这篇所谓“对弈记”写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和“军人风度”，故把它抄了下来，收入自己的回忆录中，抛开那些吹捧之辞，我们从中确可看出，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一职时的心情，是颇为自得，十分自信的。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或许更为准确：“我戴上崭新少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