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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曾国藩家训-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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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宫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4)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闾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手”。最令他难堪的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曾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摅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5)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同时又曾结有很深的仇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政。”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曾广、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此之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如蒋介石对曾国藩视若神明,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认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可见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    
  语言学家俞樾在《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等文中极力推崇曾国藩,但他的弟子章太炎则一反老师之所为,在《检论》中极力贬斥曾国藩,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更明确地说曾国藩是“不明春秋大义”的“汉不肖子孙”。自《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刊出后,曾国藩更声名扫地。文章认为,“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的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第二部分:学 问为学之道——吾人为学 最要虚心(1)
  ◆原文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于。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能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之道,不可轻率地去评价或讥笑古人。只有在堂上的人才能评判堂下之人的曲直是非,只有孔子才能评判百世。只有学问远远超过了古人,才可以讥评古人,排列古人的高下位置。现在讲理学的人,动不动就喜欢贬评汉唐时的儒家,并排列其高下次序。讲汉学的人,又喜欢贬评宋儒的高下。这都是狂妄而又不自量力的陋习。就好比文理未通的童生,让他去阅读衡量乡试的考卷,他所确定的高下次序,怎么会恰当呢?善于学习的人应该对古人的书籍,逐一虚心诵读,而不去妄加评论,这样做才是恰当的。    
  ◆原文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朱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以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丛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丛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    
  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会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从事学问,最要虚心,曾经见到朋友中有资质很好的人,往往悖才傲物,动辄就说别人不如自己。见到乡墨,就骂乡墨不通;见到会墨,就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官;还未入学的人,就骂学院。然而平心而论,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也没有什么超过人家的地方;不光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而且还有无法让人看的地方。只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短处,所以就光看到别人的不足。既骂了考官,又骂与他一同考试而先中的人。傲气长后,就不会有什么进步,所以就一生潦倒而已。    
  我平生于科名之事上极为顺利,只是小考时考了七次才中。然而每次不中,未曾说过一句怨言,只是为自己在考场上写的诗文太差惭愧而已。至今想起来,仍有如芒刺在背的感觉。当时我不敢口出怨言,这件事你们问父亲、叔父、朱尧阶就可以知道。因为考场之中,只有因为文章太差而侥幸得中的人,绝对没有文章写得好而被埋没的,这是理所当然。三房十四叔并不是读书不勤,只是因为太傲气,自满自足,所以没有能中。    
  京城中也有很多自满的人,有见识的人知道了,也就对此发一声冷笑而已。又有那些自认为是名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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